伊莲内·巴列霍自｜以为永恒者，其实很短暂

Irene Vallejo

2022-05-10

來源：勿食我黍

作者｜伊莲内·巴列霍 （Irene Vallejo）

1979年生于西班牙萨拉戈萨，自小因迷恋希腊与罗马神话而研读古典语言学，后取得萨拉戈萨大学及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博士学位。曾获研究资助赴英国牛津大学深造，多年来兼顾讲学、研究和写作，也为报纸杂志撰写专栏。

212年的某一天，三千多万人一觉醒来就变了身份。不是因为遭受了大规模入侵，原来的身份被人盗去，而是因为罗马皇帝的惊天决定。史料没有告诉我们社会反应如何，人们是不是压根就不相信或者暴乱了。惊讶是肯定的：此事从无先例。我敢肯定，就算在今天的21世纪，我们也不会看到类似的——哪怕只有一点点类似——场景。

突如其来的骚乱究竟因何而起？原来是卡拉卡拉皇帝下旨：从苏格兰到叙利亚，从卡帕多西亚到毛里塔尼亚，凡居住在帝国之内的自由民，从即刻起均为罗马公民。这是一项革命性的决定，一举抹掉了本地人和外国人的区别。由来已久的一体化进程在皇帝下旨昭告天下这一刻达到巅峰。这次集中授予公民权，即便不是历史记载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几次之一：几千万外省人一夜之间变成了合法的罗马公民。这份突如其来的大礼至今都让历史学家们大惑不解，它同时颠覆了古老和现代的公民政策：授予公民权是个渐进的过程，要对申请者设限，只满足一小部分人的要求。政治家、古代编年史家卡西乌斯·狄奥怀疑：在卡拉卡拉貌似慷慨的政策下隐藏着敛财的目的。新罗马公民都应如实缴纳继承税和解放奴隶税。玛丽·比尔德分析：如果政策的目的是敛财，那么这样做起来太麻烦。我不认为如今有哪个国家打算一下子让三千万人拥有合法身份只是为了收税，无论税额总量有多高。毫无疑问，皇帝的决定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在危机时刻让更多的人对罗马帝国有身份认同是个聪明的办法。

从逻辑上讲，普及公民权会降低其重要性。一项特权的藩篱被打破，很快会有新的特权取而代之。3世纪，高等公民（富贵精英和资深军人）与低等公民之间的区别已经相当明显。法律承认这两种人在权利上的不平等：前者被依法免除羞辱性惩罚和酷刑，如鞭刑或被钉上十字架，而后者依然会遭受过去奴隶或非公民所受的羞辱。财富的界限取代了地理的边界。

尽管实际生活中不乏许多偏见、摩擦和掠夺，但古罗马文明从源头上就表现出明显的包容性。传说在一千年前罗马城刚建好时，罗慕路斯就欢迎外国人，称得上来者不拒，其中最瞩目的是为最绝望的逃犯和被告提供庇护。卡拉卡拉只是将该想法做到了极致。罗慕路斯的后代们确实施行过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融合政策：血统纯正无关紧要，肤色不用放在心上。解放奴隶的程序十分简单，而获释奴隶的待遇基本同公民一样，其子女也是完全意义上的公民。我们不知道古罗马人口究竟多元化到什么程度，他们对此并不在意。也许他们是在现代社会之前种族最多元化的人群。在罗马当然有人会说：奴隶太多会损害爱国精神。许多人认为外国人没有主动做点什么来融入罗马帝国的大家庭。然而，在那些反对者中，即使是观念最迂腐的人也理解不了当代“非法移民”或“无身份移民”的概念。

商人、军人、官僚及管理者、奴隶贩子、带着成功梦去首都闯荡的外省有钱人，总之，人口前所未有地在罗马帝国范围内流动。不列颠的上层阶级中有人来自非洲北部；每年都有执政官和高级公务员被派往偏远地区；古罗马军团的士兵来自四面八方；甚至最穷的人也加入移民大潮。一则寓言这样写道：“穷人行李少，很容易从一座城市搬到另一座城市。”

历代皇帝执着于全球化图景并大肆宣扬：罗马不仅是世界的统治者，也是全人类共同的家园；罗马是一座伟大的城市，是国际化大都市，可以接受生活在每片遥远土地上的人。修辞学家埃利奥·阿里斯蒂德斯阿谀奉承地写了一篇华丽浮夸的《罗马献辞》，文中写道：“无论在海洋还是陆地，距离都无法阻止一个人成为公民；无论来自亚细亚还是欧罗巴，这里的一切都为所有人开放；在罗马，所有人都值得信任，没有人是外国人。”这也许是对该理想的最佳表达。当时的哲学家们坚持认为：罗马帝国实现了从古希腊文化传承而来的世界主义梦想。212年，卡拉卡拉颁布了《安东尼努斯敕令》，从法律层面彻底推行了该想法。除此之外，身为统治者，他没有留下任何可圈可点的政治遗产。他任性，动不动就杀人，结果他二十九岁在美索不达米亚路边的排水沟方便时被自己的保镖杀死。尽管在位期间他没有太多理想主义的表现，但他崇拜亚历山大，想效仿后者建立帝国，让全世界的人都成为罗马公民。他出生在卢格杜努姆，今天的里昂。他是个混血儿：父亲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是柏柏尔人，肤色偏黑；母亲尤利亚·多姆娜出生在伊麦萨，今天的叙利亚霍姆斯。他不是个特例。他被任命为皇帝时，之前已经有多位罗马皇帝不是罗马本地人，甚至连意大利人都不是。古罗马大权在握的精英们的肤色根本不像大理石雕像那样白。

如果不是种族、肤色、出生地，那么是什么将居住在苏格兰、高卢、伊斯帕尼亚、叙利亚、卡巴多西亚和毛里塔尼亚的人联系在一起？在如此广袤的疆域内，有哪些纽带让古罗马人互相理解，抱有同样的愿望，认为彼此属于同一个大家庭？是文字、思想、神话和书籍。

感觉自己是古罗马人意味着居住的城市街道宽敞、横平竖直，有体育馆、公共浴场、广场、大理石神庙、图书馆、拉丁语铭文、引水渠、排水渠；意味着知道谁是阿喀琉斯、赫克托耳、埃涅阿斯、狄多；意味着书卷和古抄本只是寻常物品，见了不必大惊小怪；意味着需要缴税给可怕的收税官；意味着坐在圆形剧场的台阶上，被普劳图斯的笑话逗得哈哈大笑；意味着会从李维的《罗马史》中了解古罗马最初的历史插曲；意味着会听斯多葛派哲学家讲述自我节制；意味着会了解——甚至亲身服务过古罗马军团这架不可阻挡的战争机器。马赛克、宴会、雕塑、仪式、山墙、浅浮雕、有关胜利和痛苦的传说、寓言、喜剧和悲剧，借助声音、石头和莎草纸，上述种种共同打造出古罗马人的身份认同，其扩张后的版图已经大到人们无法想象，这是第一个属于欧洲人民的共同的故事。

散文和虚构类作品踏上全球化帝国的通达大道，从已知地理范围的一端走到另一端。书籍在灿若群星的公共图书馆和私人藏书馆中找到了安身之所，简直是盛况空前。它们在相隔遥远的城市，如布林迪西、迦太基、里昂或兰斯的书店被抄写，被出售，吸引着不同出身的读者。经过无数代文盲之后，古罗马学校开始教人识字了。外省富人跟首都贵族一样购买专门抄书的奴隶。罗马一位家财万贯的公民在埃及有一处庄园，他的财产清单包括：五十九名奴隶、五名公证员、两名抄写员、一名秘书和一名书籍修复师。许多抄写员为个体或商人服务，他们每天伏案很久，守着墨水瓶、尺子和硬杆羽毛笔，以满足主人对文字的需求。此前从来没有遍布几大洲、人数如此众多的读者被同样的书联系在一起。读者数量的确无法以百万计，也无法以十万计，恐怕在最好的时期也只能以万计。但在当时看来，这个数字已经相当惊人了。

正如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所言，在古代社会有一段相当漫长的时期，永不疲倦地抄写出来的书籍似乎成了主要的文化难题之一。这么多书放在哪儿？放在架子上怎么排列？如此庞杂的知识怎么记到脑子里去？对生活在当时环境中的人来说，这么多精神财富要是浪费了，那简直不可想象。后来，这整项事业不是突然地，而是非常符合逻辑地，渐渐地走到了终点。貌似稳定，实则脆弱；自以为永恒者，其实短暂。

大地在脚下晃动。接下来几个世纪的关键词是无政府、分崩离析、蛮族入侵、宗教地震。恐怕是抄写员首先察觉到事态严重，他们接的活越来越少，抄写工作几乎完全中断。图书馆走向衰落，在战争和暴乱中惨遭洗劫，或干脆无人打理。可怕的日子持续了好几十年，图书馆被蛮族掠夺，被基督教狂热分子破坏。4世纪末，历史学家阿米安努斯·马塞林努斯抱怨道：罗马人正在放弃严肃阅读。站在他所处的社会阶层的道德视角，帝国正在无可逆转地瓦解，国民们却在最荒谬的小事上虚掷光阴，实在让人气愤。文化纽带也在逐渐消失：“过去因认真学习而备受尊敬的少数人家如今好逸恶劳，贪图享受。不请哲学家，而请歌手；不请演说家、雄辩家，而请玩乐方面的专家。图书馆大门紧闭到里面能闹鬼；人们反倒去给演员造什么水动风琴、巨大的里拉琴、彩车和笛子。”他还伤心地说，马车居然在满是行人的街道上一路自杀式地狂奔。帝国覆灭之前的苦闷已经弥漫在空气中。

在5世纪，古典文化遭到了可怕的打击。蛮族入侵一点点地摧毁了西部省份的古罗马学校体系。城市式微，有文化的民众数量降至极低。哪怕在古罗马最好的时期，文化人也只占人口总量的一小部分，但这一小部分的数量也很可观，在某些地方真的是有一大群人。如今读者数量再次锐减，他们成为一座座小小的孤岛，彼此之间失去了联系。

经过长时间的苟延残喘，西罗马帝国于476年灭亡，末代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悄无声息地退了位。在各省陆续继位的日耳曼部族对阅读不感兴趣。蛮族洗劫公共设施和私人宅邸，肯定没有故意针对科学研究，但他们的确对保存书籍——无形的知识和创作宝库——没有半点兴趣。被赶出宅邸、变卖为奴或流放到偏远农场的罗马人无暇顾及失去的藏书，他们有更迫切的生存需要，心中也有更深的哀痛。昔日的读书人如今要烦的是不安全、病痛、歉收、被收税人榨干最后一分钱、自然灾害、粮食涨价，以及站错边，恐有性命之虞。

一个长达好几百年的时代开始了，大部分定义我们的思想都面临灭顶之灾。士兵们举着火炬点火，蠹虫们悄悄地一点点啃食，亚历山大的梦想再次大难临头。直到印刷术发明之前，数千年的知识只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这些人进行了英勇的、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拯救工作。如果知识没有被遗忘干净，如果古希腊罗马人的思想、科学发现、想象力、法律和反叛能被保留下来，这应该归功于经过许多个世纪的探索和实验，书籍的形式已经完成。尽管曾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中穿行，如哲学家马丽亚·桑布拉诺[7]所言，有了书，欧洲的历史就永远是一条能通往复兴与启蒙的道路。

随着罗马帝国的日渐瓦解，书籍如履薄冰的几个世纪拉开了帷幕。529年，查士丁尼一世皇帝禁止那些“疯狂信仰异教”的人从事教学，“以免他们腐化学生的灵魂”。他颁布敕令，强行关闭了雅典学园，而这座学园的历史可以骄傲地追溯到一千年前柏拉图本人那里。异教徒文学十分危险，误入歧途的人们需要政权保护。从4世纪初起，狂热的政府官员就冲进公共浴场和私人住所，没收“与邪教和巫术有关”的书籍并公开焚毁它们。经典作品的抄本以及其他所有书的抄本的数量均呈断崖式下跌，这一点也不奇怪。

我想象着一位被放逐的哲学家在幽灵般的雅典城里忧伤地散步，他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悲观。异教徒的神庙大门紧闭，废弃多时，已近坍塌；昔日美轮美奂的雕像要么被挪走，要么已经面目全非；圆形剧场里鸦雀无声；图书馆铁将军把门，已经成了灰尘和虫子的王国。充满智慧之光的首都雅典不许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最后一批弟子教授哲学，让他们无以为生，如果拒绝接受洗礼，他们还会被流放。古老的帝国正在灭亡，入侵并掠夺的蛮族们将古文化的奇迹一把火烧掉，凶残是肯定的，更糟糕的是冷漠。不许教授的思想，注定被焚毁的书籍，等待它们的是怎样的结局？

是结束。

于是，如在梦中一般，哲学家目睹了一大堆奇异的景象。在文盲军事首领控制下的欧洲，当没落看起来已经不可避免时，古罗马的寓言、思想和神话不可思议地躲进了修道院。每座修道院，包括它的学校、图书馆和缮写室，都保存了衰落时期亚历山大博物馆的一束光。在那里，一些修士，包括修女，都成了不知疲倦的读者、藏书者和做书的工匠。他们学会了烦琐的羊皮纸制作工艺，逐字逐句地将异教徒最优秀的作品抄写并保存下来，甚至还发明了彩绘插图艺术，将中世纪古抄本的书页变成了一幅幅彩绘玻璃画，上面有各种图案、有金粉、有各种颜色。抄写员和插画师有男有女，他们耐心细致的工作使知识偏安一隅，抵挡住了混乱的冲击。

这些都太不可能发生了，只会是一场梦。哲学家再次落入宿命论，这般告诉自己。

突然，他看见了几个世纪后最早在博洛尼亚和牛津出现的大学——苏醒的柏拉图学园——校园中嘈杂的场景。渴望快乐和美的师生们像回家一样再次去寻找古代经典作家的文字。新的书商敞开作坊大门，为他们提供精神食粮。

从想象不到的遥远的地方，走过伊斯兰国家的道路和若干文明的边界，风尘仆仆的商人从中国和撒马尔罕将一件神奇的新生事物带到了伊比利亚半岛。为了纪念古老的莎草纸，大家管这件新生事物叫“纸”。如果一切适时发生，这种比羊皮纸便宜很多的纸、这种更方便大批量生产的新材料及时抵达欧洲的各大十字路口，将促进印刷术的腾飞，并彻底改变西方文化的面貌。

这些奇思异想都只是消化不良引发的幻觉，是自己吃了一块发霉的奶酪或一盘咸鱼后孕育出的场景。哲学家用冰冷的逻辑分析着自语道。

这时，他看见了一些固执的追梦人，他们是拿着羽毛笔执意要重现古代文明辉煌的人文学者。他们充满激情地阅读、抄写、编辑、评论能读到的劫后余生的异教徒文字。最勇敢的人斗胆翻身上马，从偏僻的小道、积雪的山谷、幽暗的森林、几乎已消失的山间小路去寻找中世纪偏远修道院守护的孤本，试图用这些古老智慧残留的抄本让欧洲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与此同时，一位叫古腾堡的宝石雕刻师发明了一种古怪的、金属制造的抄写机器，它可以永不停歇地工作。书籍再次大量传播开来，欧洲人重拾亚历山大的梦想：拥有无穷无尽的图书馆和无边无际的知识。造纸术、印刷术和免于恐惧与罪恶的好奇心携手迈向现代化的门槛。

这些景象只是胡说八道。哲学家再次陷入悲观。

无边的想象力又往前推进了好几个世纪，他猜到有些男人戴着奇怪的假发，推崇古老的通识教育，他们出门去进行百科全书式的冒险，为了拓展知识的边界，和打败起破坏作用的顽固文本。在遥远的18世纪，知识分子革命者在灿烂古文明的基础上建起了信仰理性、科学、法律的大厦。

尽管21世纪的人们崇拜新生事物和高科技——尤其是那种可以用手指点来点去的奇怪发光板，但他们依然在与经典作品的对话中，继续形成对权力、公民、责任、暴力、帝国、奢侈、美丽等基本问题的看法。因此，我们深爱的事物终会得到拯救，只是要走过一条坎坷崎岖的道路，路上岔道太多，人们一不小心就会迷路。

所有这些像梦一样，很不真实，头脑清醒的人才不会相信如此荒唐的假设，哲学家自语道。只有神迹——或令基督徒欣喜的奇迹之一——才能拯救我们的智慧，将它妥善安置在明日的不可能图书馆内。

—End—

本文选编自《书籍秘史》，注释从略。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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