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
原文网址：
https://monthlyreview.org/2019/02/01/new-means-of-workplace-surveillance/
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工作场所的监控引起了学术界和主流媒体的极大关注。其原因是新的电子工作场所监控手段，这已经被越来越多地被雇主采用并扩散。举几个例子，现在，雇主可以跟踪员工的动向、记录他们的对话、实时登记和分析他们的表现、并使用生物识别信息进行身份识别和访问控制。大多数关于这方面的学术分析强调，新的监督技术到底是如何提高雇主监督雇员的能力，而这往往侵犯各种劳工权利。在不同的媒体渠道——包括一些最有影响力的媒体，如纽约时报、英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他们对于新监控技术的讨论也集中在其对员工隐私的侵犯或歧视。然而，重要的是，诸如工作场所对员工监督和侵犯隐私的现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直存在。作为雇主进行交易来寻求利润最大化的商品，劳动力需要某种形式的监督和评估，这必然会对工人的隐私产生一定程度的干扰。这方面的问题是，今天的工作场所监督是否与以前的各个时期存在根本性的不同。换句话说，现在的监督程度仅仅是量变，还是影响员工监督的质变？我认为后者才是答案，这对工作场所中的权力关系本质的诠释具有重要意义。从历史上看，工作场所监控主要结合了视觉观察和抽象时间，还侧重于员工绩效。然而，新地区通信技术的发展为雇主控制员工生产力的方式带来了重大变化。以前，工作场所监控是独立的，仅限于主管的目光，并且仅限于工作场所。现在，监控之眼无处不在，电子设备和传感器不断地在工作场所之外实时收集和处理关于员工绩效的数据，诸如Fitbits等生物识别技术和可穿戴技术能够检测工人的体重指数、胆固醇水平、身体活动、睡眠质量、疲劳程度等。员工的数据化构成了工作场所监督历史上的质变，这种变化可以使工人的表现和身体活动，转变为可审查和操纵的代码数据流。因此，单个员工成为经理仪表板上的分数、向上或向下的轨迹、可追踪历史记录的进程、或公司服务器上的日志文件——这些东西以数字形式存储，并且工人无法掌控其处理过程，实质上工人们被蒙在鼓里。虽然电子监视的激增和个人的数字化是现代社会特有的一种普遍现象，但是，工作场所数据流量的日益集中，大大超出了普通人生活中受到监管的程度。在福柯的早期研究中，他考察了机构的建筑设计，如收容所和医院，即如何在空间上分配个人并组织一个可见性领域，让观察者有权审查和控制被监视的人（病人、工人、囚犯等）的行为，并惩罚那些行为违反既定规则的人。福柯表明，这些制度中权力的本质不仅限于镇压的力量，还涉及到建立“驯服的身体”。被观察者意识到他们处于不断的监视之下，将现有的规训内化，并以所需的方式行事，而不是强迫——也就是说，他们对自己行使权力。在他后来的作品中，福柯专注于生命权力（biopower），据他所说，这出现在十八世纪下半叶，后来与规训技术并行。生命权力的发展，是国家通过对其总体特征，如出生率和死亡率，经济周期，流行病率等等，人口的健康状况不佳会被认为是对国家权力和财富的威胁。因此，对员工健康和健康的日益增加的监控可以被理解为私有化和行使生命权力的一种形式。随着生命权力的出现，各国政府开始关注人口的福利，并通过各种政策运动纳入医疗体系，这就是生命政治的来源。
视觉凝视和抽象时间
旧有的监视工作场所模式：
与以前的生产方式相比，资本主义的一个关键区别特征是劳动力的商品化。正如马克思所观察到的那样，资本唯有在市场上遇到“特殊商品”劳动力时才能生存。“劳动力购买者通过设置其卖方来消费......并通过限制任何潜在的浪费和滞销来寻求利润最大化。这反过来又需要监督和控制。这是一个类似营房的学问，工厂中制定了一个完整的系统，并将......监督工作最充分地发展，从而将工人分为体力劳动者和监督者。“的确，资本主义工作场所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机构，收容所、诊所、医院、军营和学校亦然。福柯参照边沁命名，称之为“全景敞视（panoptic）。它的显着特征是核心领域监视着被空间分割的个体。正如福柯所观察到的那样，这个设计被用来维持纪律并灌输顺从意识。环形监狱的灵感来自于工厂劳动的组织。事实上，边沁从他的弟弟塞缪尔那里借用了这个想法，后者被俄国王子波将金（Grigory Potemkin）借用来管理他的工场。塞缪尔关心的是如何最好地培训和监督一支缺乏经验的当地工人队伍，并提出了一个建筑圆形工厂的想法，工人将从中受监督。福柯认为，全景敞视机构的规训能力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因为它为资产阶级提供了有效而廉价的手段来应对其社会状况（例如越来越多的乞丐，流浪汉，劫匪和无纪律的工人），并向普通民众灌输适当的工作习惯（如作为服从，尊重权威，时间管理和效率）。正如他在《规训与惩罚》指出的那样，监狱和工厂的模式如出一辙，这不奇怪。然而，福柯并没有想出解决工作场所凝视的办法。视觉观察和抽象时间的结合，也体现在评估工人在一定时间里达到的的不同任务或目标。时间一直被用来控制劳动过程，例如，修道院办公室的钟声被用来标记中世纪欧洲公会（Guild）劳动者的工作日，然而，当时还没有用时间来衡量每个工人的努力程度，公会劳动者能随心所欲。事实上，时间的私有化只发生在人力劳动力成为商品的资本主义兴起之后。从技术上讲，从18世纪开始，时钟进入每个工作场所都是通过传播便携而精确的机械钟来实现的，“将工作时间完全抽象为商品化时间。”到了18世纪末，“工作、工时和工资之间的联姻成为工厂的标准。”剥削作为增加剩余价值的手段的泛化和强化是有区别的，前者指的是增加工作时间（例如，延长工作日或减少休息时间）的方法，而后者则寻求提高工人生产能力（例如，加速工作节奏或使劳动过程更有效率）。剥削泛化是19世纪工厂劳动过程的特征，在本世纪下半叶遇到越来越多的工人抵抗和改革运动之后，这迫使工厂所有者专注于提高生产力，即剥削强化。而在马克思之前，剥削主要涉及对更好的机械设备的投资。几十年后，秒表进入工作场所，这是提高生产力的重要里程碑，由此而生的工作场所监督促进了科学管理的诞生。泰勒是科学管理的带头人，他试图分析劳动过程，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人的生产力，这将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一方面，限制生产过程中浪费的时间，例如减少动作距离，消除不必要动作，特别是通过打击工人怠工； 另一方面，制定预先计划的生产目标，将劳动过程分成一系列基本操作，这些操作甚至可以由非熟练劳动者轻松完成。泰勒认为，“只有通过采用现代科学管理才能解决问题”，雇主才能获得“每个员工和每台机器的最大产出”。“泰勒主义制度的规则是，未观察到的工人是一个效率低下的人。在这方面，泰勒的创新有助于进一步扩大在工作场所内的监督权力，在凝视下建立“一种解剖-时间顺序的行为模式”。泰勒制之外：亨利▪福特在监测工人卫生和健康方面的实验，这或许私营企业最早行使生命权力的尝试。1913年，福特通过引入移动装配线大大提高了生产率，然而，工人替换率急剧上升。1913年，每当公司想要向其工厂人员增加100名员工时，它就不得不雇用963名，因为工人技术熟练后就会离开。福特的解决方案是将工资增加一倍。1914年，福特宣布工人每天将获得5美元，工人流失率立即下降。但是，高工资是有条件的：工人要采用健康和所谓的道德生活方式——获得5美元的工人是“22岁以上的男性雇员，过着干净、清醒和勤劳的生活”，或者“和家人同住的干净、清醒和勤劳的已婚男人”。在一份名为”对员工有用的提示和建议“的小册子中，该公司解释说，每天只需要为那些“健康干净地生活”、“让他们的房子保持清洁”和“他和他的孩子经常洗澡”的员工每天支付5美元。公司还建议员工“如果发现体重减轻，持续咳嗽，就应该立刻去医生办公室”。福特成立了所谓的社会部门，配备了大约30名“检查员”，以监督工人及其家人对这些标准的遵守情况。检查员会向员工及其邻居突击检查，“收集每一位员工的信息”，要求他们说明自己的生活条件和方式。那些被认为不够健康或道德的人立即被取消每天5美元工资的资格。正如葛兰西在对福特主义的分析中指出的那样，福特对员工健康和道德的关注与客观条件的变化有关——大生产的发展和劳动力的增加，这需要身体健康的劳动者能够忍受装配线的节奏。葛兰西认为，福特的装配线是“更加疲惫”的“劳动力消耗”形式，福特试图控制工人的健康和道德，意味着“在工作之外保留一定的心理和生理平衡”，防止工人的劳动能力被新的生产方法所耗尽。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里，每个足迹都会被数字化记录。的确，员工在工作场所内外的活动情况也是如此。员工的对话会被记下来，员工电脑屏幕的截图和所有执行的操作（使用的软件， 打开文件，键入文本等）也被存取。此外，雇主越来越多地使用生物识别信息（视网膜和虹膜扫描，电子指纹识别，手形几何等）进行身份识别和访问控制，这也有助于雇主分析个别员工的运作。如今，在用户活动监控（UAM）行业中运营的企业有很多，行业领先的公司都是美国的，最近也在其他国家开展业务。目前的UAM市场估计为11亿美元，预计到2023年将增长到33亿美元。让我们以Sonar开发的InterGuard为例。InterGuard为雇主提供记录和分析员工电子邮件，社交媒体，即时消息，击键，互联网，地理定位，文件和打印活动。InterGuard表示，雇主“将始终使用智能搜索对鉴定数据进行分类”，例如对任何活动的员工绩效进行比较分析，在任何时间段内对所选用户进行报告，以及针对异常行为模式的警报。类似的服务现在由各种其他产品提供。根据美国管理协会的统计，66％的公司监控其员工的互联网使用情况，45％的记录按键，43％的跟踪员工电子邮件。现在还有使雇主能够跟踪雇员运动的技术。例如，亚马逊仓库装载机携带的设备直接连接着货架。如果装载目标过少，则实时“提醒”货架——经理可以向这些设备发送消息，告诉工人加速，停止说话或传达其他命令。跟踪系统已被物流公司广泛使用，早在2009年，联合包裹服务公司（UPS）就开始使用从远程传感器和GPS设备无线传输数据到计算机进行分析的技术。监控系统现在包括手持式物流信息采集设备，每个送货卡车有200多个传感器，可以跟踪从车速到安全带扣的所有内容。最近，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名中层管理人员向她的雇主提起诉讼，因为她卸下了公司给她的iPhone应用程序，该应用程序追踪她的工作，甚至在非工作时间和手机关闭时监控她的驾驶速度。虽然雇主继续为员工提供电子设备，但是，这其实是对员工的监控伎俩——这些设备仍然是雇主的财产，他们可以随时访问设备的数据。一些公司开发的设备除了跟踪员工流动外，还分析工作中的社交动态——员工如何交谈，聊多长时间，什么语气，他们怎么坐在午餐，与谁一起喝咖啡等等。2015年，位于波士顿的分析公司Sociometric Solutions为20家公司提供了配备麦克风，位置传感器和安装速度测量器的的员工身份徽章，以便检查员工互动如何影响绩效。其中一个公司美国银行发现，在自助餐厅里，某些人只与另外三个人坐在一起（四人座位），而另一些人则坐在十一个人的座位上（十二个座位）。那些坐在较大的桌子上的人，一周内的工作效率提高了36％。当公司开始裁员时，坐在较大餐桌旁的员工的压力水平比坐在较小餐桌旁的员工低30％。最近，沃尔玛获得了一项名为“收听前端”的系统专利，该系统使用声音传感器，除了记录工人和购物者的谈话外，还监控特定的噪音，如物品扫描仪的哔哔声和袋子的沙沙声。这诱使美国出现了一个完整的行业，行业内的公司专门研究数以万计员工的行为。例如，Evolv在全球范围内分析了超过5亿个员工数据点，例如员工与其主管或其他人交谈的频率。最近的一项发展是“微芯片”——将米粒大小的射频识别（RFID）植入物置于皮肤下，这是瑞典企业Epicenter开发的一项技术，其大多数员工现在已植入这些微芯片。位于威斯康星州的另一家公司Three Square Market最近也在将半数员工微芯片化，这被称为“芯片派对”。根据Epicenter的首席执行官的说法，植入物的关键优势在于它“减少你的日常附中，不必再携带其他通讯设备、信用卡或钥匙”，它允许个人操作打印机，打开电子锁，从公司自动售货机购买零食，诸如此类。因为该设备的便利性，三方市场代表认为“每个人不久后就会植入芯片”。同时，他们承认这些芯片能使管理层跟踪员工的每一步行动，无论是厕所休息的数量和持续时间，还是从公司自动售货机购买饮料和食品。除了监测员工生产活动之外，近年来，美国的企业尤其注重员工的健康，他们制订健康计划，并促使员工采取“降低健康风险、提高生活质量、加强个人效率的行为”。现在有三分之二的美国雇主实施健康计划，2013年，99％的大公司（拥有200名或更多工人的公司）提供至少一项健康计划，在提供健康福利的美国雇主中，74％在2014年提供至少一项以下健康项目：减重计划，健身运动，生物识别筛查，戒烟计划，个人健康指导，营养或健康生活课程，这需要网络中的健康生活资源，接种预防流感或其他疾病的疫苗。为了鼓励员工参与健康计划，大多数公司使用财务优惠措施，例如降低健康保险费，减少现金支付的医疗费用，用现金，礼品卡和赠品来减少员工自付额。根据针对121家美国雇主的调查显示，到了2015年，这种优惠金额从2014年的人均594美元和五年前的430美元，攀升至创纪录的每位员工693美元。目前美国健康计划的市场规模估计为60亿美元，预计将在2023年超过130亿美元，每年增长8％。在全球范围内，2014年市场规模估计为407亿美元，其中职工健康方案覆盖了约9％的国际劳动力，主要是那些生活在工业化国家或为大型跨国公司工作的人。除此之外，据预测，“在未来5到10年内，职工健康运动将在世界范围内继续进行。”越来越多的健康计划需要收集和分析有关员工健康的个人数据。例如，沃尔玛向Castlight Health购买服务，包括评估员工的医疗数据，并推动员工参与减肥计划或物理治疗，而不是昂贵的手术。瑞典公司Scania AB更进一步，他们推行其“真正员工”和“24小时员工”政策，旨在鼓励员工承担起保持良好身体状态的责任，从而保证工作状态良好。正如一位人力资源管理人员所说，“Scania AB在工作内外都关心员工。我们试图帮助他们过上更健康的生活。我们对员工的关心并未在下班时结束。”正如公司卫生部门的一名护士所说，”如果你只吃快餐而从不做任何运动，你最终可能会成为一个相当缺乏吸引力而无用的员工。”除了传统的体检外，许多健康计划还提供生物识别筛查，并越来越多地采用可穿戴技术对员工进行数字化监控。Fitbit，Nike + FuelBand和Jawbone UP等设备可以记录睡眠质量、疲劳程度和定位等与健康相关的信息，现在雇主试图让这些设备作为其健康计划的一部分，第一个这样做的是BP America，它在2013年推出了Fitbit手镯。2015年，至少有24,500名BP员工使用，无数美国雇主也纷纷效仿。Profusion使用Fitbits和其他应用程序，全天候跟踪171项指标，根据获得的数据，该公司将被跟踪人员分为“忙碌”或“烦躁不安”类别。Peerfit的创始人Edward Buckley预测，五年内，可穿戴设备将跟踪更多员工健康方面，用数据来激励员工的措施将成为大多数工作场所的常态。 随着新的电子监视手段的激增，人体被从其辖域环境中抽象出来，被分成一系列离散的流动，然后被重新组合成不同的“双重数据”，以便进行详细检查并进行干预（例如，商业、安全和公共服务），甚至直接影响其生活的方式（例如他们获得信贷的机会，获得津贴的资格，以及是否允许登机）。总体而言，“现在整个社会的数字化过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多种监控、评估和分析方式，最终以此进行管理。作为员工使用可穿戴技术的推动者之一，来自伦敦大学Goldsmiths的Chris Brauer在2015年预测，越来越多的管理人员将拥有每个员工的绩效和健身轨迹的仪表板，公司经理开始越来越像体育经理，就像足球经理不会让受伤的球员上场，公司经理也不会让疲劳的员工上班。2015年，健康监控产业市值估计为110亿美元，业内领先的公司之一BetterWorks开发了“融合社交媒体，健身追踪和视频游戏方面的办公软件”。“老板和员工（实质是老板主导）设定了长短期目标，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数字仪表板上记录员工的进度。”今天，关注员工健康是对员工生产监控的补充，这是工作场所中生命权力私有化的一种形式，其范围甚至比福特希望的更大，这实现了工人的生活和身体的入侵。事实上，以前福特最终不得不终止对工人家庭和生活方式的监控，因为员工越来越抵制其不宜的家长式作风。相比之下，现代技术可以轻松获取员工详细个体信息，无论在工作地点还是家里的厕所。此外，我们现在看到，Uber和Postmates等数字平台的快速增长使客户和员工聚集在一起，监控是数字平台的运作方式，通常采用基于客户反馈分配给员工的总体绩效评分或排名的形式。在这些平台上注册的工人——例如家务（Workday，Upwork，Elance，TaskRabbit）或城市交通（Uber，Lyft，Zipcar）——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数字档案存在，这主要包括他们的表现分数以及其他指标。至关重要的是，只要平台继续在线显示其个人资料，它们就作为工人存在；它们的分数一旦低于某个阈值时，它们就会被平台解雇。所有这些发展都对工作场所的权力关系产生重要影响。随着主管的视觉注视被自动电子凝视所取代 ，即电子自动化的、连续且实时的数据收集和分析，这意味着工作场所的全景层面监测力度大大增加。雇主现在能够更好地发现员工的消极怠工，也更容易管理工人。例如，每日邮报在最近对格拉斯哥的亚马逊仓库工作条件进行的秘密调查中发现，电子监控范围非常巨大，以至于亚马逊员工被称为“亚马逊僵尸”，并且发现立即采取的纪律处分措施，其处罚理由有，不按时间表工作，或者被认为在洗浴休息期间被花费时间过长。此外，新技术允许比以前更加个性化的监督，在个性化监控中，所有员工的每个细节，一览无遗。个性化监视将迫使每个工人表现更好，乃至优于团队成员现在已有这类自律的实例。例如，在UPS，一些工人试图超越并击败目标额，而另一些人则承认他们“受到恐吓并且......工作得更快。”在部署其监控系统的四年内，UPS每天额外传送了140万个包裹，少了一千个司机。同样的见解可能来自Benjamin Snyder和Karen Levy对长途卡车司机的研究，在不断的电子监控下，驾驶员感到压力，即使在需要睡眠时也不会采取强制性休息，而选择继续工作。因此，回到马克思剥削泛化和强化的区分，现代工作场所的监视能力的提高有助于两种形式的剥削，员工“宁愿”增加工作时间和强度。至关重要的是，无孔不入的生命权力促使员工自我监管。对于福特员工而言，追求健康和所谓的道德生活方式是为了不失去加倍工资；对于现代员工而言，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就业能力——他们员工数据对雇主的吸引力。这给工人带来了额外的压力，他们不仅要提高工作效率，还要身体健康，更加自律（例如采取饮食限制，更经常地锻炼，戒烟）。现在，理想的工人的形象已成为“在辛勤劳作一天之后，还能继续愉快地在一节锻炼课上领操的运动上瘾型雇员”。因此，企业健康计划“正在带给员工内疚和焦虑”。尽管这种新的工作场所监测模式有显着增长，但仍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特别是在健康监测方面主要局限于美国。美国以外的监管领域出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发展（特别是关于欧盟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这表明新监测技术的传播将是有限的。但是，如果工人要保持他们的人性，他们所需要的是广泛动员和反对这些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