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再世不做“优等生”
2022年初以来，新冠奥密克戎毒株再次冲击我国多个省市，其更强的传染力和更低的重症率，对2020-2021 年形成的防控模式带来了不小的挑战。这一点在上海市此轮疫情爆发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当地疫情的爆发叠加了非常复杂的技术和社会因素，同时，即使是在多方面付出了空前高昂代价的情况下，我们依然没能看到疫情扩散趋势发生明显转折。本文重点如下：
· 现有上海疫情相关话语，主要是市民阶层及其批评者之间的攻讦，但对立双方其实暗中共享了一种“优等生”预设。
· 上海过往的优越，如今的跌落，均因为处在全国不等价交换体系的特殊位置，而不是在本质上具有某些“文化基因”。这应当成为真正的“上海常识”。
· 尽管“上海性”的话语是虚幻的，但以此为名义的社会自救行动则是真实的，而且具备远远超越前种话语的潜能。知识生产者应当抛却包袱，用更好的思路将现实材料“问题化”。
· 上海应当向平凡致敬，让此前被剥夺的边缘人变成城市的主人。疫情依然不令人乐观，但它照亮了我们既往的错误，也为我们迈向全新的前景提供了“传送门”。
一、关于上海防疫的“优等生”话语演变
上海市在本轮疫情爆发以来，本地“市民社会”主流文化的话语经历了如下演变：【传染病隐秘扩散阶段（2 月下旬-3 月上旬）】其它省市零星报告自沪人员携带病原体——“弹性防控是上海独特制度优势的体现！”……
【疫情爆发初期（3月12日-27日）】出入沪收严，部分社区封控——“面对全国的生硬管控倾向，保卫上海的人性化管理！”……
【疫情严控I期（3月28日-31日）】浦东封控，筛查发现 4 日新增病例破万，数据曲线陡增。“周浦医院”“血透老人”等新闻引发热议——“上海此前的管理竟然如此儿戏，本地官僚哄骗了市民！”……
【疫情严控II期（4月1日-5日】浦东未能如期解封，浦西迎来封控，筛查发现更多病例，但增速放缓。同时居民普遍物资断链、“东海养老院”、“幼儿单独隔离”、“市民与疾控对话录音”等新闻引发更大舆论——“官民团结，攻克时艰！”，“上海要铭记代价和教训！”，“本地官僚依然尊重常识”……
【疫情严控 III 期（4 月 6 日至 20 日前后）】全市未能如期解封，第一轮“三区划分”未能改变实质性的社区封楼，甚至物流进一步限流，同时新增病例陡然反弹（7 日增 3 万），这造成公众对管控有效性的普遍怀疑。“扑杀柯基”、“阳性误判”、“方舱漏雨”、“居委电话录音”、“张江公寓”、“九亭抢仓”、“夜袭老人”、“儿童百里远征”、“辽宁蔬菜被扔”等新闻屡屡引爆舆论——“上海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上海耐力已达极限”，“人祸远甚于病灾”，“把上海还给我们”……
【疫情严控 IV 期（4 月下旬）】第二轮“三区划分”、“动态复工”和物流体系复苏对生活有所恢复，但解封前景依然渺茫。“四月视频”、“浦东硬封控”直接引起大规模互联网行动和居民抵制——“保卫上海”，“必须自寻出路”，“京广居民勿蹈覆辙”……同时，我们注意到一部分外地网友对上海的评语也耐人寻味——“上海游离于全国严控方针，乃是买办性的体现”，“上海本地官僚藏有坏人，恶意躺平”……上述话语哪怕在字面上千差万别，甚至不乏冲突，但普遍共享了一种潜在前提——上海是毋庸置疑的“优等生”，它无论从“实然”还是“应然”来看，都具有更强大的能力、更文明的面貌。乃至于想要解释它的失败，也要诉诸“阴谋论”才最合适……然而**“阴谋论”的指责，何尝不是变相的吹捧和神化呢**——“成绩差是因为不想好好考”的潜台词不就是“原本实力不凡”么？
二、上海真正需要回归的“常识”
有没有一种可能，上海本身的“城市实力”，一直都是十分平凡的。
有没有一种可能，上海市民阶层以往被灌输的“常识”，其实恰恰是“反常识”的。
有没有一种可能，所谓“地方-国家之争”也并没有那么真实。
上海为什么起初表现优于武汉、长春等腹地省会城市（同样都是全面管控措施滞后于疫情扩散），但如今在居民物资和清零预期两个方面都急转直下？成因相当复杂，我们在这里首先提供一个基础性的社会人口因素。上海市辖区常住人口数量大（2500 万），是武汉（1350 万）和长春（900 万）的 1-3 倍，社会生活复杂度更高，这当然大幅增加了超预期情况发生的频次。然而，比“常住人口”更重要的数据，是“非户籍人口”（俗称“外地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上海高达42％；武汉和长春分别是 18％和 13％，均数倍少于上海[1]。
非户籍人口遍布在各行各业，不乏“灵活就业”或“外包派遣”，如制造业普工、消费性服务业基层、生产性服务业“萌新”、外省学生、各单位驻沪派出人员……其普遍特征为：不持有房产，身边少有家人伴侣。其中很多人长期处于“干一天，吃一天，住一天”的状态，屋里很少囤积食物，甚至炉灶、冰箱都不配备，高度依赖城市的流通运转；一旦社交隔离，无异于被“上屋抽梯”，陷入绝境。
在常住人口的另一半，即作为“市民阶层”的“户籍人口”，也比其它内地省会更依赖外地劳动者的支撑。当后者停摆，前者“日用而不觉”的生产、物流和消费也遭遇断档。本地人蓦然感到“上海变得陌生起来”，“家园”行将变成“班房”，陷入强烈不安。再辅以上海冠绝全国、全球大都市中仅次于东京的老龄化水平（65 岁以上人口占常住人口的 14.3%，考虑到外地移民多为青壮年，那么本地人的老龄化很可能超过 20%），这大大提高了新冠感染和基础病就医困难的比例，悲惨的新闻层出不穷。
相比于武汉和长春，上海遭遇了双重“潮位落差”：（1）对互联网零售的高度依赖，起初缓和了物资短缺，但被更严格的封控撤去后，全社会供给断崖式下跌。（2）街居制的“业务外包”在平时发挥着良好效果，编制人员只需要管理老弱病残、登记非户籍人口，但疫情封控剥离了外包主体，造成街道居委“裸泳”，难以和大规模、碎片化的社区非核心家庭建立互信协作。[2]
在20世纪末全国告别单位-队社为主的社会组织之后，全国城乡都普遍陷入原子化、破碎化，在东北、华北等地，因为解体后的社会长期找不到补偿机制来修复社会，关于基层解体的记忆是“普遍常识”。但在上海、广州等地，城市快速接入了全球化口岸的地位，解体后的社会被产业繁荣的浪潮所吸收，大量原子化的个人不得不接受更灵活的雇佣方式，伤痕被暂时抹平，基层治理可以依赖外包市场的方式“四两拨千斤”。从这个意义上讲，“东北病”、“华北病”其实是全国城市的底色，但一部分口岸城市得益于其汇聚的剩余价值，可以幸运地获取“激素”以维持另类的生命力，使得种种“侥幸”被装扮为“常识”，甚至被建构成“优等生品质”。如今市场停摆，分离破碎的底牌再次水落石出。[3]
其实，我们只要稍稍摘去“优等生”的滤镜，就不难看见那些长期被屏蔽，但持续发挥底层作用的上海“常识”：
4.1-10“东海养老院护工被困”。[4]
4.1“周浦医院”护理人员停工反抗。[5]
4.3“临港新城滴水湖“建造者小镇”爆发疫情”。
4.3“上海 184 小时建造沪上最大方舱”热搜及背后欠薪问题。[6]
4.14“张江公寓”征用导致集体行动，以及公租房卷入二房东牟利的市场。[7]
4.20 “桥洞骑手”新闻反映出，保供人员依然没有被正式雇佣和福利所保护。[8]
说罢外地人，聚焦本地人群体，也能够发现被新自由主义“优等生”神话所屏蔽的边缘人：例如上世纪末下岗的“4050 工程”一代，从 2017 年的“闭墙封洞”开始就遭遇绅士化进程的围剿（当初被官方鼓励的个体门店在 20 年后遭遇城管整饬），2020疫情以来更成为被病毒、封控和老年基础病“三座大山”压制的弱势人群。再如市中心旧里弄的老居民，疫情前夕便身陷新一轮城市再开发的复杂博弈，在所谓“城市更新”、“精明、集约”的导向下，市政当局要求进一步压缩动迁补偿，企图在资本泡沫飞涨的一线城市，用比5年前“货币化棚改”更小的杠杆，去撬动更大的经济社会效益。这种“既要又要”的国家资本主义空想，在落地过程中变成了官僚和寡头的双向施压，博弈筹码自然是住户和潜在置业者。至疫情爆发前夕，更多旧里本来十分脆弱的物业维护、干群互信、亲友网络被极限博弈消耗殆尽，在突如其来的疫情封控面前措手不及。
从被边缘化的本地人，可以进一步走向对“地方-国家之争”话语的解析。自从告别了1970年代，上海“地方性”的最关键要素，一直都是其在民族国家机器中的“特殊位置”，而不是主流想象当中，上海从19世纪末延续到本世纪的“对接外部现代性”的历史传统。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全球产业转移这个宏观框架的基础性作用——如果没有水位差，任何水电设计都是徒劳——但同时也必须注意到，对接世界体系的方式绝不唯一，民族国家在局部地方扮演着关键的塑造性作用。上海的关键改革，往往安排在“尖兵之后、大部之前”；上海的央企国企，一直主导着各类行业的龙头；上海地方干部，一直稳定地向中枢核心输送才俊；上海文艺界，一直执行着比北京更严格的自查[9]……如果对比 2021 年问世的深圳、浙江、浦东“先行示范/引领区”文件，就会发现上海是唯一不需要导言去解释“重要地位”的城市。[10]这一切只能说明，对抗性的央地关系描述，仅仅是一种市民基于个体经验的想象演绎——市场中个体尺度上的激烈竞争，恰恰促进他们在总体尺度上达成高水平共谋。
最后有必要解释的问题在于所谓“上海特有的自由”。直观上，上海的确享拥有更宽松的公共舆论空间，也给了更多群体言说遭遇的机会。但这是因为上海在世界体系中扮演着“多主体市场”的角色，“讨价还价”是必要的公共环节。而倘若内地哪座城市不把自己整合得更像是“一家企业”，仍然一副“群雄并起，难解难分”的样子承接产业转移，就会立即失去在沿海资本面前的投资优势，从而错失增长机遇。[11]上海相对于内地的“宽松多元”，毋宁说是“大市场”相对于“小市场/单个企业”的维度优势，而这种分化的历史，其实仅有40年而已。只有民族国家机器主动构建内部超额利润体系，与关键节点城市共谋配合，才能赋予上海以种种大多数城市不允许具备的“特性”。
如果仅仅因为利物浦看起来比加尔各答、约翰内斯堡更加自由，当地人在伦敦面前更加从容，就认定它“不忠于英联邦”，这是十分可笑的。
三、真保卫，假“上海”
通过前一节的分析，上海始终都是一个不稳定的混合体。“保卫”某种带有本质主义色彩的“上海性”，归根到底不是一项实证测量活动，而是一场判分彼此的运动。**联想到霍布斯鲍姆和沃勒斯坦的研究：当一个民族从“被剥夺者”转向“剥夺者”的过程中，有产阶层主导的民族主义也往往从“赋予同病相怜者以同胞身份”转为“给不能共享权益的人贴上异己标签”。市民阶层主导的“地方性”往往也服从这种规律，这也是近代“摩登上海”和当代“摩登上海”的一个根本差别，无论后者如何攀附前者，也不可能真正企及前者的“光彩”。毕竟，从在全球资本主义的位置上看，今日的后社会主义上海早已远远超越了其作为“买办城市”的过去——正如上文所述，当地的民族资产阶级早已不再对海外势力“卑躬屈膝”，而是将自身确立为中国乃至全球资本主义的可替代中心之一。在完全不同的经济基础之下，“上层建筑”的实质也早就发生了“错位”：在上海的舆论场中舶来自“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话语决不能简单被类比为对其西方“正主”的卑躬屈膝，而应当被视为基于本土民族资产阶级利益而不断变化的“符号”——那些指认自由主义者为“殖人”的国家主义者应该明白，许多他们所拥护吹捧的各类宣传机构也位于上海，而他们的意识形态主张也不难被追溯到西方世界的“另类右翼”，如此，国家主义者们算不算“殖人”呢？
事实上，与充斥在中国舆论场的各类“源自西方”的话语一样，国内正在发生的一系列公共事件也不断地被各类人等争夺的符号——比如眼下上海形形色色的“自治”实践。由于某种复杂的原因，上海基层社区的建制陷入半瘫痪，这倒逼出“民间自治实践”登上公共舞台。从4月初“两律师架空居委会”[12]，到4月中旬“上海团长95%是女性”[13]，再到近日“南汇方舱300人自治”[14]……在“话语”相对“行动”而言高度过剩的当代中国，这些无比稀缺的“新素材”立刻引发了各路话语的收编捕捉。在长年习惯构建上海地方性的人士当中，现实素材被“问题化”成了“民间自治也是上海性的体现”。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样一句命题呢？也许，**这其中最致命的关口不在于“是不是”，而在于“就算是，那又意味着什么？”。**如果持有“守成”的心态，寻砖觅瓦地竭力糊裱早前形成的所谓“上海性”，那只不过是一种可悲且可笑的仪式，就像一个行将饿死的酒鬼，拿着本可以救命的稻米去酿酒，并视其为“尊严”。如果持有“创建”的心态，不被任何建构在流沙之上的优越感所牵绊，以开放的心态去迎接大众的创造，从内部接受而不是外部赋予其价值，那么“判断是或不是”已然是无足轻重。
回到实证层面，**“民间自治究竟是不是上海的一项传统？”显然不是一个科学问题，任何判断方向都可以从上海历史中寻找到论据。**希望从央地博弈获取筹码时，拿出“东南互保”的历史作为论据；希望从地方之间的博弈获取倾斜时，再拿出“粤人好叛逆，吴人多恭顺”的传教士游记作为论据；希望从世界体系获取码头地位时，又拿出“上海滩力挫太平军”的史料作为功簿；希望从疆域内不等价交换体系索取援助，竟饥不择食地抢过“共和国长子”的倒霉帽子扣在头上……一个永远不输、左右逢源的命题，还能是科学判断么？它和自己名义上的死对头“国家主义”在构建逻辑方面完全同构，唯一的差别仅是拥趸的数量而已。
相比于急躁地给民间实践“赋值”，更有意义的问题是考察其内在脉络。“自治”并非天然有利于左翼，尤其在一些全国性食利阶层局部聚集的地方，右翼民粹有什么理由去隐藏对自治的渴望？3 月底某小区户籍人口要求居委会驱逐外地群租客，反过来网暴鸣不平居民的闹剧，也是一种毫不罕见的“自治”。[15]在过去的一个月中，太多社区的现实告诉我们，“自治”并未解决疫情期间租客的生活困顿。[16]然而群众没有选择自暴自弃，从几位律师/医生将专业道德扩展到社区公共管理，再到更广泛的住户代表（团购“团 长”）协调差异化的物资，再到被封控隔离的人们打破身份壁垒而重组社会秩序，越来越多的弱势人群受到照护，越来越多先前不被接纳的人变成了拯救城市的主人翁……这样的进程足以证明：（1）先验的某种“正道”无力规范任何基于真实遭遇的行动；（2）建构在流沙之上的“正常生活”幻灭之后，既有话语开始用“末日悲剧”来掩饰自身无能的时候，人们完全有潜力新建更加可靠的社会形态，而不是坐以待毙，给旧神话陪葬。
我们由此获得了非常讽刺的事实：尽管当代意识形态话语十分过剩，但依然不能有效覆盖群众行动的任何一种萌芽。对于当前的思想生产者而言，**症结不在于“回答”，而在于“提问”。我们被太多糟糕的“问题式（Problematic）”困住了手脚，将现实“问题化（Problematize）”为许多固步自封的命题，进而陷入太多无谓的“攻讦”或“保卫”。**例如，当看到上海团购团长绝大多数为女性时，一些看似进步的舆论将事件“问题化”为“女性是否素质更优”或“上海女性是否具有独特素质”等命题，最后陷入和男权分子无休止的比拼大赛。单纯从这种事实推导，既可以得出“上海女性更有本领”的乐观形象，也可以得出“上海和其它地方一样都是女性分担家务”的悲观印象。破局的关键在于，如何提出更有意义的问题，例如“这个事件中的女性，表现出了哪些进一步主导公共实务的潜能？”相反，一旦陷入某种“搜集癖”一般的学术庸俗，大兴“属类判分”或“形象描画”，无论语义层面成果如何，现实中都只会是对行动潜能的谋杀。
**虚假的发问，让我们进驻虚假的阵地，与虚假的敌人交战，收获真实的创伤。**这种荒诞悲剧的最典型代表，就是围绕“指责上海的都是国家主义”这一假想敌的构建。
我们当然不能否认，**针对上海的指责当中，特别是戏谑化的狂欢者当中，不乏国家主义者。**他们无视上海庞大体量的国有民族资本，而一口咬定此地乃是“买办乐园”；无视地方精英深度嵌入国家机器，而一口咬定此处“遍地汉奸佞臣”（也可能是出于嫉妒）；揪住方言、相貌、饮食、文艺等等捕风捉影的“假靶子”，大搞“颅相学”的伐异狂欢。[17]
但我们同样不能否认，这些“假靶子”是何人生产出来的？当然是过去40年间兴起的“老派自由主义者”。[18]他们以满溢的“文明优等生”姿态，津津乐道于“先发现代性”、“文明锁匙”，再用这些神话服务庸俗的全球化产业转移；以神秘的“地方特质”构建，鄙夷不屑于“河土泛滥的腹地”、“精明钻营的外地人”，再用这些巧语掩饰粗暴的超额利润剥夺……在一个月前的文章中，他们还认为上海可以让方方面面“尽入彀中”；在一天前被秒删的文字中，又旋即变成可以割席一切而“从大河漂离”的遁洋方舟——他们每一道菜都吃过，但认为自己只是看客。
以上两方势力，把上海当作肆意开垦的处女地，犁出千沟万壑，而后又揪起地里的作物打得难解难分……**这种舆论场内的“霸屏聊天”具有深远的恶劣影响，不仅仅在于遮蔽了其它声音的响度；更重要的是，他们留下了一大串难以绕开的，糟糕的话语，扭曲了其它声音的形态。**例如，省援护物资被无端浪费，外省移民被冷漠忽视，当地富豪炫耀奢侈物资……这些事实显然会激起大部分群众最朴素的正义感。但当他们试图表达愤怒的时候，可供参考的话语符号却只有“国家主义”和“老派自由主义”这两套模板，难免出现“词不及物”的窘境。于是，前者假借“代表广大群众”的名号大肆收割全国民愤，后者代表上海“认领”这些指责并不断确证“中国已经容不下上海”的自虐暗示——两方白热化的对抗恰恰构成了一种默契的“双簧”配合，让真正有发声需求的人们永远失语。
相比于上述两个老派别无视群众的意气撕咬，他们所衍生出的两个新派别在博弈中更加务实，聚焦到了共同的敏感点——民间自治实践。
“空想国家社会主义者”[19]对基层建制的瘫痪深表痛心：原来，上海也没有解决“后单位制社会”的碎片化灾难，只是此前市场要素潮水位高，没有露出泳裤。他们幻想着一种良性互动范式：民间努力把实践水平提到最高，并主动将成果交付国家机器进行深加工，而后者“想必能够”珍惜。他们把国家机器庞大的“实存性”囫囵地等价成“现实性”或“能动性”，实践中采取一种“半截奋斗，半截躺平”的姿态。
另一方面，“后自由主义者”[20]则向民间自治倾注了全面的投射，仿佛迷雾摸索时终于抓住了亲朋的手臂，那些新的信条统统看到了立地之所。但问题在于，某种陈旧的“上海性”问题依然笼罩在这些朋友的头上，使得地方群众的经验，和全国群众的朴素正义观之间，横亘了一具早该舍弃的文化僵尸：于是上海人民的经验不再能够与武汉、西安、郑州与陕西等地人民在疫情封城与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时的经验相互勾连，而被错误地归因于一种据说更加崇高的“上海德性”。这一事实恰恰截断了各地群众更加真实的联结，并有着被消息自由的“润学”夺取声量的风险——既然上海的自治实践仅仅是由于上海的“德性”，那么在那些所谓“德性洼地”地区的人们如果想要获得此类德性，就不得不离开故土“润”（即英文 run）到上海，而当他们进一步认为相信官僚体系下的上海已经“容不下”上海人的“德性”之后，他们的选择也就自然是进一步从“中国的上海”再“润”到据说更有德性的西方世界去。在这样的视野恰恰是极端保守的——通过拒绝更广泛的团结和行动的可能，变革的可能性被否定了，他们所鄙夷的秩序在这一语境下进一步变得“坚不可摧”，而在“新德性高地”遇到的现实问题恐怕又将为他们带来新的失望与挫败。
四、做回“平凡”的上海
上海是一则巨大的寓言。原本坐落在“中心-边缘”体系的中心，享受着在边缘看来无疑是奢侈的“常识”。而在更系统性的“紧急状态”爆发之后，整个体系加速了中心-边缘的划分，让“总体利益”的解释权聚焦在更小的头部阶层，遂使“胡子不够浓的男人，也被当做女人对待”“皮肤不够亮的白人，也被当作黑人对待”“口音不够正的伦敦人，也被当作印度人对待”…...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借助“帝国回旋镖效应”（关于这一概念，可参考澎湃思想市场发布的系列文章）来思考类似现象：在“紧急/例外”状态下，原先惯常应用于“野蛮的体系边缘地带”的种种手段和逻辑，就会反噬性地被应用到“开明的体系中心地带”，而“过稳了正常现代生活的人”，也就要被迫进入“现代生活的非正常”中：即不仅要经历 996、“非升即走”这 样“合乎市场逻辑”的压力，还要经历强制性乃至暴力性的禁锢和指认，先前在奢侈的“正常”秩序下习得的“小常识”就失效了。正像许多人心中的惊叹句：这样的事情竟然可以发生在上海！？“小常识”被“大常识”入侵之后，就造成了空前强烈的相对剥夺感，人们先是陷入迷茫，随后开始学习如何抵抗。近两年留下的“抄作业”话语已然证明了一方面它实际上大大“高估”“了官僚的水平，另一方面过于偏重“官僚”抄“官僚”的作业，而忽视了“人民”对“人民”的学习。那么，谁是学习的对象?答案当然藏在那些早在“紧急/例外状态”之前，就把排斥或剥夺当作家常便饭的人们身上——以往只把务工人员当作“市场要素”的市民，开始向他们学习食物短缺、无处过夜、有病无药的应对方法，惊叹于他们从景观河道捕鱼的本领。以往认为老年人早被时代甩掉的青壮年，开始向他们学习贮藏食物、降低能耗的妙招，赞叹于他们在苦难面前的情绪韧性。以往在社会上挥斥方遒的男主人们，开始向妻嫂姐妹们请教最基本的生活自理常识，意识到个人的许多成就不过是搭乘了社会构型的便利。以往把自己视为骄子精英的学生，开始在过去充斥娱乐八卦的校园论坛，关心高强度劳作的后勤职工，意外于他们复杂的雇佣关系和待遇级差。以往四处打探如何留在上海捞取机遇的外省青年，纷纷考虑返乡回巢，慢慢意识到此前的文明级差的叙事有多么可疑，用超额利润堆砌起来的草台班子有多么庸常。带着对过往生活的反思，重新面对分散涌现的所谓“民间自治”，我们呼唤一种更开放的对“自治”的设想。在汉语思想界占据主流的“自治”，是古希腊式城邦中、有产业者的、以识别他者为前提的公民自治。那种被哈贝马斯浪漫化的“公共空间”——譬如知识精英在咖啡馆举办沙龙，看起来是向所有人开放的，但事实上维持咖啡馆物理层面周转的店小二、厨师傅、采办、会计，根本没有条件连贯介入（遑论主导）这种“公共性”。正如去年逝世的情感理论研究者劳伦·伯兰特（Lauren Berlant）对“自由主体”的质疑：幻想我们可以将“其他人”包容进来，而不丧失我们既有的位置，这是不可能的。相比之下，学者温迪·布朗（Wendy Brown）给出的另一种对“自 由”的定义，更具有启发性：反对将自由视为一种哲学上的“理念（idea）”或者某些单纯的实体要素（如选票、法权）；而应该把“自由”理解成一系列反对各色“非自由（Unfreedom）”关系的情境化实践
[21]，理解成“压茬推进”的组合运动。正如上海疫情中，中产阶层在反抗时所调动的话语，恰恰都是来自疫情之前就已经形成的“公义”，而不是疫情期间全新发明的——如果疫情真的特殊到可以和之前的社会关系完全脱离，那么其实也就无从辨认是非曲直，所有抗争也不会有正当性。中产精英表述的正义话语，源源不断地获能于保供工人、失业移民、老人、残疾人、家庭妇女……后者的遭遇或抗争越是浮现到主流视野，前者的合法性就越充沛。“这场封锁就像一个化学实验，突然间照亮了本来的遮蔽之物。”印度作家阿兰达蒂·罗伊（Arundhati Roy）曾在 2020 年 4 月如此评价社会封锁下的印度城镇。原本享受殖民红利的中上阶层，在自己家社区也尝到了殖民地的治理手法，“紧急/例外状态”逼着每个人都做出选择，整个社会面对着一扇巨大的“传送门（portal）”
[22]。我们希望这扇传送门的后面，是“回到疫情之前”，还是“脱离那条把人拐到如今这副田地的老路”？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必须要重新实践“市民”与“移民/弃民”、“码头”与“腹地”的关系，一面摄取一些人的剩余劳动，一面拒绝他们的城市参与权，这种模式要么不可持续，要么就会持续把更多人推到被剥夺的一侧。我们必须做好更坏的打算，上海及全国次生疫情显然远未结束。此时此刻很可能依然不是“谷底拐点”——（1）倘若坚持目前的封控操作，以新毒株的渗透力，我们必然无法回到 2021 年基于地级市边界的“防线”，很可能纷纷进入瑞丽、东兴、绥芬河那样断断续续的无期封控；（2）倘若选择松动妥协，考虑到我国居民普遍接种的疫苗类型（灭活蛋白而非 RNA）及其普及程度，大流行很可能“虽迟但到”——主观上希望“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择其重”，客观上则是“不管先迈哪只脚，两颗地雷都趟到”。需要申明的是，做好更坏的打算并不是为了自暴自弃，而是为了彻底抛弃侥幸幻想，全力寻找代替“旧套路”的蹊径。当然，我们承认技术层面的“清零”和“共存”是新旧道路都需要面对的，新旧的区别不在于从选 A 变成选 B 的“做题”，也不在于脱离物质空谈道义，而在于社会应对的底层逻辑和组织伦理。旧道路是一种“为了主要目标而抛舍次要目标”的肉食阶层实用主义庸俗，无论出发点是“清零”还是“共存”，都会在过程中造成其它维度“甩手躺平”，在终点殊途同归——完成对劳动人民和弱势人群的惨痛打击。对于被打击者而言，差别只不过是死于“封锁”，还是死于“患病”（例如，无论国内外的养老院，都已然遭遇惨重伤亡）。与旧道路不同，一种劳动人民主导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器的新道路，则会让逻辑变换为“将全民参与的防疫，作为根治剥夺性/排斥性社会关系的运动”，在科学信息透明、保持互动协商和鼓励各层次互助的基础上——如果多数人倾向“清零”，则必须配套对困难住户的实物/货币补贴，或至少优先将其纳入物资保供队伍“以工代赈”；如果多数人倾向“共存”，则必须普及疫苗接种、引导分级诊疗、社会资源优先保护易感人群并照护感染者。无论哪一种技术选择，都不至于让社会陷入“一切人对一切人的疏离、提防和践踏”。如果读者您是被困的外来劳动者、被甩在边缘的本地人、被挤在家庭角落的老幼妇孺，请尽可能记录、发布自己的经历，表达意见和看法，哪怕这些看法“说得不好”、“太浅白了”或是“太个别了”……如果读者您是从事知识生产的人，请留意搜集分散碎片、稍纵即逝的“边缘声音”。如果您可以接触到这些边缘人，请主动问几句他们对自身处境的最新看法，捕捉哪怕一闪而过的“微光”……如果读者您是生活在内地城市，但同时关心上海消息的人，请更多关注上海不同群体的境况，留意本地在沪移民的处境、援沪物资的去向……不必和那种虚假的“上海性”形象作战，因为不必要的刺激反而会使它看起来真实。疫情已经夺走了曾经的“优等生”上海，但也同时为新上海留出了“传送门”，那个上海看起来会更“平凡”，但一定会更温暖。
注释：
[1]同为一线城市的数据，北京为 38.5%，广州为 45%，深圳为67%，但这 3 座城市均在疫情扩散初期甚至更早就实施全面管控，暂未发生类似上海的情况。
[2]事实上，包括在抗疫期间，我们也能看到许多“业务外包”的案例。在上海市民口耳相传的信息和被“捅出来”的录音中，在代表官方一边接听电话的并不全是机关事业单位的在编人员，而是通过“业务外包”来承担基层管理乃至部分带有行政色彩的任务的“社 工”。例如被官方平台“上海发布”点名批评，“政务立案”， “解除劳动关系”的社工季蓓。随后，疑似季蓓的先生通过新浪微博回击了官方的指控。
[3]也就是说，虽然通过吸收大量投资，上海得以创造了大量政府财政收入、工作机会与转移支付能力，这使得上海在生产与再生产领域有更多闪转腾挪的机会，以至于许多公有制企业职工在“下岗潮”中不至于像东北与华北的工业城市这样面临如此深重的人道主义危机。然而即便如此，当我们走近老旧小区的弄堂与亭子间，那些“后社会主义”元素就避无可避，在上海找到下岗职工并不困难。另外，在在上海郊区，因土地征用而失去日常生计的本地农民也并不都如来自上海市区舆论的描摹一样可以“躺着收租”，许多人不得不与从外省流入的农民工一样，依托劳务派遣与零工经济等渠道成为“不稳定无产阶级”。
[4]陈晃：“上海疫情实录：东海养老院护工逃难记”，恰帕斯东风电钻（原文已被删除）
[5]LYZ：“上海基层愤书抗疫三建议，呼吁反对官僚主义”，恰帕斯东风电钻（原文已被删除）
[6]勘察加小葵 lyre：《工人感染，患者求助。谁来为方舱解困？》，恰帕斯东风电钻
[7]关于“张江公寓”事件，除官方声明之外，其余信息多来自微博，大多已经无法找到。事发不久后网友 augcaat 的微博“张江辟谣【网上传的图片和视频都是真的。】”信息应该是事发较晚的时候发出的，因此有一定参考价值。当然，由于此类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而导致的信息消失为本文的写作与事实核查带来了巨大困难，我们也只能尽力去做。[8]可仔：《上海疫情实录：从桥洞被驱逐的骑手，生活在地下的日结零工》，恰帕斯东风电钻。[9]对局外人来说，上海文艺工作的“保守”似乎是反常识的（鉴于长期以来的自由主义者与国家主义者即其意识形态的后继者似乎一直试图将上海与“自由化”一类的词汇联系起来），但是大家如果去询问文艺界人士，我们或许不难得出这一结论。比起北京与广东，上海的文艺作品与公共空间（至少在政治上）向来是更加保守，空间更小的。
[10]文件开头仅有一句“上海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后再无特别说明，可见此种“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一目了然，不言而喻”的。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2021年7月15日，中国政府网。
[11]例如近年来在“招商引资大战”中崭露头角的“成功者”大抵是更有效地统合，集中本地资源的城市，如近几年获得“城市投行”诨号的合肥等等。
[12]后续此条信息遭到官方“辟谣”，根据随后该小区公众号“安居朝阳大家庭”的后续消息，“赶走”或“架空”居委会的确不实，但是该话题迅速升温的确也与各类舆论推崇或向往“自治”的舆论环境有关。
[13]田静：“‘上海95%的团长都是女性，很荣幸我是其中一人’|271封上海来信”，女孩别怕。
[14]小昼：“上海南汇方舱的300人自治样本”，极昼工作室。
[15]乌卡：“王铁梅女士在上海某小区防疫群的魔幻遭遇”，为你写一个故事。
[16]真叫卢俊团队：“夹层中的上海租房客，现在怎么样了”，真叫卢俊。
[17]除了微博著名民族主义“意见领袖”们，持此类主张的还有前爆款公众号文章——智 sir：“上海防疫，背后的国本之争”，智先生（原文已被删除）。随后，公众号“大牛的下午茶”发表图文消息驳斥了该文的一系列事实性错误。
[18]此种观点可见于“张生：‘上海崇高’的生成”，法国理论。
[19]“泛国家主义阵营”的一个另类分支，姑且可称为“空想国家社会主义者”。他们内心颇为鄙夷整日高呼“争霸/入关”的盟友们，他们宁愿相信，现有国家机器能够整合自上而下的力量，建成另类的非资本主义文明，制衡乃至击败地球村里的老牌恶霸。他们相当不愿意看到自己身处的民族，去重蹈历史上那些后发帝国的覆辙，但也实在找不到科学论述来担保这种幸运，只能利用“清单挑勾”的方式去夹逼“一线生机”。譬如“好歹还没有武装侵略他国”、“好歹名字还没改”、“好歹那一代人还在”、“好歹还有转支和低保”……在某个救赎时刻，整台机器将焕然如初，身披万丈赤霞，如闪电般归来。列宁关于政党和国家的命题，他们谙熟于心，但这些命题成立的前置问题式——“革命的现实性及其争取”，被他们连根斩断。列宁主义在这些人手中被“剪根”变成任意迁插的组织学"瓶栽花"，插花客们越是看到难以搬挪的大瓶子，越能起劲地哄骗自己说“我在耕耘”。
[20]“老派自由主义”的扬弃者，姑且可唤作“后自由主义者”。受到自由主义左翼和安娜其主义的影响，他们越发反感老派自由主义者那种傲慢的精英主义、对国家机器的潜在依赖、无视结构性身份差异的普世教条，以及对群众行动的恐惧和污名化。“后自由主义者”少年时代的政治启蒙往往来自老派自由主义，如今他们选择甩开老家伙们自谋出路。然而这场告别并不容易，命题容易替换，但“问题式”却根深蒂固。把“自然权利各人皆同”替换成“永远站在鸡蛋那边”是容易的，但要真正“走出”阻碍自己分析与理解问题的，“老派自由主义”者遗留下的世界观与思维方式，仍需要长时间的反思和改变。【其根本问题正是把市民社会与国家机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视作零和博弈的两个领域，却未曾设想二者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中共同兴衰的可能】
[21]原文：“Freedom is neither a philosophical absolute nor a tangible entity but a relational and contextual practice that takes shape in opposition to whatever is locally and ideologically conceived as unfreedom. ” (P.6) Brown,W.(1995). States of Injury Power and Freedom in Late Modern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2]参考《阿兰达蒂·罗伊谈印度：瘟疫照亮了社会的遮蔽之物》https://mp.weixin.qq.com/s/Q6nDmLysDyeTnHZn7eNN4g
关注公众号防失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