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华人”是怎样变成贬义词的？
编者按：近期，因为疫情及其引发的社会现象，上海的“城市品格”再度成为一个话题。一部分言说者使用“殖民城市”、“买办城市”的词汇，或明或暗地指责上海“对民族国家不忠”。而这种指责，当然也引起了各种形式的辩护。
正如海上草《上海，再世不做“优等生”》一文所言，上海始终都是一个不稳定的混合体，围绕“上海性”的话语纠缠归根到底不是一种实证测量活动，而是一场判分彼此的运动。由于海上草的这篇文章已经出色论述过当代意识形态场中的“上海性”问题，我们这里不再赘述。但我们今天想借另一篇文章《“高等华人”考》，以“高等华人”一词为例，展现“反殖话语”和“作为混合体的上海”的历史纵深。
与许多人的设想相反，“高等华人”最初并不是作为民族国家逻辑下的贬义词出现的——此种意义远非“不言自明”和“理当如此”。从十九世纪末一直到1920年代，“高等华人”及其前身“上等华人”等词一直是一个光鲜亮丽的词语，是一大批上海华人精英主动追去的符号。直到五卅运动时期，它才被中共主导的“阶级—民族话语”捕捉为一个贬义词——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社会运动和文化斗争，“均质的华人民族主义”连“高等华人”是褒是贬都无法判断！但是，等这个词的褒贬色彩定型以后，后来的“中华文化本位”论者也开始使用“高等华人”一词，“反殖”指称成为他们手中向右指责“迷恋西洋文化，丧失华夏特色”，向左指责“盲从阶级学说，断绝中华道统”的利器。这种“由左派创造，由国族主义利用”的轨迹，预示了许多革命史话语在今天的命运。不过，相比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化本位论者”，今日某些“另类现代性”的拥护者们则有底气得多，因为他们背靠的国家早已不是一个半殖民地，而是一个资本主义可替代的中心。
然而，我们并非依据一种“还原论”的方法论，去说“民族国家性”和“地方性”都是虚假的或嫁接的。实际上，对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共产主义者来说，无论是推动五卅抗争的展开，还是捕捉和翻转类似“高等华人”这样的词汇，都要遵从“在地化”的逻辑才能实现。问题的关键，是怎样的“民族国家构想”和怎样的“在地化”？
因此，我们希望通过重发此文强调的是：第一，争夺革命史诠释权的斗争仍然是必要的（当延续历史任务的“反殖”成为一种貌似流行的旗号后，我们必须追问“反殖反帝”究竟是在怎样的情景下展开的？）第二，自认站在国家主义对立面的言说者，不能以一种简单的“每与操反”的态度（例如，因为国家主义攻击了某种意象，就真的去相信和赞美这种意象的现代性神话），不然越是如此，就越让发展不平衡积攒的真实怨气把依附国家主义话语作为自己的惟一出口；第三，正如五卅的怒潮是由一个“上海苏北人”（顾正红）的鲜血所掀起的一样，当这个凝聚了太多寓言的城市再度成为焦点的时候，必须尽可能地代表“中心空间”内的边缘人群，才能为抵抗的语词找到新的灵感。
“高等华人”考：“高等华人”是怎样变成贬义词的
对今天的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高等华人”是一个不言自明的贬义词。这个由“高等”与“华人”构成的复合词，与“买办”、“西崽”、“洋奴”等其他词汇紧紧联系在一起，指认着近代史上一批特殊人群的形象，是鲁迅讽刺文章的经典主题：“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歌功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1]甚至在评论当代社会“媚外”现象的言论中，“高等华人”的身影仍然屡见不鲜。
然而，在这种鲜明的民族国家语境外，我们似乎对这个词本身的历史知之甚少。例如，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2]它是鲁迅或其他作者为了讽刺和批判而创造出来的“反语”吗？[3]它天然就带有如今天所见的负面色彩吗？
实际上，从清末一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在殖民现代性的支配下，“高等华人”和与之意义相当的“上等华商”、“上等华客”、“上等华人”等词汇，曾长期着扮演正面角色，曾是一大批华人主动追求、认同和运用的身份标签。直至面临以五卅舆论为代表、为中共所倡导的“阶级—民族话语”的冲击，“高等华人”才开始变成贬义词，并随着反帝情绪的高涨、华人大众的觉醒和“革命”政治文化的扩展，逐步上升为国人的“共识”和“常识”。
一、华人分等：殖民空间内“上等华人”的诞生
“高等华人”一词不是孤立地产生的。近代文献中有一大批与之意义相近的、表示“华人分等”的词汇，如“上等华商”、“上等华客”、“上等华人”、“华人中有体面者”等等。这些词的出现，是“中国人”/“华人”这一实体在遭遇殖民现代性支配下分化和重构的结果，是包括以上海为代表的口岸城市的和海外两个空间内华人经验的反映。不过，要明确“高等华人”的历史，必须首先对文本本身做一番梳理和考察。
“华人分等”反映在汉语词汇上，首先与海外华人的境遇有关。1873年12月，《申报》在选录香港《中外新闻》报道旧金山华人迁往秘鲁的消息时说：“是抵鲁者已有上等华商，不若前此之往该国者，多属工作人也。”[4]严格来说，“上等华商”与“上等华人”、“高等华人”的含义并不完全等同。但这则报道的用语已经清晰体现对海外华人分“上等”、“下等”的观念，即“上等华商”与“工作人”被区分开来。
其后，在上海租界华人的语境中，又出现了“上等华客”一词。1881年，上海发生了华人致函工部局要求外滩公园向华人开放的事件[5]，在上海中西文报刊上引起了关于华人权益的讨论。当年4月27日的《申报》如是写道：
前闻有华人具禀于英工部局，请准令华人入外国公家花园游赏。昨阅西字报，见有工部局致华人熊经园、唐茂之等一函。内言敝园地本狭隘，不能容众。且管园之巡捕深知规矩，凡遇上等华客，听其入内游玩。如有上客欲往游赏，而巡捕不为放入，本局亦深以为歉云云。即此函观之，可知外国花园固不能尽人放入。而裙展翩翩之辈，亦不难游目骋怀也。
之后的几天里，“上等华客”一词在《申报》关于该事件的讨论里又出现了四次。《申报》这段文字的原题为“工部覆函”，前文云“昨阅西字报，见有工部局致华人熊经园唐茂之等一函。”显然，“上等华客”这个汉语词是根据工部局回信和英文报刊中的表述翻译而来的。关键是要核对“上等华客，听其入内游玩”的英语原文。
所谓“工部局致华人熊经园、唐茂之等一函”，就是工部局秘书韬朋（E. F. Thorburn）写于4月20日的回信。这封信的全文保存在1881年《工部局年报》当中。[7]在1991年版《上海园林志》中也该信现代汉语版本的译文。[8]关于“上等华客，听其入内游玩”，《工部局年报》中所载韬朋回信原文是：“but the Police are authorised to admit all respectable andwell-dressed Chinamen”（《上海园林志》译文作“门警曾得到过指示，只让文雅的衣冠整齐的中国人进入花园”）。此外，1881年4月21日的《字林西报》在报道华人能否进入公共花园争议的文字中，也有一段意思相近的英文：“the Council have instructed the Police not to interfere withrepectably-dressed Chinese who wish to go into the Garden.” 很显然，汉语文本中的“上等华客”就是对英语文本中“respectable and well-dressed Chinamen”和“repectably-dressedChinese”的翻译。
“上等华客，听其入内游玩”这一解释，也并没有被上海华人舆论完全接受。4月29日，《申报》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书本报工部覆信后》，就深刻地指出：
其覆信所言上等华客仍听游览，此言虽若开华人入游之路，其实则所谓上等下等又从何处分别？如以衣冠齐楚者为上客，则上海一区之地，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者，当复何限？又孰从而稽之？说者谓工部局此言仍不欲放人游眺，特故为是言以掩人耳目而已……或为西人计，不如择华人行栈之家有体面者，每行分与照会数张，准其持此以为游园之执照，如持有执照则听其入内游玩。[9]
《书本报工部覆信后》的作者并不知道，就在四天前，“上等华客”可以入园游玩的许诺已经被工部局的最新复信推翻了。他可能同样不知道的是，“所谓上等下等”从严格意义上讲并非工部局回信中的英文原始表述，而是汉语翻译造成的效果。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把《书本报工部覆信后》的批判简单看做是一起“翻译乌龙”的后果。且不说“respectable and well-dressed”在客观描述之外原本就具有的身份和规训意义，这些英语形容词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权力关系中，还必然会发生某种扭曲和变形，其潜藏的不平等色彩会被大大强化，在无意中具有把合乎西方文明标准的“respectable and well-dressed Chinamen”抬升为华人社会内部一等级的意义。租界内华洋不平等的秩序形塑着华人内部“文明化”的新不平等，这才是它们被翻译为“上等华客”的背景。从《书本报工部覆信后》可以看出，以作者为代表的一些上海华人精英，此时尚没有接受和内化这种华人分等的观念，试图运用置内在德性于外在仪表之上的观点来反驳这种“文明”的分等。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以为西方人考虑的的形式，提出对华人中“有体面者”发放准许证入园的建议。这可谓是口岸华人精英将“华人分等”观念内化的先声。
不到一年之后，“上等华人”一词也在《申报》上出现了。1881年11月，《申报》刊登了一则某位“上等华人”抱怨工部局华捕作风粗暴的报道：
有上等华人赴字林报馆，告于馆主曰：上海工部局所用之华捕，殊爲不善。某前者会寓居英国，见英国巡捕不但待人以礼，即于犬马等类，亦莫不有爱护之意。何上海华捕之待人，竟不如英国巡捕之待兽乎？字林报因录其所言于报，本馆亦照译而登之。彼为华捕者，其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可耳。[10]
《申报》明言，这篇报道是从《字林西报》翻译而来的。笔者查找《字林西报》，找到了《申报》所据的原始英文报道。原文如下：
A Chinese gentlemandraws our attention to the rough and brutal manner in which the nativeMunicipal policeman too often treat offenders in the streets. “I have been inEngland ,” he says ,“and often observedwith pleasure the kindness and humanity with which the police there treat notonly men, but dogs and horses. Surely it is not right that the Chinese shouldbe allowed to use their own compatriots worse than animals are used in England.”[11]
如是，“上等华人”所对应的英语原词是“Chinese gentleman”。而“Chinese gentleman”正是当时《字林西报》等在华英文报纸对那些能写作英语信函与工部局交流的华人的习称。和“respectable and well-dressed Chinamen”变成“上等华客”一样，“Chinesegentleman”被翻译成“上等华人”，也大大加重了不平等色彩和身份区隔的意义[12]，同样反映的是词语在半殖民地权力关系中的变形。
以上是1881年及其以前的情况。自1880年代末后，“上等华人”和其他一些表华人分等的词汇在汉语中出现得更加频繁，并越发从“他称”变成“自称”，从西方人有意无意的指认变成一部分中国人自愿接受和主动认同的身份标签，从一个翻译用词变成一个可脱离翻译语境的汉语词。可以说，这是租界当局与口岸华人精英“合谋”的结果。
“上等华人”出场的最佳场合，还是外滩公园问题。1885年，唐廷桂等人再次致函工部局要求对华人开放公园。也许正是上次工部局回信中“上等华人”（respectable andwell-dressed Chinamen）的表述给了他们灵感，1885年的唐廷桂信件中开始主动运用“华人分等”话语，使之成为论证“上等华人”入园合理性的工具。如信件中说：“每当我们接待从外地来上海拜访的高贵客人（dishtinguished vistor）时，也经常处于令人困窘的局面”；“不仅拒绝一般的游览者，甚至拒绝高贵的游览客人（The exclusion ofvistors even of high rank natives of known respectabillity）”；“我们申诉这些理由，并不是急于要求无条件地开放花园，我们只是希望工部局能允许那些高贵阶层的中国居民和外地客人能进入工部局管辖之下的娱乐场所。”[13]唐廷桂等人在信件末尾还建议，可以施行凭证入园制度，允许持有工部局所发证件及“中外有名望人士”和“社区居民团体委员会”介绍信的华人入园。
到了1889年，工部局部分地接受了唐廷桂等人的意见，发放了华人入园证。1889年全年共发放了180张入园证，入园机会对华人而言仍然是相当宝贵的。当年得以凭证入园的何桂笙，在游览之后写了一篇《公家花园纳凉记》，回顾华人入园的历程说：
今有唐茂枝、颜詠京诸君联名函致西人，以为顾名想义，公家殊爲不公，请得公诸华人，然后无欠于公家之义。如恐有作践，则请分其等差。无知而作践者惟下等人有之，上等者皆所不为也。此说业已数年，至今年始从唐颜诸君之所请。欲游者向和鸣洋行领取执照，然后得以入内。惟上等华人能之，下等者不能也。[14]
对比1881年的《书本报工部覆信后》和1889年的《公家花园纳凉记》，不难发现上海华人上层人士心态的变化。“所谓上等下等又从何处分别”的疑问已经变成了“无知而作践者惟下等人有之”的肯定和“惟上等华人能之，下等者不能也”的自豪，而华人中“有体面者”的入园权利也终于在极狭隘的范围内实现了。正如王敏在《论近代上海公园开放》中所指出的，1880年代唐廷桂等人所争取的并非是全体华人的权利，而主要是作为租界纳税者和体面成员的华人上层的权利。本文仅作补充的是，这些华人上层自居为“上等华人”的自觉意识，也是在殖民者询唤—华人精英回应的互动过程中建立起来的。
在此，还需讨论一下“外滩公园事件”中“上等华人”所指人群的特点：在语言能力上，他们能使用英语与工部局交流；在生活方式上，他们熟知西方礼仪规范，在外观仪表上可以无愧于“respectable andwell-dressed”；在公共事务参与乃至政治参与上，他们自诩的身份是“租界居民和纳税人”（1881和1885年两次致函工部局开头的自称）；从职业经历上讲，唐廷桂、唐廷枢、李秋坪等都出身于广东香山买办群体，颜永京是教会学校的老师，陈辉廷是轮船招商局翻译，吴雨虹是圣公会的华人牧师[15]……即他们大多都是充当华洋媒介的通商口岸精英。因而，本文所强调的“华人分等”并非是说之前中国社会没有等级差别，而是强调出现了殖民主义支配下的“新分等”。与新的称谓相应的，是上海华人社会内部发生的“权势转移”：以新兴口岸精英为“上等”的社会分等意识，逐渐凌驾于以旧式官僚士绅为尊的传统等级秩序之上。章克标在1933年写有一篇《高等华人论》，对“新分等”与“旧分等”的区别论述甚为得当：“自从洋人在中国得势以后,华人又被分为高等与下等二种,所以说,又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士农工商优倡隶卒等等阶级的区别,而高等华人下等华人则为除此以外之另一种区别也。”[16]
自此，“上等华人”成为西方人和上海华人精英都接受的称谓，并俨然成租界的权力主体之一。如1909年，发生了丹凤髦儿戏馆男女同台演戏的争议，工部局的回应就是“此事须视本埠上等华人之观念如何，再为核夺”[17]不过，这次工部局与华人精英的合谋结构并未支持男女同台这一“文明事业”， 而是因“华人意见均谓有伤风化”而令戏馆停止演唱。[18]在日常生活中，西人与华人之间的交谈也会出现“上等华人虽然和蔼可亲”的语句。[19]另外，1903年“苏报案”发生后，《字林西报》上刊登了一篇驳斥辜鸿铭为清政府辩护言论的文章，其中有“We are sure that all decent Chinese will repudiate indignantly thisexculpation of the Empress Dowager”的语句[20]，被《新闻报》译为“但本报实知辜君遮掩太后之言，必为上等华人（decent Chinese）所不愿。”[21]这段文本中的“上等华人”又成了开明政治理念的承担者。这都是“华人分等”进一步传播和内化的表征。
值得补充的是，清末传教士的活动，也为对塑造中国人的“上等华人”观念有所影响。当时以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李佳白（GilbertReid）为代表的一批传教士，针对之前传教活动吸引来的大都是底层中国人的状况，主张传教者应改弦更张，采取从上流社会入手的传教策略。在1924年出版的汉译本《李提摩太传》中，这种策略被形容和翻译为：“去教劝上等华人先归服基督教，以后收有效果，自然不可限量。”[22]1894年，李佳白宣布成立一个“上等阶层传道会”（TheMission among the High Classes），后来更名为尚贤堂（The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na）,并在1903年迁至上海法租界。这样，作为传教士活动对象的“the High Classes”也成为汉语中“上等华人”的来源之一。徐润《上海杂记》在述及尚贤堂时，就说：“此专为上等华人而设，非如各教会为下等而设者也。”[23]另据《申报》记载，在1906年1月一场由尚贤堂主办的“中西商人联络和睦之情”演讲活动中，到场的洋商、华商都提到了“上等华人”一词，华人谢子楠还发言说：“并盼外人勿再轻视华人，当与上等华人联合，共保和平云云。”[24]谢子楠的话，是把尚贤堂从传教和文化活动出发而构建的“上等华人”，与上海华商的自我认同融合在了一起。
除了上海租界的经验和传教士的有意操持外，“上等华人”还较普遍地与海外华人联系起来，并反过来刺激国内的“华人分等”意识。如1882年，《申报》报道了法国殖民当局对安南华人分“上等华人”、“二等华人”、“三等华人”征税的消息。[25]1910年，《东方杂志》又报道了荷兰政府将爪哇、马鲁古等地华侨分为“甲等华人”和“乙等华人”[26]，前者可以自由行动，后者则受到殖民政府的限制。这种有意识的、法定的分等，实际上是一种殖民地治理术。但这些信息被传播到国内时，实际上是在告诉《申报》和《东方杂志》的读者，华人可以在另一个空间内、按不同于中国原生社会的规则而被分等（如有无证件、财产多寡等等）。甚至清政府也在外交方法上也会直接借助当地的“上等华人”。1908年，德属萨摩亚发生华工被虐待问题，清朝外务部就曾电令驻德公使孙宝琦“确查萨摩有无上等华商，以便酌设领事。”[27]
然而，在海外经验中，最能使中国人感受到“上等华人”意义的，还是《华工禁约》所带来的风波。1894年，中美签订了《华工禁约》，该条约第三款规定：“此约所定限制章程，专为华工而设，不与官员、传教、学习、贸易、游历诸华人等现时享受来寓美国利益有所妨碍。”英文作：“The provisions of this Convention shall not affect the right atpresent enjoyed of Chinese subjects,being officials, teachers, students,merchants or travellers for curiosity or pleasure,but not laborers, of coming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residing therein.”[28]这则条款中的“官员、传教、学习、贸易、游历诸华人”在当时的言论中被广泛等同为“上等华人”[29]，即理想状态下的“除苦力工以外，凡官商游学及一切上等华人均得来美。”[30]而《华工禁约》在实际执行中的扩大化和1901年后美国排华风潮波及“上等华人”的情况，则得到了《申报》、《时报》、《外交报》、《东方杂志》争先关注和广泛报道，成为中外人士批评《华工禁约》的依据和主题。“美关吏苛待上等华人事略”[31]、“故意妄为，虐待上等华人，不分为贵族、为商、为贾，以工人绳之，其律不公莫甚焉”[32]、“初定时不过禁止工人及各项下等华人，后乃波及上等华人，致与工人一律，此事殊觉不公”[33]、“不许美国薄待上等华人，宜固其所”、“可知上等华人所受之苛待焉”[34]等语句，在反《华工禁约》运动中曾调动了无数读者的情绪。另外，笔者所见汉语文献中最早的“高等华人”一词，也是在“上等华人受虐”主题下出现在《游美受虐日记》中的。[35]
与宋耀如家族关系紧密的美国传教士步惠廉（William B. Burke）之子詹姆斯·伯克（James Burke），曾著有其父的传记《我的父亲在中国》（My father in China）。该书在叙述1904年宋耀如送宋蔼龄前往美国读书时，也提及了上海华人对《华工禁约》的关注：
移民限制一直针对劳工，并不禁止中国官吏、商人或学生进入。但即使是对这些受到法律承认的阶层，美国似乎还是持敌视态度。至少在上海是这样，上海的报纸竞相报道进入美国港口的高等华人（high-class Chinese）屈辱地被强迫监禁。[36]
为这些“high-class Chinese”所受待遇而焦虑的人，就包括宋耀如本人。他最后找人为女儿办了一张葡萄牙护照，以期避免遭到美国官员的刁难。然而，宋蔼龄在旧金山还是遭到了检验官的拦截，若非同行的一位白人女性出面，她也要被关进拘留所。詹姆斯·伯克对此评说道“宋的女儿并不是惟一的一个在那年夏天受到美国官员冷淡对待的高贵华人（respectable Chinese）。”我们可以想见，此类报道乃至亲身经历，对当时自诩“上等华人”者的震动。
上述排华信息在汉语受众中引起的反应是双向的：一方面，“上等华人不该受虐待”会强化华人分等的现实秩序和意识形态话语，会继续刺激国人把“上等华人”当做华人的“主体”和“模板”；另一方面，当“上等华人”的护身符在排华暴力面前也丧失作用时，也会促成当事者对华人分等乃至整个西方“文明事业”的质疑。《游美受虐日记》的作者“中国金某”，在引述一个美国人批评美国虐待“上等华人”的言论后，就做了如下的评说：
按：此信虽提及优待上等华人，而彼意一若谓则工人仍可禁止。试思受此天演竞争，自难均乎贫富。同为吾华黎庶，岂可分有等差？凡我亚人，谁无父母？穷民无告，苦更难言。故窃谓此次所争，宜在废约，不在改约也。[37]
对比前文，如果说1881年《书本报工部覆信后》主要是通过传统道德观来反对“华人分等”的话，那么1905年的《游美受虐日记》的批判则带有浓重的民族主义和泛亚洲主义色彩。“宜在废约，不在改约”的论断其实已经触及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究竟是该只争取“上等华人”的权益，还是该为全体华人乃至全体亚洲人而奋斗？
二、华人与消费：作为消费符号的“高等华人”
《游美受虐日记》对“华人分等”的质问，并没有撼动“上等华人”光鲜亮丽的地位。从1900年代直到1920年代初，绝大多数语境中的“上等华人”都是一种自然、正面、担负文明责任的形象，并被认为应享有制度性的“体面”待遇。1911年“洋人所设之花园应准上等华人入内游览”的要求被称为“重提争回华人体面之提案”[38]。《上海工部局公墓章程》汉语版则规定“上等华人可听其入內，苟无年长者领带之华童勿听擅入”[39]1921年，一篇讨论奖券问题的文章还说：“航国内外之轮船三等舱中之华工，终日攒头而赌。外人见之鄙夷，上等华人见之面赧，国际间终留一种污点。”[40]这仍是一种区分“上等华人”和“华工”，由前者“文明化”后者的思维方式。即便是在新文化运动中，除了昙花一现的对“高等中国人腔”的嘲讽外，也没有形成对这种“华人分等”称谓明确而普遍的否定。
然而，自1910年起，汉语中的“上等华人”还出现了一种新用法：作为广告用语的一部分。清末民初，随着报业的发展和上海成长为一个消费社会，广告所扮演的社会角色越来越重要。“上等华人”就与这种新生的文本形式结合在一起，成为征求招聘或推销商品的对象。1910年10月5日，《申报》刊登了一则广告：“有熟悉商务之英国女子一人，拟与上等华人或女子合股经营各种商业，或委以管理商行亦可胜任。如有志商业者请覆书英女子，交申报馆转交可也。”这则广告在《申报》连续刊登了三天。表示华人分等的“上等华人”，已经进入现实商业活动所需要的用语中。1913年8月，申报又登载了一则洋商“欲招上等华人合股生意”的广告[41]，此后这种在文本上以“上等华人”为受众的广告越来越常见。我们不妨把这类广告称为“上等华人广告”。
图1，1910年10月5日《申报》上征求“上等华人”合股的广告
正是在广告用语和商品推销的语境下，在1920年代初，作为“上等华人”置换词的“高等华人”出现了。1922年10月，吴东初的文章《商业问题之研究》在讲到“广告与陈列上之协助（七）陈列之用意”时说：“商店有专做上等买客之生意者。如沪上英大马路东段四人所开各店，主旨在吸引西人或高等华人之上门购货，不得不设备格外精致，陈列较平常店家不同，似有所见异于中下等店肆也。”[42]如上文所提及，“高等华人”在汉语中最早出现是在1905年的《游美受虐日记》，原作“最高等华人”。但这只是一个偶发的、不连贯的文本现象。而1922年作为“商业问题”的“高等华人”则不同，它所指认的作为消费者主体的“高等华人”，在后来广告文体中得到了明确而充分的体现。
1925年3月18日，一则出租“新造高等华人住宅”的广告，同时出现在了上海的《申报》和《新闻报》这两份商业性报纸的版面上：
新造高等华人住宅每宅月租洋四十元
坐落狄思威路欧嘉路口昆明里，新建三层洋式住宅。电灯、自来水、浴室、晒台等设备齐全，极合上等华人居住。小费一槪不收。该屋于本月底工竣。合意者请至圆明园路十七号马海洋行账房接洽为荷。【43】
图2:1925年的“新造高等华人住宅”广告
这段广告的标题大字部分把想推销的房产称为“新造高等华人住宅”，而小字部分则说“极合上等华人居住”，充分说明了“高等华人”与“上等华人”是两个相等的、构成互文的词语。它们不但在语义上相近，在语境中也是可互相替换的。只要对比同年刊出的众多“极合上等华人住宅之用”的广告，不难看出其中的同构性。
1926年9月，还出现了“征求高等华人同居（意为合租房间）”的广告：
征求高尚华人同居
▲性喜沉静，服务商场。现拟征求高等华人同居。如有上等优美洁净房间分租者，请将地址房租示知。投函本埠福生路太庆里四号枉收便合。只一人居住，能有舖保。[44]
“高等华人广告”虽可追溯到1922年，但主要是在1925年上半年集中涌现的。而恰恰是从1925年6月起，郑超麟、沈泽民、杨铨、恽代英等人开始把“高等华人”作为抨击的靶子（详下文）。因此，他们之所以选用这个词语，很有可能是受了广告用语的影响。
从1910年到1926年，在《申报》上“上等华人广告”共出现了15则，106次；从1925年到1926年，“高等华人广告”共出现3则、19次[45]；在这十几年间，“上等华人广告”（或“高等华人广告”）的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早期的广告明显以“人”为中心，“上等华人”在语法上充当宾语，主要是外国商人招聘“上等华人”出身的职员或寻找“上等华人”合伙做生意。而后来则增加了许多以“物”或“房”为中心的广告，“上等华人”和“高等华人”都充当修饰商品的定语。与房产相关的“上等华人广告”在1926年前的15则广告中占11则，上文已举出数例，不再赘述。饶有趣味的是英商晶光公司（Oculists Institute Co.）的眼镜广告：
晶光眼镜，光明如水晶。
上等华人用晶光眼镜者无不满意，因其光明实与水晶无异。西人方面，如大商家及专家亦均赞美此镜之优美。故ＯＩＣ三字母，实与（晶光）同一著名。再本公司在中国为将来之盛名，不惜巨资大登广告。近十年中，经之营之，已成为东方最大、最新、最完备之眼镜公司。所有外国医生及配光者，皆英美德三国有名专家。故晶光眼镜可以保用，而各种镜片皆在本公司自制，取费亦特廉。
晶光眼镜为好眼光之要素，如日光之与人生。[46]
图3：“晶光眼镜”广告
这则广告强调“上等华人满意”、西方人的赞美与外国先进技术，来引导广告受众信任眼镜的价值。还专门绘制了一个西装革履的戴眼镜者的图画形象。鲍德里亚曾经指出，在消费社会中，人们消费的不是物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大众传媒提供的意义。[47]在这里，与其说是“上等华人用晶光眼镜者无不满意”，不如说是“用晶光眼镜者为上等华人”。即用“高等华人住宅”和晶光眼镜来塑造和询唤模范华人的形象。“上等华人”和“高等华人”实际上都成为了一种可供消费的符号。而这样的广告不仅仅是服务于物质商品的销售，也意味着一种半殖民地身份的再生产。
不过，1920年代广告中的“高等华人”/“上等华人”，与清末的“上等华商”/“上等华人”，还是有着微妙的不同。如前文所论，清末的“上等华人”起源于工部局英语文献的指认，后来成为能使用英语、熟悉西方生活方式、善于与西人打交道、以“体面”方式参与租界事务的的的口岸精英的称谓。但是随着包括教育、传媒在内的上海现代化的发展，西方社会的语言、服饰、利益、“文明事业”或种种现代性知识不再是仅属于少数精英的专利。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上海的中产阶级（“从事体力或脑力劳动，以工资生活者及其家属”）逐渐壮大，并作为“大众”成为上海消费社会的主体。[48]这些新兴的都市大众，才是1920年代《申报》、《新闻报》等商业性报纸的主要受众。岩间一弘曾经揭示，从1916年起，展示中产阶级形象的广告如何在《新闻报》上出现并流行，并指出眼镜也作为日用品之一成为中产阶级教养和生活水平的标志。因此，至少在上述“晶光眼镜”广告中，“上等华人”的所指并非是想真正的华人精英，而是刚刚形成的“大众”消费者。[49]广告中鲜明的精英主义话语和半殖民地色彩并不令他们的反感，反而是值得“大众”消费者追捧的标签。
值得指出的是，在1925年以前，《申报》也曾报道并作为媒介并参与过许多民族主义集体行动，如1915年的反对“二十一条”、1919年的“五四运动”等等。但是，这种动员宣传并没有和屡见不鲜的“上等华人广告”形成冲突。甚至于，1919年5月，正当“五四运动”的进行时，一家外商公司“招请上等华人职员”的招聘广告与“不进日货”、“为诸君添热血爱国”的口号还并列出现在同一张版面上。[50]从广告发布者而言，虽然大多数“上等华人广告”的广告主都是外国资本（如英商晶光公司、英商马海洋行、美商中国营业公司），但作为“华资”、“国货”的永安人寿公司也不拒绝拿“极合上等华人住宅之用”作招牌[51]。由此可见，在前“五卅”时代，即便是在“民族主义”的政治动员语境下，“上等华人”和“高等华人”并没有被普遍看做是坏词。这就提醒研究者必须注意，所谓“民族主义”表述是如何在具体的事件过程、思想背景和话语体系中呈现的。“高等华人”的被否定，并不是一般性“民族主义”的自发产物，而是“五卅运动”这一特定事件和马列主义传入中国形成的阶级—民族话语发挥作用的后果。
三、五卅怒潮：“高等华人”负面化的开端
如上文所述，无论是在晚清的海外/租界两种殖民空间中，还是在民初的上海消费文化中，作为华人分等之体现的“上等华人”、“高等华人”都是正面词语。它们被用作贬义词，最终遭到知识界乃至全民的攻击和批判，是从“五卅运动”开始的。
1925年5月中旬，中国工人顾正红被日商枪杀。5月末6月初，为声援工人而示威游行的中国学生在公共租界又遭到巡捕的枪击，多人死伤。接连不断的血案引发全国性的抗议，是为“五卅运动”。在五卅运动刚开始时，参与抗争的工人、学生和商界组成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即革命史所称的“反帝联合阵线”。然而，这一联合阵线不久就出现了分裂，形成了以中共主导的工商学联合会为一方，以执政府官员和总商会虞洽卿为另一方的“十七条”与“十三条”之争。[52]除了执政府和虞洽卿外，梁启超、丁文江等知名人士也联合发表宣言，在认为租界当局不能逃避责任的同时主张：“应该要用友谊的磋商、同情的谅解同双方的和衷来解决他。”[53]在此背景之下，中共就需要在宣传上批驳此等本国知名人士的“温和”意见。
1925年6月12日，就在梁启超等人的意见经报刊发表的第二天，中共专门为五卅宣传而创建的《热血日报》刊出了一篇题为《所谓高等华人的意见》的文章。文中指名道姓地批评道：
中国的所谓名流——官僚和高等智识阶级，顾维钧梁启超丁文江等，也发表了一个宣言，对于解决此次屠杀事件有所建议。
这宣言的署名者是帝国主义的应声虫，西报尊谥他们为“高等华人”。他们的建议正是有利于帝国主义的建议
……
我们不明白这批名流，这批“高等华人”为什么撤开解决此案之根本问题不谈，先劝双方谅解让步？他们岂不知道中国民众本来已是无步可让吗？至于谈到调查真相问题，这正是 帝国主义的延宕手法。
……
这批“高等华人”过去的行径，民众已经领教过了。他们要民众去与帝国主义作“友谊的磋商”，民众可答复他们：“我们五月三十日那一天已经在上海南京路与帝国主义‘友谊’磋商过了”！[54]
《所谓高等华人的意见》署名为“舒严”。“舒严”是时为《热血日报》编辑之一的郑超麟的笔名。[55]因而，这份最早抨击“高等华人”的文本，就是出于郑超麟之手。文中提到“西报尊谥他们为‘高等华人’”，即和1881年的“上等华客”类似，《所谓高等华人的意见》中的表述也是来自对西方语言的翻译。[56]但如前文所述，“高等华人”这个词在汉语中已经形成了自身的脉络和意涵，且这种意涵有充分的可能性在五卅前夕为郑超麟等人所知。他的贡献不在于第一次使用了这个词，而在于第一次把它捕捉为反帝框架下的贬义词。
《所谓高等华人的意见》一文可谓开鞭笞“高等华人”之先河。首先就是《热血日报》本身对这一用语的“偏爱”。《热血日报》一共只出了24期，而在这短暂的发行期里，“高等华人”共出现了25次。涉及文章有《帝国主义者论帝国主义》（未署名）[57]、《战！》（“岐振来稿”）[58]、《智识阶级之败类》（署名“舒严”即郑超麟）[59]、《畏垒的排外主义》（署名“风”即沈泽民）[60]等等。这些文章的立场、内容乃至语气都与《所谓高等华人的意见》相似，即声讨社会运动中持消极、“温和”立场的人士为“取媚于帝国主义”的“高等华人”。沈泽民《畏垒的排外主义》一文还明确运用阶级分析法来定位“高等华人”在五卅运动中的角色：“五卅运动发生以来，有一个最可注意的特点：就是工人做了民族革命的领导者，学生居其次，小商人居第三；国内的所谓上层社会（大商家，银行家‘高等华人’，官僚，军人）竟全是趋于反动的。”即“高等华人”之所以会依附帝国主义，会“背叛同胞”，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他们的阶级地位决定的。
继《热血日报》之后，《上大五卅特刊》、《国民日报》、《向导》、《中国青年》等舆论阵地当也开始在贬义意义上使用“高等华人”一词。《上大五卅特刊》是上海大学学生会在五卅运动时期创办的周刊，自6月15日创刊后共出8期，其中有9篇文章提及了“高等华人”。[61]《上大五卅特刊》文本中的“高等华人”除了具有与《热血日报》相同的意涵外，还从一些《热血日报》未涉及的角度贬斥了“高等华人”：其一是嘲讽他们恐惧“赤化”，如《中国人赤化就该死吗？》斥责说：“而一般高等华人，更象罪孽深重似的哭哭啼啼的大发其冤卑，一若中国若犯‘赤化’嫌疑，则‘臣罪当诛’一般！这真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心理？”《“赤化”与“软化”》写道：“这次交涉停顿的原因虽多,然而最重大的原因,却是由于一般高等华人害怕‘赤化’的怯懦心理特别表现。”其二，则是把“高等华人”的态度与“平等待我们的民族”作对比，以此突出他们对本国反帝运动的冷漠：
经过此次的事变，我们可以测验出上流社会的革命性，以下的两个例证，便是个明显的注脚：（1）被压迫的印捕已开始向我们表示同情，而捕房里高等的中国办事人，却反而向我们狞笑！（2）‘五卅’惨案发生后，外国的几个工党，已在那里向本国政府抗议了，而我们贵国的高等华人，还在那里力持镇定呢！这是何等明了的事情。[62]
此外，6月29日国民党的《民国日报》刊发了杨铨的《高等华人的高调与责任》，这是专门针对丁文江《高调与责任》的论战文。至于中共自身主导的舆论阵地，1925年一年中“高等华人”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出现14次，在共青团中央机关刊《中国青年》上出现6次，所涉作者有陈独秀、恽代英、瞿秋白、萧楚女等等。其中一篇较重要的文献是由《向导》发表的《告此次为民族自由奋斗的民众》，这篇文本的署名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其政治意义比党员个人的创作更为重大。《告此次为民族自由奋斗的民众》对“高等华人”的诠释还有两个特点，第一是用阶级分析法颠倒“上下等”的褒贬含义，这在《畏垒的排外主义》一文中已有体现；第二是扩大了“高等华人”的所指范围。此前，《热血日报》、《上大五卅特刊》等报刊在使用“高等华人”一词时虽然已经表现出某种泛化倾向，但大体上仍是针对梁启超、丁文江等知识界人士[63]。但《告此次为民族自由奋斗的民众》却把“高等华人”扩大到一切“大商绅士学者军阀”，即那些次于帝国主义的本国反动派都可以被称作“高等华人”：
所以一方面真为民族利益奋斗的，是工人学生中小商人等所谓‘下等华人’，别方面背叛民族利益的，是大商绅士学者军阀等所谓高等华人。下等华人中，犹以‘最下等’的工人爲主力军，是以各处运动都以罢工为最后可靠的武器。高等华人中，犹以最高等的军阀为帝国主义的刽子手，是以奉天天津山东上海武汉长沙的民众运动，无不遇着军阀之摧残压抑，有的地方几至于完全停顿或消灭。[64]
1925年秋天，胡适应邀南下至武昌演讲。在他记述南下经历的《南行杂记》中，曾录有当地“共产派学生”借“欢迎专号”声讨自己的几篇文字。其中一段就是把他与高等华人联系起来：
我们总观上述数事，胡适之先生是一个什么人？他自己亦当自认是：“不识时事，违反中国一班被压迫人民需要，帮助军阀会议解决国事，主张军阀官僚、高等华人在中国逖克推多（dictator）和羡慕皇威、助纣为虐的人。”[65]
1925年围绕五卅运动的舆论战，使“高等华人”成为强势的革命话语的一部分，随着“大革命”/“国民革命”的蓬勃发展而流行开来。如1926年初，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出的《慰勉罢工工友电》就说：“军阀买办阶级及高等华人压迫我民众、破坏我罢工。”[66]萧楚女在为黄埔军校编写的政治教材《社会科学概论》中写道：“为什么中国的高等华人、政府官吏都一致欢迎太阿尔或罗素，而排斥加拉罕？”[67]“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共青团北方区委宣传部长杨善南在《京报》副刊上撰文说：“高等华人，大学敎授，也诚恐赤祸之将至，大喊其打倒赤色帝国主义，这一次的铁狮子胡同事情，只是五卅运动以后帝国主义防止中国驱逐他们出境，所用的策略，一点成绩而已，岂是段祺端偶然心血来潮而做出来的事情。”[68]后几个例子说明，“高等华人”已经超越五卅运动这一具体事件语境，而成为革命话语中一个一般性的谴责指称。
除国共两党直接控制的报刊和其他出版物外，一些在新文化运动后形成的知识分子团体和传媒也开始在贬义意义上使用“高等华人”，其中就包括《语丝》。1926年6月，周作人在发表于《语丝》的《梁任公的腰子》中说：“我有一种偏见，白人的医院看中国人除了几个‘高等华人’大抵若异类，这是我所以不敢十分相信‘西医’的理由。”[69]9月，《语丝》“大家的闲话”栏目也写道：“好像穷人的叹息声怪讨厌似的，反而增加了他们‘高等华人’的惜恶，索性把禁止牌加强语气，以免这些穷光蛋老在这儿徘徊。”[70]江绍原也调侃说：“吾辈‘后民’中固有‘高等华人’与非高等华人之别，然先民中又岂能无有呢。”[71]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鲁迅在发表于7月6日的《马上日记》中表达了对医院中“高等华人”的讽刺：“现在多攻击大医院对于病人的冷漠，我想，这些医院，将病人当作研究品，大概是有的，还有在院里的‘高等华人’，将病人看作下等研究品，大概也是有的。”[72]这是鲁迅文章中第一次出现“高等华人”。
“高等华人”被《热血日报》捕捉为反面词汇，固然有偶然的因素。但是，它之所以能在形形色色的革命言说中被“选中”并流行，也是由于它的抽象语意和历史情境意义与中共的革命理论相契合。首先，从词义上讲，声讨“高等华人”、张扬“下等华人”/“下等人”的革命主体性，是阶级分析法和的必然之义。“过去的事实告诉我们：愈是高等的华人，其革命性愈是薄弱”[73]；“虽然那些狗屁的高等华人死了一般的不作声，不要紧，尽有低等华人在。革命总在低等华人手里成功也。”[74]此类颠倒“上下等”褒贬意义的言论在当时屡见不鲜，并且在“革命青年”中深入人心。其次，如前文所论，“高等华人”所依据的“华人分等”，是与殖民现代性联系在一起的。而在五卅等反帝运动中，中共的舆论目标之一就是要解构殖民者统治租界的合法性，将殖民主义的“文明”指认为“野蛮”。于是，“高等华人”也就从华人之表率变成了背叛同胞之叛徒。最后，在反对帝国主义之外，中共主导的“阶级革命”还要求对国内“阶级敌人”的斗争，而“高等华人”就适时地充当了从反“高调”的知识分子到大商人、旧军阀等一系列“本国反动派”的指称。
王奇生在论述“打倒帝国主义”这一口号时，曾说这个口号看上去“外抗强权”区别不大，但实际上隐含着列宁主义的世界革命观，显示了俄式革命的潜在效应。一是把中国革命与他国的无产阶级斗争联系起来，组成了一道世界革命阵线；二是扩大了革命的任务和范围。[75]在指认“革命敌人”方面，“高等华人”起到的作用和“帝国主义”是可以相比较的。不同的是，“帝国主义”是一个更正统、更“严格”的列宁主义词汇，代表着一种超越中国语境的政治判断，而“高等华人”则是中国革命话语半途“收编”和“翻转”的词汇。这两个词语的轨迹，都反映了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对近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
四、“骂人的话”：“高等华人”作为贬义词的定型
从1925年的五卅运动开始，随着革命话语的流行，作为贬义词的“高等华人”用语在1920年代后期盛极一时。然而，这种负面化只是当时“高等华人”意涵的一个侧面，并没有在一切语境取代原有的褒义色彩。例如，直到1932年10月，《申报》上还在刊载“高等华人居住最宜，又西式家具召顶，价洋一千二百元，如合意者请赐接洽”[76]的广告。1935年版《中华百科辞典》收录有“高等华人”词条，释文是：“指都市派之中国名流。”[77]这是一个中性的解释。由此可见，“高等华人”的贬义化并不是1925/1926年一次性完成的。虽然经过了大革命的洗礼，反帝版本的“高等华人”解读并没有直接获得全社会的认同。要探求“高等华人”作为贬义词的彻底定型，还需要考察它在整个三四十年代中不同意涵的消长变化，发掘大众群体接受它新意涵的过程。
首先，是“高等华人”指涉空间的扩大。无论是晚清民初作为一种体面的身份认同，还是五卅时期对取媚于帝国主义者的指认，“高等华人”在空间上总是最常和上海联系在一起。在大革命时期，已经有“高等华人”泛化的倾向。而从二十年代末开始，“高等华人”就越来越脱离上海语境，普遍用于对各个被识别出“殖民性”的空间的指涉。
香港：最早把“高等华人”贬义意涵应用于香港的还是鲁迅。1927年9月，鲁迅在路过香港时遭到了“查关”的刁难，于是愤而写作《再谈香港》一文，该文结尾写道：
香港虽只一岛，却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场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猺是我们的前辈。[78]
鲁迅的《再谈香港》很快成了批判香港殖民性的某种“元文本”。1928年1月，一位由汕头至港的中国人陈仙泉给鲁迅写信，就沿着《再谈香港》的主题说：“这个检查工作都是我们同胞（即高等华人）担任”、“只有一个着西装的我们的高等同胞，站在我面前对问了一回，这才把我放出去”。[79]1934年千家驹发表于《申报》的《桂省经济调查印象记》谈到途经香港时说：“香港已经隐隐约约可以看得见了，我们以前读过鲁迅所写的过港经验谈、知道香港上岸时、专有检查华人行李的高等国民，如果不把钱贿赂他们，就许把你的箱翻江捣海，或戳得个七孔八穿的。”[80]同时期倪贻德的《香港印象记》也写道：“香港的居住区显然分为几层的阶级，地势的高低便是那区分的标准。上层的山顶完全是西人的住宅区，中国人绝对没有居住的权利，中层是各国的侨民及高等华人集居的地方。下层居住的，便是中国的劳苦大众了。”钱嘉镛《留英海军归国记》说：“香港却是高等华人避风雨之地。”[81]可以说，香港是除上海外“高等华人”指涉最频繁的空间之一。
厦门：在上海和香港外，知识分子在厦门鼓浪屿也指认了“高等华人”。庄泽宣在其出版于1946年的作品《教育与人生》中提到鼓浪屿时说：
现为难民视为乐土的鼓浪屿，是一个面积不满十个方里的小岛，但乃华南唯一的公共租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居然还有纳税华人代表。这岛虽小，因地势不平，琼楼玉栋，项背相望，里面住的不是碧眼胡儿，便是高等华人。[82]
天津：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许多原在东部大城市的学生离开沦陷区，通过种种途径进入内地，形成一种特定的流亡文本。在一篇《流亡记》中，一位途经天津的北平学生记述了他对天津法租界的观感：“租界里的安全的，人们是快乐的，我们看到了那另一种‘高等华人’的生活。”[83]然而，作者的用意不是赞扬租界的安全与快乐，而是把重点放在有的同学“受法租界巡捕的鞭打”，以及“谁叫我们是中国人呢？”的民族悲情。他对“高等华人”的鄙夷与不屑暴露无遗。
从以上有关香港、厦门、天津等城市的书写，我们可以看出，“高等华人”已经成为在各个空间内指认并否定殖民主义的语言工具，文本中“高等华人”不是被鞭笞的对象，就是被讽刺的丑角。这与晚清上海“上等华人”所享受的毕恭毕敬，是何等的云泥之别。
反过来，当知识分子觉察出某一空间内不存在殖民主义的权力关系时，也会以否定句的形式使用“高等华人”。例如朱自清《西行通讯》对哈尔滨华人受俄国文化影响的感想：“他们的外国化是生活自然的趋势，而不是奢侈的装饰，是‘全民’的，不是少数‘高等华人’的。一个生客到此，能领受着多少异域的风味而不感着窒息似的;与洋大人治下的上海，新贵族消夏地的青岛、北戴河，宛然是两个世界。”[84]朱自清对哈尔滨俄国因素的看法，说明至少一部分知识分子并没有把“高等华人”任意运用为排外的武器，而是希望辨识出“全民”和“高等华人”两种不同的中外互动模式。
与“高等华人”指涉空间扩大的同时，是它的使用者和传播媒介的扩大。如前文所述，1925年和1926年在贬义意涵上使用“高等华人”大多是国共两党主办的政治性报刊，后来又有《语丝》等新文学刊物。自二十年代末以来，这种用法扩散到了商业性报刊。以《申报》为例，1927年以前，《申报》有关“高等华人”的文本以褒义性的“高等华人广告”为主导，充斥着“征求高等华人同居”和“高等华人住宅”等用语；1927年至1932年10月，则是“高等华人”两种意涵并存的时期，既有“指斥当时高等华人的谬论，详示中国民族革命的大道”[85]的金刚怒目，又有“极合高等华人建筑之用”的宣传套语；从1933年开始，《申报》上出现的“高等华人”就全是贬义的了。
在定义上，虽然前引《中华百科辞典》对“高等华人”给出了一个中性的解释，但也有明确强调其反帝意涵的释义。邢墨卿编写的《新名词辞典》就毫不客气地说：“高等华人：即那些带有绅士气味而为帝国主义军阀作代言人的中国名流或买办。”[86]这可谓是对革命话语中“高等华人”内涵的确切反映。在辞典之外的文本中，按负面理解来解释“高等华人”的更是不胜其数：“‘高等华人’这是洋大人赏赐给我们一部分的中国人的美称”、“血统上虽是纯粹的中国人而丝毫没有中华民族的精神和传统思想的人们就是高等华人”[87]、“高等华人是外国人的走狗、帝国主义的代言人”[88]。在种种言说中，“高等华人”已经被骂得体无完肤、狗血淋头了。
此外，“高等华人”所对译的英语，也能反映出时人对该词意涵的认知。如前文所考证，清末时“上等华人”所对应的英语是“respectable Chinamen”、“Chinesegentleman”、“decent Chinese”等等。但三十年代却突然出现了一个“高等华人”的对译词：“superior Chinese”。前引《中华百科辞典》“高等华人”词条所附的英语就是“superior Chinese”。《新生周刊》上的文章《新术语·高等华人》也说：“‘高等华人’这在他们外人是经常称为Superior Chinese.”但奇怪的是，笔者却并未从当时的英文报刊中看到这个词的出现。从英语语义上讲，Superior 的分等色彩要远比respectable、decent明显乃至刻意，仅从词义上看，“superior Chinese”很有可能是一个从汉语“高等华人”出发翻译回英语而出现的表述。这从侧面反映了“高等华人”贬损意义的定型。
图4：《中华百科辞典》中的“高等华人”与Super Chinese
不过，当初活跃于“五卅”前后的中共成员可能没有想到的是，他们所捕捉的“高等华人”一词，到三十年代也为同时标榜“反欧美”与“反俄”的文化民族主义者（“中国文化本位”派）的利器。萨孟武在《论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答胡适先生》中就说：
中国民族之受外夷压迫，固然不是现在才有，然在过去，士大夫们尚保存着一部分中国本位的文化。所以不久之后，中国民族就能复兴。现在呢？所谓高等华人的知识分子则完全丧失了民族精神……国尚未亡，而一部分的高等华人竟然成为欧美俄精神奴隶，试问我们应该不应该加以矫正？如果应矫正，则我们提倡中国本文的文化，唤醒民族精神，复兴中华民族，有何不可？[89]
后来唐君毅说“亦可能有少数人，以此而更偏爱马列主义之反殖民主义。但我以为我们只须自认是神明华胄，就可以平视此地之英国人与一切高等华人。”[90]可谓是从相近立场出发对“高等华人”的运用。
朱自清在1946年写道：“因为高等华人成了骂人的话，高得那么低，谁还敢说高级趣味!”[91]至此，“高等华人成了骂人的话”，已经成为公众普遍的认知了。
结语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上海；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毫不意外地，在1949年后大陆的近代史书写中，作为反面角色的“高等华人”更加频繁地、更加普遍地出现；而离开大陆的“新儒家”唐君毅，也不时贬斥香港的“高等华人”。两个阵营的中国人都保持着“高等华人”负面化的共同记忆。然而，“高等华人”作为一种谴责性语言被建构起来的过程，却在这种共同性中被遗忘了。
王奇生曾经指出，正是由于中国革命距离今天太近，所以研究者反而可能对习以为常的问题缺乏敏感。他提倡用“去熟悉化”的眼光来重新检视革命话语。[92]“高等华人”就是一个适宜用“去熟悉化”检视的绝佳例子。在这个词的历史中，我们能看到外来思想因素的颠覆作用，看到“殖民主义”和“革命”这两大主题的消长：如果没有工部局的“文明”（civilization）观念，就不会有一个被“翻译”出来的“上等华人”；如果没有列宁主义的传入，就很难有1925年运动对“高等华人”的明确否定。然而，外来观念又必须与具体的语境、事件、权力结构和人物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语词要在实存的历史过程中被不断地赋予、感觉、检视、确认、肯定和否定[93]，才能呈现出今天所见的面貌。因此，本文虽然以冗长的篇幅梳理了“高等华人”的历史，但所期望的并非仅是还原某个词的“本相”为何，而是希望在这一关键词（keyword）的映照下，提醒读者重新思考一些耳熟能详的史实，使之涌现出新的意义。
《“高等华人”考》文章注释
哈札尔学会2020-05-31 21:54:50
【1】鲁迅：《再谈香港》，《语丝》，第155期，1927年10月24日，第6页。
【2】 当代作家邵燕祥曾经在其文章《所谓“高等华人”》（1992年4月21日）中推测过“高等华人”的起源时间：“所谓高等华人的说法，似乎始于二三十年代”，见邵燕祥著：《无聊才写书》，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5页。
【3】 例如，就有高校现代汉语教材把“高等华人”作为鲁迅修辞中“以正当反”（用正面语句表达反面意思）的典型。（见郑尔君主编《现代汉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 2013年，第264页）鲁迅笔下的“高度华人”毫无疑问是一种反讽，但问题在于使这种反讽成立的“正面”究竟仅仅是一种语言上的修辞，还是一种在鲁迅文章传播前曾经成立过、为公众所接受的历史事实。
【4】 《申报》，1873年12月10日。
【5】 关于1881年华人致函工部局要求开放外滩公园事件和外滩公园向华人开放的过程，参见熊月之《外争权益与内省公德——上海外滩公园歧视华人社会反应的历史解读》，《学术月刊》，2007年第10期；王敏：《论近代上海公园开放》，《史林》，2011年第1期；陈晓平：《慈善家唐廷桂与“华人不得入内”》，澎湃新闻，2018年2月25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73991。
【6】 按，此段文本中的“熊经园”是对颜永京名字的误译。
【7】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上海档案馆藏，卷宗号U—1—894，1881年。
【8】 《上海园林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园林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第708页。
【9】 《申报》，1881年4月29日。
【10】 《华捕贻讥》，《申报》，1881年11月4日。
【11】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1881 年 11 月 3 日。
【12】 关于英语中“gentleman”一词的意义，托克维尔曾有一番议论：“如果你想把语言科学再次应用于历史科学，那么请你穿越时间和空间，跟踪gentleman（绅士）一词的命运，这词是从法语词gentilhomme（贵族）一词衍化来的；你将看到它的意义在英国不同俄社会地位互相接近、互相融合而扩大。每一世纪，这词所指的人的社会等级就更低一点。它最终和英国人一起传到了美国。在美国，它被用来泛指所有公民。它的历史亦即民主的历史。”见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23页。不过，托克维尔的这种平等倾向的解读显然带有他作为自由主义者过于乐观的一面。雷蒙德·威廉斯在《什么是文学》中即认为所谓“业余的风雅绅士”是资产阶级特定作风和趣味的反映，载刘纲纪主编《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3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00页。又，在近代中国，“gentleman”也曾成为知识分子的批判对象，如钱玄同在《写在半农给启明的信的后面》说：“这便是当年吴稚晖老先生讥诮‘章法长’也者的一句话：‘ㄓㄣㄊㄌㄇㄣ（gentleman）的臭架子’。”（载《语丝》第20期，1925年3月30日）徐炳昶在致鲁迅的信中说：“我近来看见自命 gentleman的人就怕极了。看见玄同先生挖苦 gentleman的话,好像大热时候,吃一盘冰激零,不晓得有多么痛快。”（原载《猛进》周刊第3、5期，1925年，转引自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华盖集》1，鲁迅全集出版社,1941年,第29页）
【13】 这封信的英语原文见《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上海档案馆藏，卷宗号U—1—894，1881年。汉译则引自《上海园林志》。
【14】 《申报》，1889年8月11日。
【15】 参见熊月之《上海香山人与香山文化》，《社会科学》，2006年第9期。
【16】 岂凡：《高等华人论》，《论语》第16期，1933年5月1日。
【17】 《申报》，1909年2月12日。
【18】 《申报》，1909年2月19日。
【19】 见《徐愚斋自叙年谱》所载1904年徐润与一名西方女性的对话。原话当为英语，但我们已无从得知此处“上等华人”对应的英语是什么。见熊月之主编《稀见上海史志资料丛书》第3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第170页。
【20】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1881 年 9月11日。
【21】 《西报驳函译论》，《新闻报》，1903年9月13日。
【22】 苏特尔（William E. Soothill）著，梅益盛（Isaac Mason）、周云路译：《李提摩太传》（Timothy Richard of China），上海广学会，1924年，第47页。
【23】 徐润著，王大华标点：《上海杂记》，珠海出版社，2006年，第40页。
【24】 《美儒李佳白先生末次讲义》，《申报》，1906年1月31日。又，1919年时天主教会也曾宣称：“凡服务于银行、法庭、商店、公署之上等华人，奉基督敎者实佔多数云。”载《申报》，1919年11月2日。
【25】 《申报》，1882年11月3日。
【26】 《华侨近事汇录》，《东方杂志》，第7卷第11号，1910年。
【27】 《华侨纪闻》第208期，1908年4月15日，载张元济《外交报汇编》第22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251页。
【28】陈帼培主编：《中外旧约章大全》，第1分卷（1689-1902年）下，中国海关出版社，2004年。
【29】 除“上等华人”之外，随着《华工禁约》还产生了另一个名词：“合例华人”。
【30】 《美国工商两党议论禁约不同》，《申报》，1905年8月12日。
【31】 湖南留学生陈洪铸：《美吏苛待上等华人事略》，《时报》，1906年2月12日。
【32】 《游美被虐日记》中所录的“美国东南各省棉业商致总统罗斯福公函”，载《中国抵制禁约记》，民任社，1905年，第6页。
【33】 《美报论华人禁用美货物事》，《中国抵制禁约记》，第99页。
【34】 《论中国时局》（译英国一千九百零六年三月《纳慎报》），《外交报》，译报第一类，第146期，1906年。
【35】 原文为：“有最高等华人四名返国，由英来此，备有合律护照等件，而吾国关吏特以种种无礼。”《中国抵制禁约记》，第3页。按作者所记，这段话是译自美国当地报纸。
【36】 译文引自朱玖琳译注《詹姆斯·伯克著<我的父亲在中国>有关宋氏家族的记载》，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3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354页。鉴于当时汉语中“高等华人”一词并不常见，译文中的“高等华人”实以“上等华人”为宜。英语原文见James Burke, My Father in China, London:Michael Joseph, Second Impression , 1945, p. 159.
【37】 《中国抵制禁约记》，第6页。
【38】 《重提争回华人体面之提案》，《申报》，1911年3月20日。
【39】 《上海工部局公墓章程摘要》，《东方杂志》，第15卷第10号，1918年。
【40】 鸳雏：《奖劵话》（社会冥行记之一节），《申报》，1921年4月22日。
【41】 《招认合股》，《申报》，1913年8月27日。
【42】 吴东初：《商业问题之研究》（续），《申报》，1922年10月17日。这段文字后来收入吴东初《进货术》，万有文库第一集一千种，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159页。
【43】 《申报》，1925年3月18日。《新闻报》，1925年3月18日。在1925年3月下旬，《申报》共7次刊登了这则广告，而《新闻报》则刊载了2次。又，这则广告的发布者“马海洋行”（Moorhead & Halse）是英国人在上海创办的经营建筑业和房地产的企业，参见黄光域编著《外国在华工商企业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2页；薛理勇主编《上海掌故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第160页。
【44】 《申报》，1926年9月24日。
【45】 文本相同的广告记为一则，出现次数则记为一次；“高等华人”因为在五卅运动中被捕捉为攻击的靶子，所以负面化更为严重，自1932年10月20后《申报》就不再刊载“高等华人广告”；但“上等华人广告”仍然频繁出现，最后一次刊登在《申报》上是1941年6月1日。
【46】 《申报》，1924年3月6日。按，1924年3月和4月，这则广告在《申报》上重复出现了31次。
【47】 （法）鲍德里亚著，刘成富，全志钢译：《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8页。
【48】 此处参见岩间一弘的论述。见（日）岩间一弘著《上海大众的诞生与变貌:近代新兴中产阶级的消费、动员和活动》，葛涛、甘慧杰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6年，第1页、第2页。
【49】 张仲民曾经指出，晚清已经有从技术角度对登广告的方法的讨论。而提及“高等华人”的《商业问题之研究》也是在讲如何通过广告和陈列吸引消费者。因此文中提到的广告都应该视作自觉的、有目的的文本。参见张仲民《社会变迁视域下晚清的广告论述》，《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50】 《申报》，1919年5月19日。
【51】 《申报》，1925年12月10日。
【52】 关于虞洽卿在五卅运动中的角色和“十七条”与“十三条”之争，参加丁日初、汪仁泽《五卅运动中的虞洽卿》（《档案与史学》，1996第5期）、冯筱才《沪案交涉、五卅运动与一九二五年的执政府》（《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和周斌《再论五卅惨案“十三条”交涉条件的提出》（《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4期）。
【53】 《北京各界援助沪案之进行》所录“梁启超等之意见”，《申报》，1925年6月11日，第6版；梁启超：《对欧美友邦之宣言》（顾维钧译），《晨报》，1925年6月14日，第2版；《梁启超等宣言》，《东方杂志》第22卷（临时增刊），1925年。关于知识界人士在五卅运动中的几种不同倾向及其争论，参见郑师渠《从“五卅”到“三一八”的中国知识界——以北京、上海为中心》，《历史研究》，2016年第5期。
【54】 《热血日报》，1925年6月12日，第1版。
【55】据郑超麟说，“舒严”是由他在1922年“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时的假名“丝连”谐音而成的。见郑超麟《中国少年共产党的若干史实》，上海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总第37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1页。
【56】 可惜的是，笔者暂未发现合乎郑超麟这一描述的外文报刊原文，只能根据前例推测有可能是英文报刊中“respectable Chinese”/“decent Chinese”/“high-class Chinese”/“Chinese gentleman”等等。按，郑超麟本人通法语，且之前在为《向导》写文章的同时“曾与上海法文日报记者笔战，关于孙文过沪事情。我写过几封法文信去，都登载了。”（《郑超麟回忆录》，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214页）则郑超麟同样关注法文媒体并曾与之有过互动，所以外文原文也有可能取自法语报刊。
【57】 《热血日报》，1925年6月13日，第3版。按，《热血日报》中未署名的文章有可能是编辑委员会（瞿秋白、郑超麟、沈泽民、何味辛）的作品。
【58】 《热血日报》，1925年6月16日，第4版。
【59】 《热血日报》，1925年6月26日，第3版。
【60】 《热血日报》，1925年6月27日，第3版。
【61】 稽天：《中国人赤化就该死吗？》，《上大五卅特刊》第2期，1925年6月23日；鹤鸣：《我的被捕情形及感想》，《上大五卅特刊》第3期，1925年6月30日；马凌山：《“作战的步骤”究竟应该怎样？——驳斥丁文江，并质胡适之》，《上大五卅特刊》第3期，1925年6月30日；光亮：《中国学生在民族革命中的地位与任务》，《上大五卅特刊》第4期，1925年7月7日；凌山：《“五卅”运动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上大五卅特刊》第4期，1925年7月7日；仕祥：《五卅事件与国际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意义》，《上大五卅特刊》第5期，7月14日；凌山：《“赤化”与“软化”》，《上大五卅特刊》第6期 ，1925年7月24日；仕祥：《“学术救国”原来如此》，《上大五卅特刊》第8期，1925年8月26日；国昌：《内外交杀中的民众》，《上大五卅特刊》第8期 ，1925年8月26日。
【62】 鹤鸣：《我的被捕情形及感想》，《上大五卅特刊》，第3期，1925年6月30日。
【63】 例如，萧楚女曾经这样列出一串人名：“以种种方法利用中国之绅士阶级――即所谓“高等华人”（如梁启超、张君劢、江亢虎、张东荪、丁文江、胡适之之徒），替它来鼓蛊惑人民,涣散民气”，楚女：《英国帝国主义眼前所走的侧径》，《中国青年》第84期，1925年7月25日，转引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30页。
【64】 《向导》，1925年7月16日，第1版。
【65】 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4（1923—1927），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1年，第211页。
【66】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6年，第133页。
【67】 萧楚女《社会科学概论》，广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宣传科，1926年，第33页。
【68】 杨善南：《今后怎么办呢》，《京报》副刊，1926年3月22日，第6版。
【69】 大闲：《我们的闲话》十三《梁任公的腰子》，《语丝》第82期，1926年6月7日。按，这并非周作人第一次使用“高等华人”，在之前的“三一八”惨案中他也曾著文说：“呜呼，高等华人旣已够多矣，况益以高等无耻绅士学者，中国不亡，是无天理。”见岂明《论并非文人相轻》，《京报》副刊，1926年4月10日，第4版。
【70】 无天：《大家的闲话》九《读书难》，《语丝》，第95期，1926年9月4日。
【71】 江绍原：《小品》，《语丝》，第100期，1926年10月9日。
【72】 原载1926年7月5日北京《世界日报副刊》，转引自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华盖集续编》，上海：鲁迅全集出版社，1941年，第120页。
【73】 仕祥：《“学术救国”原来如此》，《上大五卅特刊》，第8期，1925年8月26日。
【74】 陆定一 ：《五卅节的上海》，《洪水》第2卷第20期，1926年。
【75】 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77页。
【76】 《申报》，1932年10月20日，第20版。
【77】 舒新城主编：《中华百科辞典》（增订本），上海：光华书局，1935年，第126页。
【78】 鲁迅：《再谈香港》，《语丝》第155期，1927年11月19日。
【79】 陈仙泉：《行路难》，《语丝》第4卷第7期，1927年1月28日。
【80】 千家驹：《桂省经济调查印象记》（一），《申报》，1934年2月25日，第10版。
【81】 钱嘉镛：《留英海军归国记》，《西风》第111期，1948年10月号。
【82】 庄泽宣：《教育与人生》，上海：中华书局 ，1946年，第125页。
【83】 燕京人：《流亡记》，长江主编《沦亡的平津》，武汉：生活书店 ，1938年，第32页。
【84】 《中学生》社编：《我的旅行记》，上海：开明书店，1935第149页。
【85】 《申报》，1929年10月29日，第5版。按，这段话前后文为“本书所载，都是杨先生自回国后十一年来努力于实业改造，教育革命，民族独立中有触而发的高论卓见。其中尤以五卅惨案中之呼吁一篇，指斥当时高等华人的谬论，详示中国民族革命的大道，为难能可贵，非读不可的有力文字……凡是景仰先生言行者，热心中国革命者，都有人手一篇的必要。”即出自平凡书店为《杨杏佛文存》所做的广告。这段文字本身就极为形象地说明当时政治性文本与商业性文本的重合关系。
【86】 邢墨卿编：《新名词辞典》，上海：新生命书局，1934年，第99页。
【87】 范郎：《高等华人》，《鞭策周刊》第1卷第4期，1932年3月27日。
【88】 《新术语·高等华人》，《新生周刊》第1卷第17期，1934年6月2日。
【89】 马芳若编：《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中篇,,上海：经纬书局，1935年，第69页。
【90】 唐君毅：《唐君毅全集》第十四卷《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下），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218页。
【91】 朱自清《低级趣味》，原载1946年《新生报》，引自《标准与尺度》，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49页。
【92】 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第101页。
【93】 （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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