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上的异质时刻：韩国烛光革命后绝望与希望的报告

没被烛光照亮的人

在过去的十年里，韩国的网络媒体中针对包括妇女、世越号渡轮受害者遗属与光州起义受难者在内的惨案受害人与历史上受压迫的少数群体的仇恨言论有所增加并构成了相当严重的问题。这种趋势与作为韩国民主分水岭的烛光革命的奇迹性成就的相伴而行更加令人困惑。但随着仇恨言论问题在社会底层的持续沸腾，韩国现在不得不面对民主化的意外后果。

在2016年10月到2017年5月，1500万人走上街头持续进行了7个月的烛光集会。这场和平集会最终导致了最高法院决定弹劾总统朴槿惠。通过援引1987年的六月起义、1980年的5月18日光州民主化运动、1960年的4月19日革命以及（再往前）1919年的3月1日独立运动这一系列代表了韩国民主化历史崇高遗产的抗议事件，韩国强大的公民革命血统得到了重新确立。此外，类似于《辩护人》、《出租车司机》和《1987》等强调80年代民主化运动的电影广泛流行，也加强和证实了韩国民主化遗产的深远意义。

然而，在烛光革命取得惊人的胜利后不久，问题就开始浮现。“20多岁的男性”成为了这些问题的第一个信号。尽管文在寅政府在朝韩会晤及美朝对话领域的进展获得了广泛的赞誉，但文在寅政府在年轻一代中的支持率继续直线下降。2019年2月，一份名为《20多岁男性支持率下降的分析与对策》的政策报告将文在寅在这一人口群体中的低支持率归咎于他们的反女性主义和社会保守观点。然而，这一群体对文在寅政府的低支持率并不是新闻。20多岁的男性从一开始就很少对文在寅政府表现忠诚，不仅与同龄的女性相比，而且与其他年龄段的男性相比也是如此。他们的支持率在2018年朝韩会晤及美朝对话期间确实暂时随着文在寅飙升至81%的总体支持率一同增长，但此后不久就又回落到之前的水平。

为什么年轻男性对文在寅政府的反感很重要？首先，这一现象与被称为“386世代”的老一代人的信念形成鲜明对比，后者认为韩国年轻人应该首先站在社会正义的立场上。[1]386世代在年轻时参与了激烈的政治运动，反对独裁政权，并在1987年结束了持续数十年的独裁统治（Lankov 2008）。因此，他们很非常难以理解今天年轻一代中的保守趋势（Jin 2019, p.3）。

不过，更令人费解的是这一群体对弱者的仇恨，这种令人不安的情绪特别地以厌女症为其核心特征。新闻周刊《Sisain》发现，在韩国，超过25%的20多岁男性坚定地认为自己是反女权主义者，并将这种信念作为共同原则。促使这个新身份群体成型的是社会歧视男性的观念。在对一千名成年人的调查中，Sisain发现60.8%的20多岁男性认为韩国对女性的歧视不是特别严重，但68.7%的人认为对男性的歧视才是更重要的问题（Sisain, April 15, 2019）。这种完全拒绝为遏制父权制男性沙文主义而做出进步努力的观点与其他年龄段的男性大相径庭，（Cheon 2018, p. 288）。那么，在一个玻璃天花板指数排名垫底的国家，我们又要如何看待这种不可思议的歧视概念？（The Economist, March 8, 2019）。

许多分析家认为，这种厌女症可以追溯到约会受挫的经历。网上盛行的“酱油女”或“泡菜女”等轻蔑的表达方式，意在嘲笑那些试图劫掠有钱男人来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年轻女性。然而，这些贬义词也可能反映了他们对在约会或婚姻领域缺乏能力的挫败感。1997年的外汇危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结构调整极大地损害了中产阶级，最终使韩国成为了一个不太平等、更加僵化的社会，通过收入实现社会流动已近乎不可能（Korea Exposé, December 29, 2017）。同时，韩国很快步入低增长阶段，进一步削减了年轻人的体面就业机会。因此，在现代工业化时代，艰辛的工作不可避免地使成功的特例成为可望不可即的神话。韩国青年被迫面对自己无力进行约会并结婚生子的残酷现实，这也剥夺了他们通过以往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成年仪式的机会。取而代之，年轻人中产生了诸如“三抛五抛七抛”[2]这样的自嘲式表达。“三抛”代表了放弃约会、婚姻、生育的念头；“五抛”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住房所有权和友谊；“七抛”在无法实现的目标清单上增加了希望和梦想。这种完全绝望的态度已经在韩国青年中流行开来，他们中的许多人将自己的国家视为一个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逃离的监狱，并将自己视为难民。像“地狱朝鲜”（Hell Choson）[3]和“逃离朝鲜”（Tal Choson）[4]这样的新流行语揭示了年轻人坚决放弃对国家的希望。在此，仇恨被表达为一个被迫放弃希望的社会的症状（Eom 2017, pp. 14–15; 149）。

在这种背景下，Ilbe[5]的现象就也容易理解了。Ilbe是一个极端的右翼民族主义团体，专门嘲笑妇女和“湖南圈”[6]进步政治家。根据Cheon的说法，Ilbe之所以憎恨光州受难者与世越号受害者家属，是因为其认为这些人利用了受害者身份，仰仗政府福利，破坏了公平竞争（Cheon 2018, pp. 256–257）。Ilbe在光化门广场对悲痛欲绝的世越号受害者家属大啖披萨的怪诞行径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有趣的是，在Ilbe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一个名为“父亲-首尔”的叙事轴线。这个叙事有关于一个来自农村、搬到首尔并通过努力工作获得成功的父亲。Ilbe的仇恨叙事来自于对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努力和辛勤工作发家致富这种传统信念的背叛感；其愤怒植根于对公平和正义的强烈信念。从中我们可以发现Ilbe心态中的一个悖论。在上一代人中普遍存在的对“白手起家”的信念，并不是Ilbe现象的原因。相反，Ilbe是自我成就叙事失效的现实所产生的症状。只有将Ilbe扭曲的世界观看作是没有希望的现实的病态产物，我们才能够对其有所理解。

就在今天，韩国，这一在几十年的专制统治后获得显著集体民主化成功的国家，现在已经成为培养仇恨和反进步主义的土壤。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悖论？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参考意大利哲学家乔治·阿甘本提出的以下问题：

“为什么在民主似乎最终战胜了它的对手，达到了它的最高峰的时候，却没有能力把它为之付出所有努力的‘生物生命’（zoē）从空前的毁灭中拯救出来？”（Agamben 1998, p. 10）

从2016-2017年的烛光革命开始，韩国取得了一连串的成功，现在却发现它的年轻人公开谴责“地狱朝鲜”，成为以欺负弱者为乐的势利小人[7]，这又是何以发生的呢？

“地狱朝鲜”外无处可逃

386世代一直对年轻一代没有参与抗议感到困惑；作为反抗社会不公的代表，他们完全无法理解那些嘲笑弱小而不是对抗国家权威的青年。然而，这样的批评没有认识到一个基本的事实：让年轻人感到沮丧的，既不是军事独裁，也不是1980年代的劳工剥削，而是一个被386世代奉献了一生的民主制度所巩固的体制。在20世纪80年代那个政治氛围严酷的时代，学生运动的氛围倾向于将社会事业和对组织的忠诚置于个人欲望和情感之上，这为“386政权”与传统的父权主义相结合的强大堡垒奠定了基础。在这方面，当“Me Too”运动在2018年抵达韩国时，来自进步阵营而非保守阵营的人物首先被指控犯有多起性侵案件也并不令人感到惊讶。[8]1980年代的学生运动经常淡化甚至牺牲性别问题，以换取他们所认为的更重要的事业。此外，尽管386世代年轻时有革命精神，但如今他们代表着建制派。他们不仅在金大中和卢武铉担任总统期间抓住机会进入政界，取得了权力和影响力，而且还幸运地赶上了最后一班工业列车。因此，386世代成为韩国第一批可以同时享受民主化和工业化成果的人。

具备如此道德力量的建制势力在韩国现代史中是罕见的，最近三部回顾1980年代的电影——《辩护人》（2013）、《出租车司机》（2017）和《1987》（2017）——的成功表明，386世代（此处原文为398世代，似为作者笔误，译者注）的影响力超越了政治，渗透并控制了社会话语。这些电影不仅证实了386世代行动的正义性，还将他们的情感和对1980年代的记忆提高到了全国普遍现象的高度（Ryu 2018, pp. 275–318）。电影对许多亚洲国家的政治抗议者的影响，更是再次确认了386世代的合法性。[9]时至今日，386世代不再代表反对派力量，而是代表着政治主流。在大韩民国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真正强大的建制派，一方面拥有政治权力，另一方面也同时拥有话语权。

因此，当前韩国青年最重要的困境是，他们在一个历史上最强大建制的阴影下成长。青年人面临的困境是：他们拒绝被“漫长的386政权”所干预（Choi 2019a, p. 101），但在创造一种有说服力的语言来表达不满时也遭遇了巨大困难。而对他们缺乏政治参与和抗议的批评也是不正确的，因为青年们希望抗议的对象正是386政权。因此，他们的不满未能汇聚为一种指向行动的政治语言，而只是散落在譬如“爱教训人的386死老头子” [10]和“揭竿而起”[11]这类冷嘲热讽的片段中（Park 2016, p. 84）。这很可能就是为什么“烛光革命”没能为年轻人培养出任何形成独立政治团体的土壤，并使其具有像台湾的“太阳花运动”或香港的“伞运”那样的政治吸引力。文化研究领域的青年学者崔泰燮（Choi Taesup）指出，年轻人在烛光革命期间的自发热情最终被吸收到“漫长的386政权”的厚重锋芒中。[12] 因此，今天的韩国年轻人在现代历史中拥有最弱的社会影响力（Lee 2019, p.46）[13]。

世界主义孤独者的生存物语

面对压倒性的无望现实，逃避可能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选择。张康明讲述一位在悲伤中逃离“地狱朝鲜”女性的小说《因为讨厌韩国》（中译本标题“走出韩国”，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在2019年出版，译者注）在2015年成为了畅销书。这部小说在轻松、讽刺的语气下隐藏了一股阴郁的暗流。小说的主人公桂娜（Gyena）在开篇就明确宣布了她的跑路意图。当被问及原因时，她的回答直截了当：“因为我讨厌韩国。”要是被进一步追问，她就会开门见山地说：“因为这日子我是一天都过不下去了。”那些问她“你怎么不爱国”的人都会被她背地里骂作“死老头子”。桂娜出身贫寒，无缘名牌大学，但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她还是在一家知名的安保公司找到了一份体面的工作。然而，由于她坚定地认为自己在祖国永远不会幸福，所以她还是一心想润。无论是她的同事（都是人生赢家）还是她来自富裕家庭的好心男友志明（Ji-Myung），都无法说服她在韩国有任何形式的未来。她所追求并非不义之财，而是尊重和同情，只有这才能让她获得真正的价值感。这是一个简单的梦想，但她断定这在韩国永远无法实现。最后，桂娜不顾一切地离开了她的国家，前往澳大利亚拥抱了一个未知的未来。

但是正如宋英贤（So Yeong-Hyeon）所论证的那样，桂娜的胜利跑路故事仍然是天方夜谭。包括考雅思与申请澳大利亚公民身份在内，桂娜为实现她的目标所做的努力只是表达了她对新自由主义陈词滥调的默许，这些陈词滥调通过自我强迫来检验个人的极限。在这种情况下，桂娜相当于是润到澳大利亚去做和在韩国一样的事。最终，宋娜能真正做到的是改变她的国籍。讽刺的是，新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者在选择成为难民并在绝望中选择新国籍时，只是暴露了一个无可避免的全球现实，在其中“超越国家”不再有意义。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部小说中弥漫着对关系的不信任和恐惧。桂娜的“逃离朝鲜”（Tal Choson，即离开韩国）并没有带来幸福的结局，因为这意味着她要切断自己现存的与未来（潜在）的关系。桂娜首先与忠诚的前男友分手。即使男友考入新闻学院，实现了成为记者的梦想，他对工作的全身心投入也只能让桂娜感到空虚。桂娜也拒绝了她父亲拥有80平米二手公寓的小小梦想，拒绝在经济上援助他。最终无论是爱人还是家庭都无法保证她的幸福。

对现有关系的不信任，更带来了对未来新关系的恐惧。在澳大利亚定居后，桂娜遇到了来自美国德克萨斯州的Ally。也许是被她的自由精神所吸引，桂娜邀请Ally到她的顶楼公寓。但令桂娜惊讶不已的是，Ally（一位极限运动爱好者）突然从阳台上跳伞。由于澳大利亚法律禁止跳伞，桂娜作为土地所有者被警方指控，并在漫长的诉讼后支付了巨额罚款（Chang 2015, pp. 116–128）。这个可怕的经历可以说加强了桂娜避免给予他人善意或热情的信念。这又进一步影响了她与年轻韩侨在寅（Jaein）的关系，尽管在寅强烈地吸引了桂娜，但桂娜却对他的感情视而不见。在冷漠表面之下，她的视而不见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形式。最终，在寅终于鼓起勇气告诉她他的感受，但志明在喝醉时给桂娜打来的电话却毁掉了这个潜在的温柔时刻，推迟了桂娜建立新关系的可能性。

《因为讨厌韩国》是新自由主义时代独行者的生存文本，敦促他们保护自己，不仅要终止现有的关系，还要阻断未来可能的关系。宋英贤（307）谴责桂娜对建立在地的新社区缺乏兴趣，但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批评似乎是不正确的。事实上，这部小说的重点是对社区的根本不信任和拒绝，因为桂娜表现出对放弃社会和社区的坚定承诺。在这里，桂娜坚强和冷静的外表下，是一个受伤的灵魂（Epstein 2018, p. 4）。正因如此，桂娜的形象成为了失去个人能够受到社会保护的韩国青年的真实写照。在这种意义上，说桂娜这个看似胜利的世界主义者实际上令人想到了远离社会、在一个孤独的房间里过着独居生活的家里蹲形象也并不牵强。[14]既然创伤性的世越号事件向这群青年人显示，国家不会向那些处于危险中的个人施以援手，那我们又怎么能说服年轻人重新加入社会，再次寻求社会性的解决方案呢？

“跨越非军事区”的常人想象力

尹高恩的短篇小说《假若蓝色弹珠上有平壤》（以下简称《蓝色弹珠》）与文在寅总统今年投稿给《法兰克福汇报》（Moon, 2019）的一篇题为《平凡铸就伟大》的文章中的一个分段惊人地重合：

“长期以来，一直使我感到遗憾的是，我的北朝鲜同胞们不再考虑停战线以外的空间。但如果朝韩双方能够相互和解，铺设铁路连通双方，允许货物与人员流动，那么大韩民国就将不再是一个岛屿。相反，半岛将成为从海上到亚洲大陆的桥头堡，以及从大陆通向海上的门户。扩大普通人的想象力也标志着从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人民的想象力、生活领域和思维范围也将大大扩展，愈合我们长期以来不得不忍受的分裂带来的痛苦创伤。（Moon, 2019）”

尹高恩的这篇小说发表于2016年，因此它肯定不是对文在寅文章的直接回应，但同时这两部文本看起来又是紧密联系。故事中所描绘的“跨越非军事区”的常人想象力，披露了当关于朝鲜半岛分裂和统一的主流话语渗透进年轻人无望的生活中时，可能出现的潜在差距。仿佛是在反驳节选中提到的“长期以来的遗憾”，《蓝色弹珠》以普通人也早已对“停战线以外的空间”具有长久的想象力为前提展开。在故事的开头，主人公郭源真（Gwak Doil）赢得了一张去夏威夷的免费旅行券，并住进了一间对朝鲜房地产市场感兴趣的人经营的民宿。在那里，源真发现了一张写有“开城现有公寓待售！”的传单。源真此前从没有把朝鲜和房地产所有权联系起来，但一经谷歌搜索他很快就了解到，几十年来全球的房地产投资一直都在向朝鲜流动。

“像我这种对这些地产无动于衷的人，只会把非军事区视为我们领土的边缘。事实上，它不是边缘，而是核心。虽然它像一条带子一样收紧了朝鲜半岛，但一旦带子解开，这个地区将成为最强劲的房地产热点。（Yoon 2019, p. 56）”

这段带有科幻元素的叙述，展示了跨越维持了70年的分界线如何“像小姑娘玩橡皮筋一样容易”（Yoon, 57）。与文在寅表达的担忧相反，常人的想象力早已“从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他们的“生活与思维领域”已经“大大拓展”。对他们来说，非军事区不再代表韩国“岛”北缘；它现在已经成为半岛的心脏，与“最强劲的房地产热点”相连。仔细研读这段文字，读者甚至可能会对哪部分是真实的、哪部分是虚构的感到困惑。朝鲜是一个相对较少受到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影响的国家，但在实际上，它正在与美国就用核武器换取发展机会进行谈判。鉴于此，资本涌入朝鲜是一个已经体现在当下的未来。

但源真又何以不知道这一点呢？尽管他声称自己的无知是源于对房地产完全不感兴趣，我们仍然可以考虑另一种解释。源真与他的女友已经交往了九年，但期间都没有关注过房地产市场，因为对于“N抛”世代来说，房地产所有权根本就像科幻小说一样。他不得不放弃婚姻、生育与房屋所有权[15]。当源真与女友善英（Sunyoung）濒临分手时，平壤地区的在建新城镇的消息奇迹般地重新点燃了他们的关系；在一个巨大的公寓区内拥有一套80平米居室的希望足以抵御危机的发生。然而，在带有幻想色彩的结局中，仍然涌动着黑暗的暗流，他们在样板房中欣赏首尔塔的（虚假）景色，并欺骗自己能感受汉江的微风。这个场景的假象似乎只是证实了一个残酷的现实：他们根本无法在韩国建立一个真正的未来。

当今时代韩国年轻作家的冷漠语气似乎是一个统一的特点，反映了他们对周围沉闷现实的疏离。《因为讨厌韩国》和《蓝色弹珠》的冷淡态度似乎表明了这两个文本对社会的坚决拒绝，他们拒绝分析或深入研究社会的各种荒诞现象。他们不再希望深入到韩国的绝望中去，而是将目光投向外部世界。然而，外面的世界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它是否真的比留下的世界更好？桂娜隐藏起在母国遭受的床上，投身于一个陌生世界，很可能在新国度遭遇更加残酷的竞争环境，她是否可能谋得幸福是非常存疑的。同样，朝鲜一旦打开国门，最终也会屈服于激增的投机活动，因此它似乎并不是“地狱朝鲜”的替代性选择。在此方面，《因为讨厌韩国》和《蓝色弹珠》对“地狱朝鲜”之外的世界的描述是非常矛盾的。《蓝色弹珠》的信息可以被认为比《因为讨厌韩国》更加矛盾和具有煽动性。

鉴于冷战时期发起的内战仍在继续，结束战争和国家统一被视作韩国的历史使命。“和平统一”一直是进步派和反对派的不懈口号，甚至逐渐成为一种政治陈词滥调。而在实际上，几乎所有寻找统一的具体方法和愿景的努力都宣告失败，两个阵营都没有成功地提供一个有具体方法和愿景的可信的统一蓝图。朴槿惠政府设计并实施的“统一淘金”（Unification Bonanza）甚至恶化南北关系，因为它直截了当地暴露了利用朝鲜资源的赤裸愿望。

另一方面，现任政府的口号“朝鲜半岛新政权”似乎隐含了一个合理的计划，因为它主张朝韩双方共同繁荣。然而，“朝鲜半岛新经济地图”与“朝鲜半岛新政权”的主要焦点仍然是经济进步。它对“和平驱动经济”的“良性循环”的强调（Moon, 2019）表明它相信朝鲜半岛的和平将通过朝鲜的市场化进程来实现，这一进程通过创造就业机会将不仅有利于北方人民，也有利于南方人民（2017 Sejong Policy Forum Special IV 2017）。尽管“半岛新政权”许诺了种种美好的愿景，但其仍然将市场化作为实现统一的关键途径，在这种意义上其可能和“统一淘金”没有多大区别。

此外，新倡议的美好承诺诱使国家向北寻找光明的未来，这实际上可能是国家无力应对长期社会失范所导致国内问题的诡计。他们想象着一条连接南方和北方的铁路，将货物和人员越过边界，而南方严重的社会阶层差距问题仍未得到解决。这又何谈改善“这里”和“那里”的生活呢？在台湾，随着海峡两岸的交流的加深，反陆情绪反而达到顶峰，而香港在97后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考虑到这些情况，认为非军事区两侧的积极互动将治愈国家分裂所造成的创伤，似乎只是对未来现实的幼稚判断。

更令人惊讶的是，在《蓝色弹珠》的故事中，年轻人对“跨越非军事区”的想象甚至不包括北朝鲜人。在小说中，对平壤与开城这两座大兴土木城市的描写都没有涉及其中的居民。朝鲜人似乎被完全排除在外，只在在外国投资者面前草草出场。最终，作者将高度政治化的“统一”主题带入到赤裸的生活领域，却将生活者排除在外，进而产生了深刻的讽刺意味。

“先生，这只是关于公寓抽签，不是关于统一……你需要把这看作一个独立的概念……假设公寓在2021年完工。那么我们可以保证同时开放两所幼儿园，至于单轨铁路，将在2025年之前铺设完毕。然而，我们不能说统一会在什么时候到来。我们只能说，无论统一与否，公寓的价格在不久的将来都会上涨。（54-55）”

《蓝色弹珠》中的房地产经纪人似乎很善于与源真这样的人打交道，他对公寓的发展和统一之间的关系一无所知。她似乎在告诉他，要把统一看作是基本生活的另一个平凡的元素，而不要把它与政治联系起来。这让人想起阿甘本（9）所描述的过程，即“本位于政治秩序边缘的赤裸裸的生活领域，逐渐开始与政治领域重合”。

反对平庸的革命

向内逃亡

“逃离朝鲜”中逃的概念与德勒兹和瓜塔里在1990年代创造的一个学术流行语“逃逸线”的概念截然不同。后者意味着通过偏离构成主体的线而对压制性社会结构产生影响，而前者则缺乏对社会结构的主动参与，而是选择彻底放弃原有社会而向外看。然而，正如我们在《因为讨厌韩国》和《蓝色弹珠》中所看到的，当“此时此地”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时，外界也不可能有出路。桂娜的澳大利亚和源真的平壤都被证明是由标准化欲望驱动的同质世界。由于缺乏与他者的互动，他们不可能进入梦想中有别于现时现地的未来世界。这种逃避只是对现在的重复，而不是作为异质性他者的未来（Han 2015, p. 46）。

在这方面，黄贞殷最近的小说《DD的伞》值得特别的关注。组成《DD的伞》文集的两篇小说《d》和《无需多言》有着强烈的关联。两篇小说都概述了世越号渡轮事件和烛光革命，并于结尾处提出了对革命的质疑。乍一看，这两部小说在许多方面似乎是相互重叠的，但正如我们将在本文后面看到的那样，期间实际上发生了平静但令人震惊的逆转。死亡和幻灭是两部小说的第一主题。第一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d”由于一场交通事故失去了他的爱人“dd”，而第二部长篇小说《无需多言》的主人公徐秀庆（Suh Soo-Gyeong）和叙述者则生活在一个生死边界非常模糊的边缘状态中。不仅仅是“dd”被抛向死亡，“就像用无情的精致镊子拔除”（Hwang 2019, p. 21）。即使是尚未死亡的人物，也在日益赴死，“仿佛一点一点地摄取毒药”（257），这种状态将人物的损失感内化。

然而，《DD的伞》以不同于《因为讨厌韩国》和《蓝色弹珠》的方式描写了幻灭感。与前两部作品中不同，《DD的伞》将幻灭感引导向内部而非外部。在《d》的开头，李雄坪（Lee Woong-Pyeong）驾战斗机逃离这一给人深刻印象的形象象征性地反映了黄贞殷对死亡和幻灭的概念（27）。李雄坪是一名朝军飞行员，1983年带着他的米格19战斗机逃到了南方。在死寂的天空下，战斗机悬在空中“只有一层薄薄的金属板远离死亡”的时刻，预示着生死间的微弱边界。这一刻被强烈地刻印在了d的脑海中，因为它是一种逃离“我的幻灭”的经历，尽管d实际上从未拥有过这种经历（112-114）。重点在于，“幻灭”这个词明显受到定语“我的”支撑。而在《因为讨厌韩国》中，桂娜认为她的幻灭完全植根于外部现实。另一方面，在《DD的伞》中，主人公意识到他们自身已经被卷入了幻灭的源头，因此对他们来说，逃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是这种自我意识和接受，最终促使他们向内而不是向外逃避。

在这部小说中，死亡不仅局限在生物领域，它也囊括了各种停滞状态。李上尉的逃亡之所以在d的脑海中刻下如此不可磨灭的印记，是因为它是一个使悬空的时间断裂的时刻。作者在这里寻求的是一个惰性当下开始分裂的时刻。这个时刻并不是通过偏离当下获得。相反，它是一个异质性的时刻，一个通向与当下具有不同时间质量的未来的通道；通过在惰性当下中的长期耐力飞行，它最终得到揭示。

那么，“停滞的当下”意味着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黄贞殷潜心研究了汉娜·阿伦特的“平庸之恶”概念。在韩国学界，“平庸之恶”常被翻译成“악의 평범성”，相当于“平常之恶”（the commonplace of evil）。抱着对这种翻译的怀疑态度，黄贞殷从阿伦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1963年）中挖掘出三种失能：不能言说，不能思考，不能真正与他者交流。由此，黄贞殷得出结论，“平庸之恶”的核心概念与思想的缺失相关，它指的是“由于某人完全依赖陈词滥调，因此失去了可信的真实交流”（219）的状态。换句话说，“平庸之恶”是指一个人的思维被束缚的状态，这个人安于现状，对现状毫无敌意。这种无思无虑的状态使其屈服于一个常识的世界。值得注意的是，黄贞殷正是将韩国普遍存在的仇恨归结为向平庸屈服的过程。

“至于他（我父亲），他既恨年轻人又恨老年人，最恨的是工会、揭发丑闻的二五仔和卢武铉（Roh Mu-Hyun）。在他看来，罢工代表了共产主义行为，而披露了三星数十亿秘密资金的金永哲（Kim Yong-Cheol）叛徒，已故的卢总统是个从不配当总统的平民。这些人不仅比蓝领工人赚得多，还要组织工会，挑起罢工，一定是脑子有毛病。在他的恼怒之下，似乎有对劳工的厌恶，隐藏在更深层的则是对似乎有对软弱的厌恶。特别是，鉴于他经常迁怒于已故的卢总统缺少权威，他对工人、金永哲、卢武铉的厌恶岂不是发自同一源头吗？金素丽（Kim Sori）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父亲对权威的缺失感到厌恶。他对权力的缺失感到厌恶。他讨厌软弱。（221）”

父亲的怨怼指向权威的缺席，虽然其表现为对弱者的蔑视，但它却是起源于对权威的恐惧深渊。他被对权威的恐惧牢牢抓住，以至于要摆脱这种恐惧的唯一办法就是把自己和权威联系起来。因此，他通过谴责那些没有权威的人来表明自己的权威，并“尽力憎恨弱者”，以行使他可能的既得权威（222）。这个恶性循环表明，他对弱者的仇恨与对自身脆弱的恐惧以及对权威的乞降过程有着深刻的纠葛。但问题在于，父亲其实也曾出现在1987年的起义现场。

“那年6月的一个晚上，母亲相当反常地出来见我父亲。他们回来时，身上都沾着胡椒的臭味。父母一进屋，我跟金素丽就闻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刺激气味，这气味充斥着整个房间害得我们都喘不出气。我看着他们的脸，涕泗交流，脸颊红肿，可能是在冲突中搞成这样子的。金素丽和我很害怕，觉得父母可能是经历了什么可怖的事，因此还哭了好久。但父母却满心欢喜，他们‘那家伙、那家伙’地念叨着，有说有笑。父母边笑变看着对方，也看着我们，让我们困惑不已。他们笑是因为脸被催泪瓦斯蛰得生疼；他们笑是因为跑得太快腿又酸又痛。金素丽和我从未见过，之后也没见过他们如此开朗。（215-216）”

叙述者记得1987年6月的那个夜晚，当时她的父母正处于她现在的年龄。那晚，父母回到家时身上沾满了催泪瓦斯，一起洗澡，欢快地笑着，但现在他们却只会抱怨世界的平庸。是什么改变了？他们曾经的欢快为何消失了？他们曾经嘲笑当权政府是“那家伙”，为何这种叛逆颠覆如今无影无踪？他们对“向政府权力丢石头”的记忆到哪儿去了？（217）为什么曾经强烈地刻在他们身体里的光芒四射的火花这么快就被常识世界吞噬了？这些自由的精神是如何被驯服，接受他们被当局征服的？为什么他们最终会选择站在当局一边？

为了寻找答案，黄贞殷将父亲在1987年的经历与叙述者1996年在延世大学的经历并列在一起。虽然这两个事件之间存在着质的区别，但当叙述者发现当自己回到延世大学校园时，她确实回忆起了与当局的对峙，此时校园内预定要举行泛民族统一大会。自1990年以来，该集会一直是年度活动；但在1996年，当局决定宣布其为非法，并威胁要以最严厉的方式处理任何叛乱。结果2万名警察将大约4000名学生封锁在科学楼和综合楼内，两架直升机在大楼上空盘旋，倾泻液体催泪瓦斯。即使在学生代表机构韩国大学生总联合会宣布他们打算取消所有剩余活动并解散后，警方仍继续进行这种严厉的回应。最终，警察冲进两座大楼并逮捕了1800名学生，结束了为期9天的对抗（Minhwahyup Human Rights Group 1996）。与1987年6月的革命顶峰相比，1996年的延世大学事件代表了韩国学生运动在持续衰退后的彻底覆灭。1987年被广泛认为是该国民主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与此不同的是，很少有人记得1996年在延世校园里的那些年轻学生经历了什么。人们也不会知道这些学生，包括那些幸运地逃出来并躲过警察逮捕的学生，在第二年被卷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危机的漩涡，被“扫院子”的日常生活所吞噬，最终陷入浑浑噩噩的状态（186-187）。

通过将1987年和1996年这两段看似不相关的经历叠加，黄贞殷试图思考“平庸之恶”的意义及其与革命的关系。无思想性，即“平庸之恶”，在本质上是革命的残留物。由于第二波总是取代第一波，革命注定以其残余的形式返回并吞噬其遗产。正如现代主义诗人金洙容（Kim Soo-Young, 1921-1968）在1960年4·19革命后用尽全力与革命的众多反弹作斗争一样，黄贞殷也通过不断重温1987年的“六月革命”来与它的反弹作斗争。她想知道，一个在民主化上取得非凡成就的社会，怎么会突然陷入这种无知无觉的状态？它怎么能心甘情愿地让自己堕入势利，甚至比1960年代令金洙容彻底厌恶的小资产阶级化还要糟？我们又如何能设法摆脱时间的停滞？

摩擦的力量

为了摆脱这种停滞不前的状态，黄贞殷选择回到革命最初发生的地方。她决心重访她父亲的1987年和她的1996年，以及光复门广场（烛光革命的地点）以查明发生了什么，以及无思想的症状如何在那里产生。为了使这些革命时刻不至于停在原地，必须坚持不懈地提出这些问题。

当d与朴钟培穿过集聚在钟路、清溪川和光化门广场（世越号遇难者一周年纪念活动预定在那里举行）的人群时，他们发现了一场“使革命几乎成为不可能”的革命。在被拥挤的人群淹没的过程中，他们意识到沿着警察的巴士路障移动的人群正在无意识地形成一个巨大的壁垒。沿着光化门广场的入口，世宗大道十字路口形成的壁垒已经成为一个“沉默、静置与真空的”空间（132）。当他们面对这个空洞的实体时，死亡的更深层意义便显现出来。死亡并不局限于世越号渡轮的受害者。死亡的本质就是暂停思考，就是暂停任何与“那些微不足道，轻易就会毙命的人”沟通的努力（139）。这座不由自主的人群壁垒如此庞大而密集，甚至仍然无法听到彼端人群的呼喊声，当d凝视着这壁垒时，他意识到这场革命是“由那些发明了壁垒的人推动的”（133）。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冲破这个牢牢地占据革命中心、不可战胜同时又是不可见的壁垒？我们又该如何打破延宕自身革命的悖论，穿透空洞之墙，打开通往未来的出口？我们首先必须考虑《DD的伞》所收录两篇小说之间的裂痕。仔细阅读可以发现《d》和《无需多言》重复了同一场景。两篇小说的主要人物都在纪念世越号事件一周年的活动中来到了光化门广场，并随后与多层警察巴士路障组成的壁垒对峙。然而，这两组人物的做出的反应却有所不同。d认为“（呼喊的）声音不可能穿透此处与彼处间的真空管”（133），并放弃了前进，而《无需多言》中的叙述者则问道：“还要继续前进吗？”（290）叙述者的情人徐秀庆[16]做了一个更尖锐的声明：如果不能选择逃跑，那唯一能做的就是施加摩擦。

“对于那些无处可逃的飞行员来说，唯一的选择就是回到他们的世界，杀死他们的父亲/导师/默认值。如果无法逃跑，我们就必须继续在这里飞行，施加摩擦 （292） 。”

被警察的巴士路障困住，d与徐秀庆进退维谷。突然间，徐秀庆想起了《空中杀手》中函南优一的突袭。[17]在《空中杀手》的世界观设定中，罗斯托克和劳特伦公司间的表演无止境的战争，满足民众对战争的渴望来维系和平。而当其中一方占上风致使平衡将被打破时，名为教父的角色就会出手恢复实力均衡。从本质上讲，这个系统本身（即教父）是不可战胜的。函南优一在前世无法克服绝望选择了自杀，而此生的优一则选择挑战教父，即使知道这个人是不可战胜的（291）。插入《空中杀手》为《DD的伞》提供了一个颠覆性的时刻。d被巨大壁垒慑服而踌躇不前的形象，与屈服于系统的令人窒息的平衡优一的前世十分相似。与此相反，徐秀庆和叙述者在面对同样的壁垒时决定进一步行动，唤起了一个在权威面前飞翔、挑衅的函南优一的形象。《空中杀手》的插入预示着逃离系统并不只是空想，而是可以通过在系统内施加摩擦力实现。

一进入正在烛光抗议的光化门广场，徐秀庆和叙述者就感到不适。那是因为“和理非非正道公民”的自豪感让他们感到不安。这个框架排除了那些“把拖拉机开到首尔”并与警察发生争执的绝望农民，以及在南湖大厦楼顶静坐抗议直到其中五人死于火灾的被驱逐的龙山居民。他们不禁质疑，对“和平抗议”和“成熟的民主”的自我标榜是否意味着可以忽视那些进行“非正常抗议”的“坏公民”的伤痛。碰到一个男性抗议者标有“女巫滚蛋”的牌子，徐秀庆和叙述者都无言以对。他们不知道如何在革命中处理这种不加修饰的仇恨言论。很明显，“认为我们是绝对一体的惊人错觉”在整个革命中流传（294-307）。在朴槿惠被弹劾的那一天，他们质疑革命是否真的会成功。站在离广场上刚才人群欢呼雀跃的地方仅几步之遥的地方，徐秀庆对叙述者说，“是时候让他们所有人都醒过来了”（314-315）。

黄贞殷想要证明，革命中最可怕的是人们认为革命已经完成的时刻。曾经在热情的旋风中飞扬的尘埃最终沉淀下来，固化成另一个系统，抹去了思考的能力，以常识取而代之。因此，优一形象在革命高潮中的回归对徐秀庆意义重大。在设置这个场景时，黄贞殷紧紧围绕着一股隐秘力量，它潜伏在革命后酣畅淋漓的欢呼声中，试图扰乱平衡状态，引发新创造。如果缺少了这股力量对权威的攻击，运动将最终进入一个新的平衡点，其能量将转化为另一个僵化的系统。这只是悖论性的重复，一场由死亡挑起的运动最终将自己锁定在死亡状态中，就像父亲那一代人在1987年所做的那样；他们在踏过血泪获得热忱和激情之后，就立即将它交给了当局的世界。

为了避免这种悖论，黄贞殷断言，“我们必须施加摩擦”。摩擦是一种通过抵制物体的相对运动来促进其运动的力量。根据定义，其反面是惯性。对于黄贞殷来说，摩擦是激发真空管中的运动并刺激停止的时间再次流动的唯一方法。摩擦将阻止在广场上循环的能量陷入平衡，进而转化为一种由常识和权威驱动的力量。它将阻止革命的活力被吸收到僵化的系统中，并最终帮助将这种能量带离内部循环，引导向另一个世界。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能会注意到在《DD的伞》中，两篇小说之间嵌入了奇妙的重复装置，就仿佛是体现了普里莫·莱维的话：“既然已经发生，那也就可能再次发生”。这些重复包含了征兆和颠覆的时刻。例如，李上尉在《d》中的米格19以函南优一驾驶的战机的形式重新出现在《无需多言》中。李雄坪的米格在抵抗“静滞的现在”时停留在了空中，并创造了一个将其与另一个世界联系起来的时刻，当函南优一的战斗机掉头挑战这个系统时，它得到重新激活。除此之外，金素丽在《无需多言》中的诞下的新生儿，似乎是d已故的爱人dd的重生。而虽然dd的死亡在《d》中意味着世越号的沉没，但在《无需多言》中，事件发生的4月16日作为徐秀庆的生日再次出现。这些重复似乎是在施展一种魔咒，预示着曾经爆发的革命会再次爆发，并继续不安分地存在，而不是在完成后停止。

从这个角度来看，《d》的结尾是最重要的预兆。d 将他的手指伸进音频真空管，并被其“阴森的热量”灼伤手指（145）。

“从困惑中回过神来，d盯着真空管。虽然他已经把手指拿下来了，但他觉得透明的薄玻璃膜仿佛还粘在上面。疼痛持续存在，就像穿透皮肤的刺。‘可别小瞧它’杨素娥说。‘小心点，因它可是烫得很’。（145）”

在位于钟路Seun购物中心的“韩少女”商店，d盯着“充盈着光与信号”的音频真空管。玻璃管壁显得很薄，不稳定。他想起了几天前他在世宗大道十字路口徘徊的“空旷、阴郁、死寂的”空间（144）。这一幕勾勒出的不仅仅是对比。它对下一部小说投下了一个咒语，祈愿能够得到深刻的变化；祈愿思想的运动能够永久地翻腾，将“没有流动的空间”再次转变为“充盈着光与信号”号的状态；希望广场上被解放的精神不至落入平衡点；希望有一个在永恒地蓬勃发展的世界，对平庸进行不懈的抵抗。

自另一个世界

一旦革命停摆，从广场上溢出的能量就会固化为一个不可战胜的系统。当常识的世界取代了创造性的混乱，树立起权威，我们就不会再去质疑系统中那些不可见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无需多言”，而这正是“平庸之恶”的内涵。黄贞殷坚持研究潜伏在革命中的恶。如果无视这种“平庸之恶”的话，我们将无法解释韩国社会如何在完成烛光革命这一不朽的胜利的同时孕育出荒谬的仇恨情绪。

从1960年到1987年的革命告诉我们，革命必然受到自身回返的攻击。而我们也必须从这一点来解释仇恨和厌女症的不可思议的现象。革命创造了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各种声音混杂在一起，无论它们之间有多大的冲突。然而，一旦革命以胜利告终，相互竞争的声音融合成一个新的常识，那些不请自来的残余就会以反动的形式回返。想要防止自己被自己的倒退所吞噬，革命别无选择，只能不断旋转——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永不停止思考、发声，努力与那些与自己不同的人沟通。一旦我们停止思考，失去与他人交流的能力，我们最终会把自己困在平庸的深渊中。这正是黄贞殷试图通过插入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情节来警告我们的：当被问及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入侵时，从讲解员“我们无法裁判”的回答中，黄贞殷再次感受到了邪恶的平庸的幽灵（282）。

那么，如何才能保持革命的势头？我们如何通过与不同的声音联系，继续让自己参与到对异质性世界的追求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黄贞殷参考了 “Mookja（묵자）”。Mookja是指印刷字母，与盲文相反。虽然盲文作为视觉障碍者的字母系统广为人知，但很少有人用这个指定给非盲人的字母系统的名字。这是因为Mookja的存在被认为是一种常识，因此，也“没有谈论它的必要”（274）。在Mookja的世界里，它自身的存在是不可见的。而那些知道这个词的人反而是生活在盲文世界里的人。黄贞殷认为，我们需要通过他者的视角才能看到自己。为了让他者的眼睛嵌入自我解剖学的构造，必须通过施加持续的摩擦力撕裂我们的身体。只有当我们做出巨大的努力，不断质疑自己并与他人交流时，我们的世界才会保持运动，而不是屈服于平庸。

在这方面，一名在世越号惨剧中幸存的男孩的话很有说服力：

“如果每个人的出生必须有一个目的，那么我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不能说我是为了给人带来希望而出生的吗？虽然我还不确定，但我希望我能帮助人们……我希望成为一个能够倾听、解决或至少分享他人痛苦的人。这是个微不足道的追求，但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我已经得到了很多东西……我应该如何回馈我所得到的？当我长大并开始我的职业生涯时，我将倾听其他人的意见，并尽可能地从他们那里学习。通过这样做，我想，我将有能力回报社会（2016年4月16日世越号惨剧作家组录音，p. 89）。”

这个男孩反思世越号事件的言辞不知为何听起来时分陌生。我们从他口中听到的是一种异质的声音，一种与广场上主流的、统一的呼声相对立的声音。当他讲述304名乘客（其中大部分是他高中的学生和老师）被遗弃而死的痛苦经历时，他的话语被感激、祝福和希望，而不是仇恨、愤怒等词语所驱动。这个男孩在经历了世越号事件的幻灭之后，拥抱了成为社会有意义的一部分的艰难道路，令人深深感动。他的声音奇迹般地抓住了希望的影子，对在革命中形成的同质化语言施加了一点摩擦。也许正是这种最小的摩擦，激励着我们不断质疑革命已经取得和尚未取得的成果，并不断激励我们继续寻找那些异质性的时刻。

注释

[1] “386世代”是90年代提出的用语，形容当时30多岁（“3”）；80年代上大学（“8”）；60年代出生（“6”）的人（Lankov 2008）。

[2] “抛”是朝鲜语“pogi”的缩写，意为放弃。

[3] “朝鲜”一词来源于李氏朝鲜王朝（1392-1897），一个具有严格等级制度的封建社会。

[4] “Tal”为逃跑意。

[5] “Ilbe”是“Ilgan Best”的缩写，意思是“每日最佳”。最初，它是一个笑话的网站，但后来成为右翼民族主义者的集聚空间。

[6] “湖南（Honam）”是全罗道的另一个名称。光州代表着全罗南道的支点，1980年在这里发生了518民主化运动。因此，湖南代表了韩国政治环境中的进步性。

[7] 安熙正的丑闻是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案件，因为他曾被视作文在寅的潜在接班人。2018年3月，安熙正被他的秘书指控性侵，目前正在监狱中服刑。

[8] 来自韩国的抗议歌曲《为我们所爱的人前进》在香港抗议地点唱响的消息被多家韩国报纸报道（Hangyeorae Sinmoon, June 15, 2019）。

[9] 金洪俊（Kim Hong-Joong）认为，自199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危机以来，“势利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意识状态在韩国社会盛行。金洪俊认为，势利主义包含一种内在的矛盾性：虽然人们被鼓励追求世俗的欲望，但他们对世俗欲望的追求是为了生存而被迫的，而不是基于他们自身的意愿（Kim 2018, p. 82）。

[10] “死老头子（Ggondae）”是一个俚语，描述带着膨胀的权力感的傲慢人物。这个词通常用来嘲笑那些认为自己比年轻一代更懂，并以傲慢的方式传达他们的智慧的老人。

[11] 在韩国，“揭竿而起”这一说法表示政治抵抗。它可能起源于1894年的东学党农民起义。但最近，这种说法经常被用来嘲笑进步阵营，特别是386世代。

[12] 崔泰燮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论点，即韩国强大的民主化遗产实际上阻碍了年轻人培养其主体性（Choi 2019b）。这一代人中的许多成员还指出，他们过分受制于政治中立的原则，这使他们失去了直接塑造时代潮流的机会（Kim et al. 2019, p. 170）。

[13] 在韩国，年轻的韩国人进入政界的比例明显下降。2016年大选后，40多岁的议员在国民议会中占19%；30多岁的议员则不到1%。与2004年大选相比，这一下降非常明显。而当时40多岁人群在总人口中占到了35%，30多岁的人群则占到8%（Jeon 2019, p. 122）。

[14] 2019年5月28日，一名50多岁的隐居日本男子持刀袭击了一群等校车的学生。而在这之后的6月1日，一名前农业部高级官员杀死了他长期居家的44岁儿子，此人承认说他认为自己的儿子也可能会伤人。这两起犯罪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对被称为“家里蹲”的隐居群体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日本全国约有61.3万名40-60岁的人在做社会隐士。由于1990年代的经济衰退，这些中老年隐居者在20多岁时长期失业，并选择退出社会。令人震惊的是，这是日本政府进行的第一次全国性调查。同时，在韩国，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危机中产生的隐退者现在也在步入中年。然而，为了韩国政府迄今还没有对此进行过调查，更不用说建立针对性的对策。见KBS NEWS（2019年6月5日）；https://www3.nhk.or.jp/news/special/hikikomori/articles/ crisis_09.html

[15] 见韩英音（Han Young-Yin）对题为《余温》（Lingering Heat）的故事的解释（Yoon 2019，第202页）。

[16] 龙山惨案发生在2009年1月。警察和居民的冲突造成了6人死亡，25名抗议者面临起诉，其中8人被判有罪服刑。2019年5月，检察机关得出结论，时任检察官负有误导调查的负责。直到2019年7月，在一名被驱逐者因创伤而自杀的一个月后，政府部门才终于向受害者和家属做出道歉。

[17] 《无需多言》中暗示叙述者与徐秀庆是同性情侣关系。

[18] 《空中杀手》是2008年由押井守导演的一部动画电影。其改编自森博嗣的同名小说（2001）改编的。此外还有一个名为《空中杀手：无罪王牌》的衍生电子游戏（2008）。这三部作品的故事情节和人物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进一步的细节参考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r82n7mm以及https://francismurillo. github.io/2017-03-23-The-Sky-Crawlers-Analy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