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至暗时刻。

如果罗伊诉韦德案被推翻，美国各州可能被允许决定自己的堕胎规则，根据研究生殖权利的非营利组织古特马赫研究所（Guttmacher Institute）的数据 ，预计有20多个州将对堕胎进行限制，甚至在大多数情况下完全禁止堕胎。

5月2日，数百人聚集在美国最高法院外，抗议拟推翻保障女性堕胎权的草案。草案的推翻，意味着此后人们将会面临对女性生育自主权的进一步限制和剥削——

太多人艰苦抗争了数十年才换来的进步，都会在不久的将来，面临无可挽回的倒退。

“得州心跳”的诞生，早已经预示了今天

在美国政界，堕胎合法化与反堕胎，一直是争议焦点，“在最高法拿到多数席位并推翻罗伊诉韦德案”是共和党梦寐以求的一件事。

罗伊诉韦德案拟被推翻，也并非毫无预兆。

2021年9月1日，被称为全美最严堕胎法案的得克萨斯州参议院第八号法案（S.B. 8）正式生效，对于处于保守阵营的得克萨斯州而言，这项极为严厉的反堕胎法案的公布，也并非突如其来。

早在2020年3月份，得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 (Greg Abbott) 以保证新冠患者所需的医疗资源为由，禁止了所有并非“立即具有医学必要性”的手术，该州司法部长宣布该限制适用于堕胎。而在长达数周的法庭斗争中，政治上保守的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对该措施表示了支持。

因此，当时一些得州女性不得不冒着疫情的风险到州外寻求堕胎服务，直到4月中旬，禁令结束。

美国社交平台上广为流传的一张图片，不少公众人物如Harry Styles也通过发布此图片发声

事实上，跨州所需要的金钱、交通与时间成本，并非所有女性能够负担，这也是S.B. 8面临的主要批评之一。

根据研究生殖权利的非营利组织古特马赫研究所（Guttmacher Institute） 的数据，人们平均需要开车248英里才能在州外接受手术，而在州内只需要12英里。对于那些收入较低、有工作在身、缺乏交通和经济困难的人来说，离开得克萨斯州一段时间去堕胎几乎是难以实现的事情。

针对该法案的相关评估项目指出，在具有堕胎意愿的10人中，多达8人可能会因为法案的限制而被迫继续怀孕。

2021年5月19日，州长阿伯特再次签署了一项名为“得州心跳”的新法案，禁止得克萨斯州的怀孕妇女在专业医学人士检测到胎心后堕胎，除非怀孕妇女面临健康紧急状况的威胁，强奸受害者也须遵守该项法案。

阿伯特表示：“我们的造物主赋予我们生命权，但每年仍有数百万儿童因为堕胎失去生命权。在得州，我们致力于拯救这些生命。”

“心跳法案”此前也在至少12个州被提出过，但大多数被联邦法院阻止了。

当前的医疗技术可以在怀孕6-8周时检测到胎心。然而，很多女性在怀孕6周时可能还无法意识到自己怀孕了。

当女性发现自己月经没来时，通常已经四周过去了，加之经期本身极为不规律，甚至可能六周之后部分女性才会得知自己怀孕。在极短的时间内，需要女性知悉自己怀孕、消化和同TA人沟通这个信息，并做出是否要堕胎的选择，这违背了对于怀孕女性应该具有的关怀伦理。

此外，该法案还在“心跳法案”的基础上，朝“使女的世界”更进了一步——它赋予公民权力去起诉堕胎服务提供者与任何参与帮助堕胎的人，并在成功起诉后，起诉者有权获得至少10000美元的赔偿。

在这样鼓励监视与举报堕胎的制度下，不仅仅是提供了堕胎相关医疗服务的医生和护士承担着巨大法律风险，为孕妇提供心理和经济支持的家人伴侣、送孕妇去诊所堕胎的司机、批准假期的公司领导，所有人都可能因为尊重孕妇自主选择而被迫面临被起诉的局面。

法案正式生效后，美国最高法院以5票赞成、4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驳回了女性堕胎权倡导组织针对该法案的紧急上诉，允许得州实施该法案。

这也是支持反堕胎女法官艾米·巴雷特代替已逝的金斯伯格担任大法官以来，人们普遍的担忧和恐惧——自1973年同样发生在得州的罗伊诉韦德案开始所争取到的堕胎权，正在一点点被推翻。

无数人在街头或者社交媒体上，旗帜鲜明地反对该项法案，声援得州女性。

因为禁止堕胎并非出于对任何生命的尊重，而恰恰是对女性生命的漠视。

让我们把频道调回半个世纪前的美国。

在美国女性争取堕胎权的抗争中，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里程碑，就是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对“罗伊诉韦德案”的判决。对于关注性别议题的人来说，罗伊这个名字应该并不陌生。

当时的简·罗伊（化名）是一位20岁出头的女孩。她出生于路易斯安那州，成长经历坎坷，充满了不幸和苦难。

罗伊的母亲十分贫困，性格暴躁，且经常酗酒，怀孕并生下罗伊也并非出自本意。她的父亲在她出生几年后也离开了母女二人。罗伊经常和母亲发生激烈冲突，动辄离家出走。

长大一些以后，她被送到一所寄宿制的教会学校读书，在那期间遭到了数次性侵。

在这种情况下，她没能完成学业。离开学校后，她被送到父母的一个朋友家生活，据她说，那个家庭中的男主人，“几乎每晚都会性侵自己”。

不久，罗伊便开始以打工为生，做着餐厅服务员、调酒师、游乐场招待等工作。15岁那年，她第一次怀孕了，对方是自己在餐厅工作时通过一次搭讪认识的男人，之后，两人结婚，搬到一起居住。但罗伊没有想到，对方是一个嗜好暴力的人，经常殴打她。

孩子生下来时，她才16岁，在一次格外严重的殴打以后，罗伊逃回了母亲家，并将生下来的孩子交给母亲抚养。

几年以后，她再次怀孕，生下来的孩子被送养给另外的家庭（这种基于双方自愿的送／收养在美国是合法的）。

在她20多岁时，她第三次怀孕了，终于，她不希望再次经受怀孕、生产对自己身体和精神带来的巨大消耗，并从在酒吧认识的一位朋友口中，第一次听说了“堕胎手术”这个概念。

她当时和母亲在得克萨斯州生活。当她找到前两次帮助自己生产的医生提出希望堕胎时，才被告知，原来在得州，堕胎并不合法。医生善意地为她提供了一名收养律师的联系方式，意在劝她放弃这个念头。

罗伊案时期的女权运动，标语：堕胎是女性的权利。

图 / verywell health

许多生活在这类地方的女性，会选择旅行到其他可以合法堕胎的州进行手术，但收入仅能维持温饱的罗伊并没有这个能力。

无奈之下，罗伊联系了那位律师，讲清自己的情况。意想不到的是，对方为自己联系了另外两位女律师。她们和罗伊的年纪差不多，刚从法学院毕业不久，希望寻找一个合适的案件代理，来挑战得州、甚至整个美国规定堕胎非法的法律。

但这个理想，并不是罗伊有能力支持甚至能够理解的，“她们想改变法律，而我只想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完成堕胎”。

见过一面后，两位律师让罗伊将自己的感受代入其他太多身处类似困境中的女性，并用这种共情说服了她。

罗伊在后来的采访中，描述过让她下定决心的一段对话：

“诺玛（罗伊的真名），你希不希望拥有、行使掌控自己身体的权利？”

“我当然希望。”

“你只需要在（诉状里的）这条虚线上签名。”

于是，罗伊成为了这个案件的原告，被告则是亨利·韦德——罗伊所居住的达拉斯县的地区检察官。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他负责起诉为女性实施了堕胎手术的医生。

华盛顿特区的美国最高法院门前，简·罗伊（左）和其律师格洛里亚·阿雷德（右）

翻译：让堕胎合法。

图 / nbcnews

这个案件从得州地区法院开始一直被上诉至美国最高法院。最终，9位大法官以7:2的比例判定，在怀孕的一定期限内，堕胎的实施属于女性被宪法第14修正案所保护的隐私权的一部分，不得被外部因素干涉和阻挠。

这个决定在法理上略显抽象，但实际的效果是，将女性的堕胎权定义为直接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之一。

以今天美国两党政治在各个领域都十分极化的现实来看，这个7:2的比例可以说是难以想象的，更不要说执笔写下多数意见判决书的，是大法官哈里·布莱克门，他是在1970年由以强硬保守著称的共和党总统尼克松提名的。

人们发现，当时美国禁止堕胎的法律，从内容到来源都十分荒唐：

比如，在19世纪50年代，成立初始的美国医学会曾推动将堕胎入罪，目的是减少当时妇产医生所面临的竞争；

一些反移民的团体也曾大力反对堕胎，因为他们担心本土白人妇女的生育率会因此降低，从而使移民的后代人口比例增大。

反堕胎倡导者试图于1981年1月18日在波士顿的法纳伊大厅参加支持堕胎权利的示威活动。

标语：堕胎是谋杀！堕胎是杀害！

图 / vox

于是，一些州纷纷修改相关的法律，将堕胎合法化。虽然罗伊所居住的得州并不在其中，但依然有一大部分是南部和中西部的保守州。这也再次说明了当时的堕胎议题，还没有被卷入两党的纷争中。

因此，罗伊诉韦德案在结果尘埃落定后的几年里，并没有激起太大的争议。

变化发生在70年代末。

当时，美国国税局决定大规模撤销南部州教会学校所享受的税务减免和优惠，因为这些学校打着自由权的名义，拒绝像公立学校一样进行废除种族隔离的努力。

这些学校往往隶属于福音派基督教会，教会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福音派缺乏以整个团体为单位的政治参与，因此便开始寻找能够团结受众的议题。

经过许多调查和尝试，“反堕胎”被从一众议题中挑了出来。他们迅速对这个概念进行了包装，宣称胎儿从受孕开始便拥有意识和“神圣的生命权”。

这些尝试的效果很好，没过几年，反堕胎迅速成为了福音派基督教团体参与政治讨论的焦点。

由于他们也是保守派共和党核心选民的一部分，反堕胎也迅速挤进共和党的核心纲领之一。80年代，里根成为了第一位靠强硬反堕胎立场，巩固了自己支持率的共和党总统。

图 / vox

而在最近的十多年间，经历了茶党运动和特朗普的胜选后，保守派被筛出的核心选民向更偏激的方向发生了极化。

注：茶党运动，是一个于2009年初开始兴起的美国财政保守政治运动。该运动的成员呼吁降低税收，并通过减少政府支出来减少美国的国债和联邦预算赤字。

他们典型的身份是“中产白人男性”，在愈发多元化、愈发反思结构性不公的美国社会，他们感到自己即将一点点失去特权，因此便通过支持欺压弱势、边缘群体的方式“反击”，缓解自己的不安全感。他们攻击的对象，有种族正义、性少数的平等，当然也有女性对身体的自主权和堕胎权。

堕胎这个议题，就更加深入地和保守派价值绑定到了一起，围绕它的争论也就成为了今天人们熟悉的样子。

保守派在司法层面上的尝试，自然就是试图推倒罗伊诉韦德案，或尽可能缩小它所保护的范围。

但在这几十年间一直没有变化的，是美国主流民众对待堕胎的态度。

许多权威民调得出的结果显示，70%左右的美国人支持罗伊诉韦德案界定下的标准：在胎儿几乎已发育健全后的怀孕晚期，堕胎应当受到一定限制，但在怀孕早期，选择堕胎的权利则应属于女性自身。

73%的美国民众反对推翻Roe.Wade的决策（即有73%的人支持该案决策）。

图 / Planned Parenthood

这也影响到许多高院大法官提名人对此的表态。

1987年，参议院否决了里根提名的大法官候选人伯克，因为他不仅反对罗伊诉韦德案结果，更反对早先几个构成罗伊案法理基础的判例。此后，其他被提名人基本选择了含糊其辞地回避这个问题，表示自己会“尊重先例”。

当然，其中的一个例外，就是金斯伯格大法官。

在参议院的提名听证会上，她清晰地表明了自己对堕胎权的支持，说这种权利“是女性生命和尊严中最中心的一部分”，是“必须自己作出的决定”，而做决定的权利被人夺走，意味着她们“没有被当作完整的人来对待”。

图 /《女大法官金斯伯格》

但绝大多数被正式任命的保守派大法官，其实并没有真正履行自己“遵循判例”的承诺。他们只是没有直接地完全推倒罗伊案的结果，却允许各州逐渐对堕胎添加愈发严苛的限制，并判定这些限制并不违背罗伊案判例。

在最近的几十年间，最高法院一直在向保守的方向转弯，女性堕胎权在经历了罗伊案的高峰后逐渐承受着侵蚀。

目前，在密西西比、密苏里、北达科他、南达科他、西弗吉尼亚这五个州，各仅剩一个合法的堕胎门诊存在。

而S.B. 8的颁布，更是直接动摇了罗伊诉韦德案以来的抗争成果，总统拜登谴责该法案“前所未有地侵犯了女性的宪法权利”。

近日美国最高法院意见草案的披露，又将如何在限制女人身体、权益与自由一事上发挥作用，人们难以预测，却充满忧惧。

保守的浪潮，正在席卷未来女性的命运。

写在最后

在生育这件事上，女性一直是身不由己的。

《圣经》把女人怀孕生子的痛苦解释为夏娃偷食禁果的惩罚，试图说服女性将此当作宿命来接受。

孕育和生育后代是种族延续至关重要的天赋能力，但无奈这种“天赋能力”没有帮女性获得更多利益，却成为女性的负担，并让女性身体成为一个复杂的战场。

跟男性身体的相对自由相比，女性身体受到的干预实在太多太多了。

-“你打掉的那个身体和生命不是你的”

而女性反抗这种“宿命”的努力也一直没停过，哪怕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在堕胎尚未被合法化时，织针、钢丝衣架、导尿管……很多物品都曾被用作堕胎工具，只要它们的长度足够伸入子宫。

看着曾经为争取堕胎权而留下的血与泪，我们深知，今天的一丁点退让，都将付出难以挽回的代价。

女性的生育权，一步也不能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