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都，申城，南深圳：抗疫的十字路口

编者按：古都指西安，申城指上海，南深圳指深圳以南的那个城市。

自古都疫情逐步平息以来，无隅就再未对其它城市此后的疫情作出任何评论。彼时，无隅的主笔普遍认为，古都疫情中的种种乱象主要肇因于古都本地官僚系统的长久积弊。然而，奥米克戎袭来，南深圳疫情完全失控，申城、吉林的每日新增在四位数基础上“勇攀高峰”，且又一次出现了大到医疗挤兑，小到小区缺菜，轻如上班受阻，重如护士被医院见死不救的次生灾害。同时，奥米克戎相对较低的毒性，爆炸的传染力，及反复封城带来的经济损失及民生疲敝，使得抗疫爱好者与躺平开放派的争论愈演愈烈。截至本文动笔前，申城宣布以黄浦江为界，短暂对市内各区域进行封闭管理与核酸筛查，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未能顶住压力，放弃了此前一直勉力维持的所谓“精准防控”策略，而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除了封控区猝不及防的申城市民外，也有许多已经归心似箭，几乎已经踏上回国征程的在外留学与工作人员。

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必须说些什么。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重复发生的疫情、冲击与悲剧让我们意识到，如上一轮对西安防疫政策的批评那样的具体政策批评恐怕只能是复读——并非无意义，但也仅仅是复读而已。借用足球名宿范志毅的著名评论，你说市政部门，一个一个换了多少城市了，特别行政区都试过了，改过吗？换汤不换药啊。相反，观其大略，把古都、申城和南深圳这三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城市放在一起进行一些探讨，可能会对我们对疫情与抗疫走向的理解有所裨益。

一、全面反思抄作业论、学习论与试点论

黑格尔曾经说过，一切伟大的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马克思说，他忘了补充一句，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则是笑剧。抗疫没什么可笑的，如果说有，那也只是悲剧内核的无奈苦笑。当然，对于某些急于用感染数字来证明制度优越性的抗疫爱好者来说，境外、国外感染和死亡人数越多，他们越笑得出来。

从古都到申城，再到南深圳——或者，让我们把视角放宽到疫情初期的西方和当下的新加坡，我们会发现，所有的悲剧都在一次次重演，这种重演似乎说明了一个问题：当下的各国、各地政府与官僚机构——包括我国——并不具备所谓学习他人经验、吸取他人教训的能力。这一点首先被中国与西方的对比证明，彼时很多网民纳闷为什么西方国家不能在疫情中吸取中国的经验教训。如果说这是因为制度、文化的不同，且多少证明了我国的制度优越性的话，我们又如何解释申城吸取古都教训的失败？在痛斥古都医院拒收急诊病人，导致严重次生灾害后，我们看到所谓抗疫优等生申城发生了更为严重的事态——自家医院甚至不救治自家医护人员。

再到申城、南深圳与新加坡的对比，我们能够在更宏观的层面看到这种学习能力的缺失。新加坡在疫情初期的混乱局面中摸索出了有序躺平，分级诊疗和全民接种结合的抗疫策略。表面上与新加坡类似的南深圳则因为前期表现看似优秀，未能未雨绸缪，医疗系统被奥米克戎一波击穿。而反观申城，它似乎重蹈着南深圳的覆辙，在精准防疫中贻误封城的最佳时机，又在封城最佳时机过去后开始扭扭捏捏地封城；在包括深圳在内的城市通通以封城解决问题的情况下想要勉力坚持精准防疫，却在国家卫健委发布新诊疗指南，明确指出无症状患者可就地隔离的情况下仍然要将大批人员集中转移至医院，造成医疗资源挤兑。南深圳在抗疫的过程中一方面迷信动态清零，一方面又想尽快开放，掉入了左边的坑，又掉入了右边的坑；而申城则是一方面想要坚持精准防疫，一方面迫于各方压力不断向封城的方向前行，也同样走在两个坑都掉入的路上。

“抄作业”论只是一种无视时空背景的轻佻言论。相比之下，强调学习其它城市、国家的经验，甚至考虑用申城等大城市作为抗疫新策略的试点的言论，则显得十分理性和严肃。然而在有关部门与官僚机构严重僵化的结构、严重缺失的魄力和严重失调的激励机制面前，不论是轻佻，还是理性、严肃，都显得有些可笑。长期以来，不论是抗疫爱好者，还是躺平开放派，在进行争论时都会引用其它国家、地区的数据经验与教训来佐证自身的观点。然而，古都、申城和南深圳的故事似乎告诉我们，这些经验教训并无意义，因为它们并不会被任何真正有影响力的决策和执行机构所采纳，不论是分级诊疗，还是人性化开放医院，不论是未雨绸缪防止抢菜，还是测核酸要分批下楼避免交叉感染。

这实在令人有些绝望。

二、谁拖累谁，谁依靠谁？从经济依存到激励结构

本轮疫情中，申城和南深圳的相似性不仅在于摇摆不定，还在于其抗疫结果受到的口诛笔伐。在南深圳被批评向广东、申城乃至全国播毒，必须永远封关后没多久，申城也被批评因坚持不封城而向全国扩散疫情。

这样的批评不仅荒谬可笑，不值一哂，更应严肃批驳。作为国际性的大都市，申城和南深圳的开放与封闭影响的不仅仅是本地市民的生计，更是全国各地成千上万从事与大都市有关行业的民众的生计。平日里，这样的大都市带来的不仅是自身的繁荣与辉煌，更是各种外地产业的腾飞，外地民众的财富；疫情中，这样的大都市之所以在封城决策方面极为谨慎，不仅是照顾到本地产业受到的冲击和本地市民生活的保障，更是照顾到其辐射的区域乃至全国相关经济状况的可能走向。对南深圳、申城乃至全国任何城市播毒的指控，不仅是对大城市封控难度和代价的极端无知，更是对全国各地在经济、人员方面一体化和及其相互依存的紧密联系的赤裸裸的否定，是人为在民众中制造对立的恶劣行径。

除了经济和人员方面的一体化和互相依存，对于抗疫政策走向来说，更大的影响因素可能在于官僚机构体系的全国一盘棋，及其自上而下的激励机制。著名自媒体《睡前消息》近期在评论南深圳疫情时提到，南深圳公务员队伍一方面缺乏升迁机会，一方面又无需对“选民”负责，故而其既没有通过大胆打破常规而（在各种意义上）立下抗疫功劳的动机，又没有体恤民生的现实需要，致使整个团队只能循规蹈矩，首鼠两端，贻误战机。

这样的评论总体算是中肯，但其也忽略了一个问题：南深圳公务员队伍乃至立法机关人员，真的不受激励机制的作用吗？须知，南深圳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官僚生态不可能完全自成一体。举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最上面的那位女士，是否还抱有连任乃至退休后如前任一般进京提拔的希望？从其上任以来与的紧密关系与对中央的积极态度来看，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反倒在南深圳疫情已经完全失控，进入群体免疫阶段后，其领衔的香港政府大刀阔斧地决定快速推动复工复学，取消欧美各国航班禁令，减少外来旅行者隔离天数，放弃全民核酸检测。我们不知道这位女士乃至南深圳政府具体经过了什么样的决策过程，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要么突然想明白了一个道理，要么获得了中央的默许。从南深圳开始的首鼠两端，到疫情失控但情况逐渐稳定后逐步向“躺平开放”发展，我们都可以看到，全国一盘棋、自上而下的激励机制都在南深圳发挥了其或正向或负向的作用。当然，这种作用的发挥也有赖于相关人员的智商。君不见，那个无法体会本地穷人疾苦的建制派议员田北辰，依然在坚持着“若不进行全民检测永不能与内地通关”——在2020年和2021年，南深圳疫情都有好几个月实现了内地常说的“社会面清零”，那个时候和内地通关了吗？基于此，我们必须要说，对于这种目前还认为南深圳和内地有可能在短期内通关的南深圳政治人物，任何激励机制都发挥不了作用。

申城虽然特殊，但并非特别行政区，其官僚体系的激励机制自然更是整合于国家内部。申城的抗疫决策，不论是精准防控，还是“假装精准防控并向全国播毒”，还是违背卫健委最新诊疗指南对无症状患者进行集中隔离，或是迫于压力回到封城的老路，恐怕都并非其自身所能完全决定。我们有理由相信，申城以往与众不同的防疫策略，乃至最近的“首鼠两端”，甚至到今日的短暂分批封城而不肯彻底防控，其背后都有“试点”的意思在——尽管我们在上一部分绝望地质疑了试点的意义，但这样的试点仍然给我们以挣扎的希望。

自上而下官僚体系中的 “试点”，必然有上位的示意。而在具体试点政策执行方面的扭捏，则要么代表上与下的一些分歧，要么代表上的一些举棋不定。前者的存在是自然而合理的，而后者的克服则需要上的决心与智慧，需要自上而下的信号。迄今为止，凡是发生过疫情爆发的地区，地方官僚体系中都有大大小小的官员被免职。“一旦出现疫情就会被免职”的信号早已深入地方官员的骨髓，形成了条件反射。在此前的疫情中，这样的信号固然促进了疫情防控，但也导致了各种过犹不及、层层加码和次生灾害。而在奥米克戎肆虐，疫情政策松紧选择进入关键当口的当下，它更是成为了任何政策创新、转轨的严重阻碍。病毒传播有其客观规律，只要政策稍有放松，不论长期状况如何，短期内必会形成案例增加和小规模爆发。而对于任何地方官员来说，如果这种短期状况的结果必然是免职，那么本来需要综合平衡各方面成本收益的抗疫政策自然会成为单向度的保乌纱锦标赛。

我们可以理解，上位的决策者希望能够尽量在较为平稳的局势之下改变信号，如此则可以做到抗疫政策的无缝、平滑调整。然而，一方面，病毒根本不准备配合这一完美无缺的计划，每一次病毒的爆发都令人始料未及；另一方面，处在下位的地方官员们也需要通过实例来检验信号的可控性——如果没有一次哪怕较为轻微的爆发能以无人受到处罚收场，他们又如何能停下加码的脚步呢？

回到本部分开头，在这样的官僚体系激励机制下，不论是试点，挣扎，躺平，还是封城，都并非一城一地独立决策的结果，而是全国一盘棋、地方官员动机，及对应的路径依赖的共同作用。一个国家，一片屋檐，一地的情况必然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必须相互依靠，也必会相互拖累，更是要共同走出难关——人上人除外。

结语

当下的抗疫形势严峻而微妙，这种严峻和微妙不在于病毒当下的毒性，也不在于感染数据，而在于它正在呼唤着抗疫政策的“范式转移”，却给转移后的可能结果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在这种形势之下，结合我国政府部门当下公共管理水平，我们可以看到，想要单纯通过借鉴经验、分析数据，乃至进行试点来平滑顺利无成本地完成这种转移，想要通过探讨科学道理来取得最优解，都是不可能的。南深圳的转移已经被迫完成，付出了比较惨烈的代价。内地固然不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但也不可能少了摸着石头过河的决心。疫情政策是维持原样或是逐步调整，都需要官僚系统的上位大胆地放出激励信号，地方官员大胆地尝试新的安排，更需要双方一致认同这种大胆的必要性并相互为之兜底。

目前申城虽然已经事实上回到了动态清零政策，但它仍在挣扎——分批封城，一旦核酸检测完毕就立即解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