堕胎权利被剥夺意味着什么？

特别感谢Dorotheus同学在本文写作中提供的诸多帮助。

不过对于“神庙”之内的大法官而言，这只靴子可能已经落地。一名最高法院的法官助理疑似泄露了塞缪尔·阿里托大法官（Justice Samuel Alito）主笔的多数意见，其中不乏对1973年的罗伊案判决的极大不满乃至不屑。在这份多数意见中，这位由前总统小布什任命的保守派大法官不断将堕胎问题称为 “深刻的道德问题” ，并强调在罗伊案判决时有多达30个州禁止堕胎。然而，这一判决 却 “强行终止了堕胎问题作为政治议程的延续”，因此“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极其恶劣的错误并造成了破坏性的后果”。

“极其恶劣的错误（Egregiouslywrong）”这类耸人听闻的词汇毫无疑问将罗伊案视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错误判决之一，与之为伍的是合法化种族隔离的普莱西案（Plessy v. Ferguson）和认定黑人不属于美国公民并因此没有基本权利的斯科特案（Dred Scott v. Sandford）。

公众的负面反应排山倒海，而最高法院对此心如明镜。在多数意见初稿泄露几乎同时，最高法院便悄无声息地把前门的台阶用路障围了起来。然而这并不妨碍越来越多的抗议者聚集在最高法院门口，激烈表达他们对堕胎可能无法继续作为一种宪法权力存在的愤怒和不满。

Cami Mondeux / Twitter

在19世纪下半叶之前，美国政府对堕胎没有法律限制。据作家莱斯利.里根（Leslie Reagan）的《当堕胎非法时》，这种趋势最初始于1857年，原因与宗教话语并不完全相关。如今已经是美国最大的医生组织的美国医学协会，当时是一个新成立的医生专业团体，对来自顺势疗法和助产士等非正规医疗从业者的竞争感到不满。他们游说政府禁止堕胎的目的，是要求州政府赋予他们否决所有其他医疗实践的权利。该运动的一位领导人在1868年写道：“这些地区应该由我们自己的孩子来统治，还是由外国人的孩子来统治？这是我们的女人必须回答的问题；国家的未来命运取决于她们的双腿。”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一开始，限制堕胎的议程就与家庭价值或生殖健康没有什么关系，而是对早期女权主义的反动否定，想通过这些限制让更多的女性在医学界的发展，同时依照他们的好恶创造一个关于性行为的道德标准。

到了1873年，一项联邦法律以“反对淫秽色情”为名禁止邮政系统寄送提供堕胎的药物，不久之后，全国各个州都陆续通过了禁止实施堕胎手术的法令。从那段时间开始，堕胎在美国接近100年的时间里都是违法的。这些医生们利用堕胎作为宣传话题，成功地游说政府将医院护理完全制度化并被他们所控制，从而禁止了助产士和顺势疗法的存在。禁止堕胎，只是他们这项行为的附带损害。

从1930年代开始，有多名医生在暗中为女性实施了堕胎手术，不仅包括有能力承担费用的白人女性，也包括许多贫困而没有退路的少数族裔女性，有许多是打着没有被禁止的“治疗性流产（一旦不进行堕胎则会对母亲的生命构成威胁的情况）”的名义进行的。然而，随着治疗性流产医生建立了管理委员会，许多实施了手术的医生失去了执照甚至被逮捕，造成堕胎数量急剧下降，直到《罗伊诉韦德案》的判决出现。

如果罗伊案判决被推翻，那么作为堕胎工具的铁丝衣架很可能会又一次出现，创造无数个悲剧。小小的衣架不仅象征着私自堕胎的危险程度，更象征着从性别，宗教，种族，阶级的多方面交错的不平等。那根扭曲的铁丝是一种被重新利用的工具，因为正当而安全的手段永远只为有能力的人所准备；对于那些特权更少、金钱更少、人脉更少的女性，其中许多是少数族裔来说，她们只有一个衣架。

Jesse Costa / WBUR

被记录在册的堕胎数字在2022年之前就已经正在逐渐减少，从2011年的105万起到2017年的的86.2万起。在此期间，32个州颁布了394条关于堕胎的限制，导致许多堕胎诊所被强制关闭，为患者获得堕胎服务制造了严重的后勤障碍。在堕胎权利被严格限制的阿拉巴马州只有三家堕胎诊所还在运作，而在密西西比州更是仅仅剩下了一所。

对堕胎的法律限制会针对个人获得堕胎程序的能力，以及堕胎服务者能够正常提供相关程序的能力。这些限制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导致一些人被迫继续她们本想结束的妊娠，从而达到降低堕胎率的目的。但是，立法限制或者禁止堕胎，所阻挡的只会是堕胎程序能够在受到保障的安全环境下实施的能力。由于无法获得相关保障，许多女性会选择自主进行堕胎，其中包括自行购买药物引产，甚至包括使用铁丝衣架来堕胎。这种危险的手段，往往会导致母亲的伤残甚至殒命。

一个没有罗伊案判决的美国会迅速让数千万女性失去合法寻求堕胎的全部渠道。21个州已经推出法令，只要罗伊案判决被推翻就自动取缔大部分合法堕胎；16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制定了相反的政策，保证无论最高法院作出什么决定堕胎权利都会得到保障。

如果没有联邦制度对选择权的保护，推测美国此后政治格局会是什么样子并不容易。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受访者支持为妇女提供堕胎的机会，特别是在早孕期，而且并不支持将进行堕胎的医生或女性定罪。此外，随着拜登时期的联邦政府结束了对邮寄流产药物的一些限制，通过在线远程医疗服务提供药物流产的服务正在增加，也更难以被法律所阻止。

可是，对于那些没有对邮寄避孕药具提供法律保护并可能将堕胎定为非法的州，尤其是素来保守的南方，家庭条件困难的妇女将遭受最严重的后果。由于缺乏资源和资金，她们可能无法搬到另一个堕胎合法的州去进行堕胎。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被迫生育，这些州的福利法律也不足以让这些女性将孩子正常地抚养成人，从而进一步加剧和延续了社会上的不平等。在共和党政治家的眼中，这样的问题非但不是他们推出的限制造成的恶性循环，反而是民主党支持“社会主义”的恶劣后果。

Jacquelyn Martin / AP

早在今天的爆料之前，最高法院就已经遭受了严重的合法性危机。目前，最高法院的政治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由于总统和国会在通过推行改革或制定政策方面经常陷入僵局，变化往往是由最高法院的决定推动的。理论上说，最高法院的决定是非常谨慎的；它每年收到7000至8000份请愿书，但通常只会对约80个案件进行庭前辩论。最高法院对所审理的案件几乎有完全的自由裁量权，它们的最终裁决会成为对下级法院和法官本身具有约束力的先例。

如此巨大的裁量权为大法官创造了政治优势，因为他们是无需竞选的。出任大法官需要来自通常属于同一党派的总统的政治任命，并由参议院批准，而且他们不能被投票罢免。最高法院大法官直接或间接地讨论他们的政治而非司法观点的例子有很多，比如前任大法官鲁斯.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曾称抗议国歌的运动员“表现出对一个使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能够过上体面生活的政府的蔑视”，而阿里托曾对保守的法律团体联邦主义者协会公开表示信仰和公民自由受到了民主党人的威胁。

然而，没有人比被老布什提名的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更进一步破坏了法院的合法性。他是一个严格的原始主义者，他认为宪法在通过时应该有同样的解释，尽管这份宪法是在奴隶制合法和妇女不被允许投票的时代通过的。他还认为，只有在存在与当前案件类似的法律先例时才应做出决定，否则就不应进行改革，同时还称第二修正案是“美国公民的特权”。他对于宪法的原始性理解成为了最高法院政治改革的最大阻力，而他的书记员许多后来都被参议院提名到各地成为了地区法官，延续他的政治思想。他的夫人吉妮.托马斯（Ginni Thomas）是一名保守派政治活动家，曾大肆支持污蔑民主党成员为“恋童癖”的QAnon阴谋论，并公开参与了对2020年大选结果的法律挑战和1月6日的国会暴动。因为这层关系，拜登曾经要求托马斯回避关于国会暴动方面的最高法院案例，但是没有得到回音。和阿里托一样，托马斯不认为宪法的原文讨论了堕胎的事物，所以这一决定应该由各州的政府做出。

在这个时候选择做出推翻法律先例这样出格的举动，可能会让原本踌躇的民主党人可能终于有了下决心改革最高法院的合法理由。他们以堕胎权利被最高法院剥夺为引，就此推出包括限制大法官任期、用更强的道德审查约束大法官，甚至扩大最高法院的规模等措施。可是这些改革手段都不可能在本届国会通过，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票数来废除冗长议案，该规定要求一旦有参议员对法案提出不同意见就需要60票才能得到通过，而这对于一向对半分的国会来说十分困难。

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这位不赞成堕胎但不喜欢否定法律先例的首席大法官，可能并不了解罗伊案判决的倒下将是怎样的一场灾难。即使他明白这一点，由于五位大法官的司法理念比他更保守，他的意见也不怎么重要。如今的美国政治早已不是一团和气，而是你死我活；对民主制度并无尊重而对权力眷恋不舍的共和党政治集体们，可以用包括暴力在内的一切手段来对抗他们的政治观点并不符合主流民意的事实，而选择在此时此刻剥夺女性的堕胎权利就是最昭然若揭的一个写照。

堕胎是医疗保健；移除对堕胎的限制会保护女性的健康，人权和生命。WHO

人权专家和全球社会十分担忧美国对妇女基本权利的限制。自2000年以来，有31个国家扩大了堕胎的权利，而美国是其中的三个国家在这一方面开倒车的之一，另外两个是尼加拉瓜和波兰。这三个国家，近些年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公众意见的两极化和专制政治领导的崛起导致民主基础的衰退的情况。

合法堕胎权利的保障，仍然是一场全球性的斗争。如果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冷酷无情地决定终止对这一问题的保障，这不仅是本国人民基本权利的巨大倒退，而且将产生全球性的恶劣影响。堕胎被非法化的现实一旦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被广泛接受，那么也许它就很难再有重新得到联邦保障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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