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朗肖：阅读马克思

在马克思那里，并且，总是从马克思那里，我们看到三种话语呈现出力量与形式，这三种话语都是必要的，但却是分离而非对立的：像是并置的那样。这将它们维持在一起的不协调性指向一种要求的多元性——自从马克思起，每一个说话和写作的人都感受到自己服从于这一多元性，否则他就会感受到自己的一无所有。

第一种话语是直接的，但却很长。马克思在其中说话，显得像是一个“思想作家”（écrivain de pensée）（从传统上来说的话）。这部分话语使用了哲学式的逻各斯，借助了很多重要的名词——无论是否是从黑格尔那里弄来的（这不重要）——，并且在反思的要素中得到了阐明。这部分话语很长，如果所有逻各斯的历史都在其中重申自己的话；但它直接通往一个双重的题目，因为它不仅仅有话要说，而且它所说的正是回应，它以回应的形式被铭写，这些回应形式上是确定的，它们作为最终的东西被给予，并且，正如历史所引入的那样，它们只能在历史停留或断裂的时刻才能够占有真理的力量。这些话语给出回应——异化、需求至上、作为物质实践过程的历史、总体的人（l’homme total）——，但是，它们也让自己所回应的问题保持在了不可判定的状态之中：因为今日之读者或者昨日之读者以不同方式表述了在他看来应该在这样一种问题的缺席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东西——它填满了这样一个最好并且总是被清空的空（vide）——，马克思的话语有时被解释成人道主义，甚至历史主义，有时又被解释成无神论、反人道主义，甚至虚无主义。

第二种话语是政治的：它简要而直接，并且还不仅如此，因为它越过了一切话语。它不再带有一种意义，而是一种呼吁、一种暴力、一种断裂的决定。严格说来，这话语什么都没说，它是它所宣布的事情的紧急性，它同一种不耐心、且总是过度的要求有关，因为过度（excès）是它唯一的尺度：像这样来呼吁一种斗争，并且假设一种“革命恐怖”（这却是我们急忙要忘记的东西），建议“持久革命”，并且总是把革命视为紧迫之事，而非一种终结的必要性，因为这是一种不给定期限的革命的特征，只要它打开并穿越了时间，并被体验为一直存在的要求。

第三种话语是科学话语（discours）的间接言说（因此是最长的）。凭借这个名义，马克思被其他的学者代表所尊崇与认识。他因此成了一个科学人，回应了学者的伦理问题，服从一切批判性检查。是马克思把这句话当成了箴言：de omnibus dubitandum【编者注1】，并且宣布：“我把一个让科学适应不属于它自己的利益的人叫做卑鄙的人。”然而，《资本论》是一部彻底颠覆性的作品。它如此具有颠覆性，不是因为它通过科学客观性的道路，通往了一种革命的必然结果，而是因为它包括（但却没有过度阐释）一种扰乱科学观念本身的理论的思考模式。科学与思想实际上都不能从马克思的作品中完整地得出来。在最极端的意义上说，因为科学乃是一种其自身的激烈转变，所以，这是一种关于在实践中总是置于危险境地的变动（mutation）的理论，和这一实践中总是理论性的转变。

【编者注1】拉丁语，意为“一切应被质疑”，也是克尔凯郭尔的一部作品名。

让我们不要在此进一步论述这些评价了。马克思的例子帮助我们明白，写作的话语和不断质疑的话语，应该持续地以多重形式发展、断裂。共产主义的话语总是同时是沉默的与暴力的、政治的与学术性的、直接的与间接的、总体的与碎片的、长篇大论的与近乎瞬间的。马克思没有同总是在他身上互相碰撞、相互分裂的语言之多元性一同生活。即使这些语言看起来趋向于同一个目的，它们也不能够互相翻译，它们的异质性、间距或者距离使它们去中心化、使它们变得不同时（non contemporain）。正如这些制造了一种不可还原的失真效果的语言迫使这些拥有它们的人去忍受对它们的阅读（实践），迫使这些人服从于一种不断的改写。

“科学”这个词再次成为了一个关键词。承认吧。但是，我们要记住，如果这里有诸科学（sciences），那么这里就依旧没有科学（science），因为科学的科学性总是独立于意识形态，一种没有任何特殊科学（即使是人文科学）在今天能够削减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我们要想想，没有任何作家（哪怕是马克思主义者）能够像信赖一门学问那样信赖写作，因为文学（写作的需求，当它掌握一切瓦解和变形的力量与形式的时候）只能通过同一种将科学引导成为文学——被写下的话语，它总是坠入“书写的疯狂游戏”之中——的运动才能成为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