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录音说开去：讲科学与讲政治究竟是什么关系

今天在很多上海人，也包括不少外地人的朋友圈里，一则“录音”刷屏了。这则录音是什么，又讲了些什么呢？

简而言之，录音是一位上海男性市民和疾控中心女领导（可能是基层或中层管理人员）的对话，再次谈到了这个问题。这位先生的双亲正在酒店隔离，先前做了核酸，健康云上的结果是阴性，但两天后接到疾控中心电话，说是阳性。这让他非常气愤，也让他不知所措。不难听出，他语速很快，情绪激动，接近崩溃但是还是保持着礼貌和克制。

一开始这位领导还有些敷衍，只是公事公办地让他去打12345投诉健康云（但我们都知道现在肯定打不进去）。听了一会儿，这位领导估计本来就积压了很久的情绪也决堤了。她袒露心声，不是作为“官员”，而是作为“专家”，谈了自己的观点。我们总结下来有如下六点：

1、健康云不可信阳性也显示阴性，阳性由疾控中心通知。

2、医疗资源没有，120也派不出，去方舱条件很糟糕也没什么治疗。3、如果一定要拉去可要求出具阳性报告，尽量不去，居家或隔离点呆着最好。

4、当成普通流感就好。

5、专家不是饭桶只是提了很多意见没人听。

6、本录音过程中已告知被录音人正在录音，录音的传播不违背被录音人意愿，她希望专业的声音能被更多人听到。

总体上，公众对于这个录音舆论上总体评价是很正面的，原因很简单——人们无论是在疫情前还是疫情后，都吃够了“不讲科学”的苦头。我相信，很多人听到那句“作为专业人士，我已经反映过N次了，但是没人听”，可能都会露出会心的苦笑罢！

当然，对于社会各界对录音的评价，我个人是有一些保留意见的，这倒不是对于录音有意见，而是对于一些评价不敢完全同意。例如有自媒体说“在录音中听到上海共识”，说女领导的“平静和笑声中有着某种力量。毫无疑问，这种力量就是真正的市民精神的体现：信任彼此，相信市民可以解决问题，而不是成为问题。”这并不是说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但它归根到底是不全面的，因为这里涉及了关于市民社会内部结构和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之间的种种复杂问题。由于时间和篇幅的缘故，我们在本文中不多展开，如果明天有空会再发文谈。

我们还是围绕科学和政治这个话题简单讲一些，具体分如下两个部分：

一、科学与政治，

或什么才是真正的“讲政治”

在这三年来的新冠疫情大流行中，我们在中文互联网上经常会听到类似“要讲政治”“大是大非面前不应该谈科学和事实”，甚至还有人搬出了“政治挂帅”的古老口号（但实际上他们连什么叫政治挂帅都没搞清楚）。

对于这种谬论，长期以来我们不屑理会，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这种谬论“低于历史水平，低于任何批判”。但考虑到这种或是出于愚蠢或是出于恶意的思想正在严重危害着我们的公共空间、社会环境乃至广大青少年，我们也有必要和它们战斗一番。

对这个问题，我们的观点是一贯的、彻底的、明确的，并且不用向任何人隐瞒：讲科学就是讲政治，科学和事实就是最大的大是大非。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所以直接简单粗暴地说，认为政治大于科学，立场大于科学，“大是大非”大于“科学与事实”，就是庸俗唯心主义，这种反科学的谬论归根到底就是反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必须在政治的范围之内的，你不看看你说的政治是什么政治。到底是官僚资产阶级的密室政治，还是人民民主专政？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的统治只能是一种少数人的统治，由于资产阶级的统治不仅是由少数人来执行的，而且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的，因此欺骗别的阶级，让它们没有清楚的阶级意识，对于资产阶级统治的存在来说就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那么，我们可以毫不留情的指出，这种将科学与政治截然分离的社会思潮，无疑是行将走入历史坟墓的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群众的欺骗和麻醉，是对无产阶级历史主体性和自觉性的扼杀，是对无产阶级用科学武装自己头脑的彻骨恐惧。我们必须要看清楚资产阶级的这种图谋，不要出于天真朴素的爱国情感和对帝国主义的仇恨，而沦为资产阶级的帮凶啊！

也正如卢卡奇所说的那样，“只有提高意识性，只有通过自觉的行动和自觉的自我批判，对正确的东西的单纯的追求才能脱去它的虚假的外衣，成为真正正确的、历史地重要的和改造社会的认识。”每个人都有对正义，也有对利益（无论是个人、集体还是公共利益）的认知和“单纯的追求”，但这种单纯的追求，只有通过科学的观念（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才能上升为对自身处境和整体社会历史状况的深刻认知，才能上升为对真正值得奋斗和追求的目标的认同和行动决心。

我想这是我们必须要牢记的。

二、也谈所谓“政治挂帅”问题

再谈所谓“政治挂帅”问题。那种用“政治挂帅”的词句来掩盖自己野心的反动派们可能历史课从来没及格过——当然反动派从来都是这么地愚蠢，他们欺骗了别人最终也欺骗了自己——一言以蔽之，当年鞍钢宪法说政治挂帅是一线技术工人挂帅，是职工代表大会挂帅，轮得到你厂长或者外行来挂帅吗？

对“政治挂帅”问题，我们在这里愿意引用哈扎尔学会2020年9月的文章《写给曲婉婷的信：从头再来，方能地久天长》中一段极为精彩的论述：

“提出“政治挂帅”的目的，除了是为反对“技术挂帅”或“唯生产力论”，还有一项是“反对行政化”。这对于今天的人来说是一个极难理解的事情——思想政治工作难道不是由行政系统包办么？甚至对于今天的人来说，“政治挂帅”和“行政化”完全就是同义词。这又是一则用当代现象裹挟历史的例证：在当时，政治挂帅恰恰是为群众技术革命配套的意识形态。彼时大部分的政治学习，是由各车间、班组牵头的。对政治材料的解读，事实上绕开了行政系统，使得意识形态的阐释权更加扁平化。“政治挂帅”这个概念，就是由基层职工，而非上级提出的。一个旁证是，鞍钢的党委会，是直到1959年群众技术革命的高潮阶段，作为独立于行政系统的主体才正式成立的。在此前“一长制”的条件下，管理系统直接下达生产指令，不需要经过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检验，这种表面的“无政治”事实上造成了工厂权力中心化的“极权政治”。而当全体职工都掌握“用政治标准（而非上级指令）评价技术”的准则时，工厂权力的分散才成为可能。”

所以，什么是“政治挂帅”，就一目了然了。政治挂帅的目的是解放无产阶级的主体性，而非扼杀无产阶级的主体性，是给行政官僚上紧箍咒，而非给行政官僚松绑，让他们信马由缰地“拍脑袋”“派肚皮”，最终把本来可以做好的事情搞得一团糟。

那么，这不禁让我们思考：究竟是什么人在混淆“政治挂帅”的含义，拉大旗扯虎皮，挂羊头卖狗肉？他们这样做，又是什么目的，什么居心？

结论

我们只需要再重复一次开头处的观点就够了：我们的观点是一贯的、彻底的、明确的，并且不用向任何人隐瞒：讲科学就是讲政治，科学和事实就是最大的大是大非。

进一步地，我们还要指出，散播这一背离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种种谬论的人，除去绝大多数受资产阶级蒙骗的群众之外，是最凶恶最狡猾的阶级敌人，是低级红高级黑的，反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破坏人民民主专政的敌对分子。我们有责任，也有必要和这些人斗争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