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运动员应该同筹吗？从女足历史说起

肥猫

2022-04-21

來源：无隅

前段时间中国女足亚洲杯夺冠引发了公众关于男女足薪资差距的讨论，出现了呼吁男女足运动员同工同酬的声音；而在美国，女足运动员围绕薪酬平等的斗争已经持续了数年之久。就在当地时间2月22日，她们与美国足协达成了包括2400万美元赔偿款和同酬承诺的和解协议，长达三年的诉讼取得了意义重大的胜利。[1] 然而，薪酬平等的诉求一直以来饱受争议。反对者认为，以女足为代表的一些女子运动竞技水平低、观赏性弱、商业价值小，因此同酬既不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也不具备现实的可能性。然而，性别之间运动能力的差异真的可以为男女足发展程度的悬殊提供充分的解释吗？这一归因究竟是客观事实的反映，还是某种未经反思的成见？

不回溯女足运动的历史，我们就无法理解它的处境是在怎样的社会条件之下历史性地生成的。作为现代足球的发源地，英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具代表性的范本。1894年，妇女参政权论者内蒂·赫尼博（Nettie Honeyball）在北伦敦成立了第一家女足俱乐部。她对外发言称：“我成立这个组织是为了向世界证明，女人并非只是装饰品，她们并非像男人口中说得那样无用，我希望有一天女人也能在国会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第一场正式的女足比赛在北伦敦队与南伦敦队之间举行，超过10000名观众前往克劳奇竞技体育场观赏这场比赛，最终北伦敦队7-1横扫对手。《曼彻斯特卫报》赛后评论道：“虽然我不觉得女足比赛会吸引大量的观众，但我也找不到理由排斥女足的存在。”

一战爆发后，随着数十万女性获得了进入工厂工作的机会，女足运动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足球成为了女工中最为流行的运动之一，她们通过举办比赛的方式为战时医院募集物资。1917年，全国性的女足联赛开始举办，最多时拥有两万余名现场观众。然而在一战结束后，女足运动开始面临严峻的考验。英国政府为恢复战前秩序，迫使女工离开工厂，导致女子球队流失了大量球员。于是部分球员和球队的经理人开始行动起来，说服了一些工厂主为球队提供资金支持并保障球员的工作机会。通过这种方式，迪克科尔队（Dick Kerr’s lady）汇集了Lily Parr、Annie Hastie、Alice Woods等明星球员，成为了当时最强大的女足球队，她们与一支法国球队在斯坦福桥举行的比赛首次使女足登上了国际舞台，并被媒体广泛报道。1920年末，鼎盛时期的迪克凯尔队一度吸引了5.3万名现场球迷，刷新了俱乐部足球比赛（包括男足在内）的现场观赛人数记录（女足俱乐部比赛直到2019年才打破这一纪录）。

迪克科尔队的比赛门票与宣传车

但随着战后保守氛围的进一步弥漫，女足受到了日益严重的社会冲击。她们穿短裤、留短发、抽烟，与政府极力宣扬的重拾家庭责任的主妇形象背道而驰。女足还被怀疑助长了同性恋风气，引起了主流社会的警惕和道德恐慌。1921年英国爆发煤炭工人大罢工之后，女足队员还通过举办比赛的方式为工人们募捐，日益成为了一股游走于社会秩序与政治界限之外的力量。报纸上开始出现了一些偏见性言论，有医学专家宣称女性从生理上就不适合足球这项运动。

1921年底，英足总出台了女足禁令，但也迅速遭到了还击：30多支女足球队在利物浦聚集，成立了英格兰女子足球协会（ELFA）。ELFA提出了一些方案以使这项运动更适合女性，包括使用更小的球场、更轻的足球、减少身体对抗并允许球员用手保护面部。她们还积极游说医学专家，希望他们重新审视对女足的成见。尽管ELFA做出了一系列努力，英足总的禁令依然给女足运动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从前和男球员使用同一场地的女球员被迫到设施低劣、环境糟糕的场地训练和比赛，ELFA仅仅维持了一年即宣告破产，英国女足运动在短暂闪耀之后陷入冰封。[2] 直到50年后，英足总的女足禁令才被废除；70年后，英国女足联赛才得以重回大众视野。在男足已经高度职业化和商业化、聚集了大量资本与社会资源的时代，女足运动却才刚刚得以爬出泥沼，在一片荒地上踉跄前行。

其他足球强国的女足运动同样处境艰难：西班牙女足联赛在2021~2022赛季才升为职业联赛，此前中小球会的比赛只能在人工草皮上进行，大量球员甚至没有合同；意大利则至今仍没有职业女足联赛。

体育运动的竞技强度、观赏性与商业价值不仅仅由参与者先天的生理条件决定，更与社会支持、资源注入、专业运营、文化规范等因素密切相关。与中国男足运动员一天四个海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女足队员的日常饮食是鸡蛋、馄饨、绿豆汤，亚洲杯夺冠之后还在吃泡面，队长王珊珊在地方女足效力期间一度需要家人补贴才能维持生活。美国女足国家队成员杰西卡·麦克唐纳在随队夺得世界杯冠军之后，依然要靠兼职足球教练才能应付她与儿子的日常开销。

BBC 2020年针对英国女性运动员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高达34.5%的女运动员无法通过体育运动赚钱。即便将商业价值考虑在内，也很难说体育界实现了相对的性别“平等”：2017年福布斯的一项分析指出，WNBA仅将联赛收入的25%用于支付女球员的工资，而NBA的这一比例则是50%[3]；在2016~2018年间，美国女足带来的收入是5080万美元，美国男足带来的收入是4990万美元，然而女足队员的工资奖金和训练、医疗、场地、住宿条件却远不如她们的男同事。

在高度等级化的竞技体育中，女性运动员常被置于金字塔的低位，高投入、低回报使许多运动员难以坚持自己的体育梦想，较差的训练条件使她们无法充分兑现自己的潜能，营养和医疗资源的匮乏使她们更易受到伤病的困扰，极低的曝光度使她们很难获得赞助商的支持。社会支持的极度不足，使女子运动难以建立正向的良性的循环，步履维艰。对于相当一部分女运动员来说，仅仅是坚持自己的职业梦想，就已经让她们精疲力竭。

社会文化规范与性别气质建构也对女子运动的发展产生着巨大影响。花样滑冰之所以在北美女性中有坚实的观众基础，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这是女性能在不违背父权社会强加的性别气质的前提下自由观赏和参与的为数不多的体育项目。

而在父权社会的定义中，足球是一项高度男性化的运动，足球所要求的强健体魄、对抗性与侵略性，使它成为了霸权性男性气质的操演场。就像戴斯蒙德·莫里斯在《为什么是足球》中写的那样，“娘炮”（sissy）和“基佬”（faggot）是球场上常见的侮辱性词汇。父权社会所塑造的静止、柔弱、顺从的女性气质，与足球难以兼容，导致了女性对这项运动的普遍冷感甚至主动远离，而勇敢地走上职业道路的女性，也常常受到种种偏见和霸凌的伤害。曾执教西班牙女足二十七年的伊格纳西奥·夸雷达轻蔑地称呼队员为“chavalitas”（不成熟的小女孩），经常对她们大吼大叫甚至身材羞辱；前西班牙足协主席Ángel María Villarr还曾公然说“我不喜欢女足，她们只能是个麻烦”、“从美学角度，足球是不女性化的，女人不喜欢穿衬衫和裤子。”而足球的一个重要特性恰恰在于，它内含了一种群体性的球迷文化，围绕国族认同、球队传统、球星崇拜形成了一个富有凝聚性的磁场，构成了商业价值的受众基础。由于这种群体效应的缺失，本就数量稀少的女球迷也很难将对足球的兴趣引向对女足赛事的关注。女性在这项运动中的普遍缺席，不断再生产着女足的边缘化地位。

在那些高度男性垄断的体育项目中，女子运动也很难掌握对自身的主导权，而仅仅成为男子运动的补充、陪衬和附庸。虎扑话题区曾有人提出，可以降低女篮比赛篮网的高度以使运动员扣篮变得更加容易、增加比赛的观赏性，随即有人反驳说，“自身能力差，为什么要让规则迁就你呢？”男性中心的傲慢一展无余：女子运动员常常只能被动地适应男性根据自身的生理条件设立的项目、设施与规则，被动地承受这种隐形的、异质于自身的力量带来的压力与困境。女子运动的独立价值、女性平等参与体育活动的权利并未得到充分的尊重，女子比赛常被视为“低等级的男子比赛”而较少获得社会的认可与回馈。

女子运动要达到男性的标准、满足男性的要求才配得到男性的承认，本身就是男性垄断了社会资源与政治经济权力的结果，正如女权主义理论家麦金农所强调的那样，是权力定义了差异——否则为什么我们的男性沙文主义者从不认为生育能力的差异应该决定生育权的归属，却坚定地认为按照男性身体定义的运动能力应该决定体育界的资源分配呢？

“男人和女人一旦包含在我们尽力领会的对象之中，我们就以认识或评价的无意识模式，接纳了男性秩序的历史结构”（布尔迪厄《男性统治》）。女子运动的边缘化处境，并非男女生理条件差异的自然结果，而是经由社会强制和性别权力中介后的产物。反对男女同酬的唯市场论者，将市场想象成一套客观、纯粹、中立、无涉立场与价值判断的程序，把历史和权力关系造就的现存状况视为永恒不变的自然秩序，因此拒斥任何对所谓市场规律的反叛，实在是一种典型的拜物教思维。将女子运动发展程度的不足粗暴归因于女性先天条件的弱势，与“女生学不好理科”“女人天生不适合下棋”“女人理解不了哲学”这类陈腐偏见，又有多少本质上的区别呢？在权力不对等的总体背景下，用生理差异为体坛的性别等级制辩护，不是在“反对无理的歧视、承认有理的歧视”吗？何况历史早已告诉我们，对付掌握了社会权力的男性的理固然极少，而对付女人的理总不会没有的。[4]

女运动员在挑战体坛性别霸权的路上已经走了很远。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比利·简·金为代表的女子网球运动员发起了网球届薪酬平等的运动。当时的保守派认为，女子运动与男子运动有如天壤云泥之别，同酬是一个可笑的妄想。已退役的前男子大满贯选手里格斯向女子运动员发起挑战，比利·简·金最初拒绝迎战，但在玛格丽特·史密斯·考特落败之后，她已经别无选择。这场“性别大战”在主流男权社会和里格斯本人眼里不过是一个炒作的噱头、一场戏剧化的表演，而对于比利·简·金及其所代表的女子运动员来说，却是一场退无可退的战役。比利·简·金的胜利成为了一个标志性的时刻，女子网球运动随后开始了迅速的发展，成为了最具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女子项目之一。如今网球四大公开赛均已实现了薪酬平等，且在2015~2021的七年间，美网女单决赛的收视率五次超过男单决赛。女网的发展历史足以说明，生理因素决定论与市场决定论是多么狭隘和荒谬。如今这些对女足运动嗤之以鼻的先生们，不过是在重复半个世纪前的种种陈词滥调罢了。

伟大的女子运动员们在与偏见和歧视的斗争中重新定义了女性力量。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之后，女性中长跑项目被禁止了32年之久，媒体大肆渲染偏见性的报道，声称200m以上的径赛对柔弱的女性来讲过于残酷，然而在今天，Courtney Dauwalter、Jasmin Paris等女选手可以在全程几百公里的超级马拉松比赛中击败同场竞技的男子选手获得冠军。在1972年之前，奥运会一直将女射击手拒之门外，而今天的女子运动员已经在射击项目的多个小项保持着超越男子的世界纪录。女子运动的发展史，是一段女性不断冲击男权社会的性别区隔与性别秩序、不断自我赋能的历史。呼吁薪酬平等——本质上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支持的平等，是对女性运动员面临的历史与现实中的种种不公正的矫正，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在男权社会的戕害与围剿下艰难发展的女子运动的补偿。一个性别友好的体育环境，将反作用于整个社会的性别文化，鼓舞更多女性参与到体育活动中，促进女子运动的良性发展。而如果我们默许现有市场格局下的分配规则而拒绝做出改变，结果只会是对体坛乃至整个社会性别霸权的不断强化。或许有人会质疑在现有的市场秩序和竞技水平下绝对的薪酬平等过于“激进”，但正如鲁迅所说：“中国人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进行。”

2019年3月17日的万达大都会球场，60739名球迷现场观看了

马竞女足VS巴萨女足的西甲联赛，创下了女足俱乐部赛事的上座率记录

改变正在不断发生。在挪威、澳大利亚、英格兰，女足和男足运动员已经在国家队层面实现了薪酬平等，而在更多的国家、更多的运动领域，许多女性仍在为争取权利而不断斗争。这并不是一场仅仅关乎经济报酬的战役，它关乎的更是女性运动员乃至全体女性被否定的潜能、被忽视的价值与被贬损的尊严。正如比利·简·金在赢得“性别大战”之后所说的那样：“我不是想要证明我能打败男人，我只想证明我们值得尊重。”

注：

[1]美国女足斗争经过的详细报道参见《人物》：《女足球员想要实现同工同酬，到底有多难？》https://mp.weixin.qq.com/s/EW1Xo2KOczxZSPXjlQIvYQ

[2]BBC. When Football Banned Women.

[3]界面新闻.英国六成顶尖女运动员收入不到一万英镑，体育界难做到同工同酬.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4712815588063438

[4]见鲁迅《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

中国性别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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