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嘲弄计划，漠视劳动」：疫情之下资本主义卫道士们的末日狂欢

每当经济遭到前所未有的打击，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明显感到现存世界的荒谬并热忱地推动着新的经济因素不断萌芽时，一场保守与进步的辩论便会如期展开，而且往往是以经济学说辩论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眼前。

19世纪后半叶，伴随着此起彼伏的经济危机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群众的思想觉醒的是庸俗经济学派（马尔萨斯、萨伊）与反李嘉图-功利主义学派（霍吉斯金、布雷）和马克思的大辩论。

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代，这时的工人运动更加成熟、金融资本持续扩张、产业托拉斯相继诞生，资本主义危机进一步加深。我们看到的是披着“普鲁士式、奥地利式或（更加时髦的）英美式理论外衣的‘纯欧洲的’、‘现代的’学者”（门格尔、庞巴维克、维塞尔）所代表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列宁、卢森堡、希法亭、布哈林）的再一次交锋。

20世纪30年代，在战争与革命、压迫和反抗的浪潮已经到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激荡的时期，迎来了左右两方皆宣称胜利的第三次辩论：米塞斯-兰格之辩。

以上关于理论辩论史的简要梳理，是为了告诉读者们，任何争论都有一定的历史背景，而且往往是在人类面对「要往何处去」这一重大问题时，辩论会特别地深入、特别地激烈，因此在理论进展的过程之中也就变得十分重要。同时，也是提醒读者，在回答一个问题或回应一种观点时，有必要审视现实困境与历史事变的异同之处，避免陷入马克思曾正确指出过的“超历史的”谬误之中。

再到今日，在冠状病毒席卷全球——似乎无人可以避免——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因自然原因而趋于停摆之时，一群号称是米塞斯、哈耶克徒子徒孙之人，用最小市民的笔调，向受众声嘶力竭地传播着自己教师爷在一世纪前被讽刺、半世纪前遭拒绝的思想。他们在资私有制的荒谬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资本的强权已经霸占着世界的各个角落时，拙劣地模仿着自己的老师，这样的卖弄，“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对未来的恫吓”。

总之，商品世界的失调越是以显而易见的形式暴露出来时，或是说，市场“铁”的规律越是难以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时，资本主义的卫道士们就越发警觉。正如教义越发难以解释世界时，教士们就愈发诋毁科学，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在危机时刻总是要竭力在群众面前表演一番的。他们忧心忡忡地将自己的表演总结为：“一个高度文明富足的社会，在消灭了市场，搞集中统一计划后，会变得多么匮乏和野蛮。”我们不妨从这里开始我们的思索。

问题何在：市场被消灭了还是市场过于强大

娱乐化的时代，大众在理论认识方面的欠缺，使得一些「言辞上的巨人、思想上的小丑」敢于通过数字媒体，得意忘形地输出早已腐朽却仍散发着臭气的瞎话。严峻的疫情形势，封控措施使得市场无力迎战愈演愈烈的危机。这时候本应该思考的问题是，我们该采取何种方式填补市场之“死”腾出来的空位。只有米塞斯的学生们才会思考相反的问题：“市场如果还活着那该多好啊！。”这正如患病的中世纪贵族采用放血疗法未见成效，被探索更先进医术的医生所阻止，贵族不但不反思是否有其他诊治方法，反倒斥责医生为异类，并坚信要是再多放些血就一定能治好自己。

在市场已经失效的情况下，当代“米塞斯”们不去思考可行的替代方案，不去反思既有举措的不足及其背后的原因，反倒继续兜售“市场万能论”。滑天下之大稽！假如市场放开会怎样呢？在物资短缺的条件下，“充分发挥市场力量”的结果将是富者有酒肉之余，贫者无果腹之食。金钱是市场机制下的核心分配标准，毫无疑义，谁有钱谁就能买到更多的东西。

那么，如果在物资暂时不是那么短缺的情况下放开市场，是否就可以避免物资调配的混乱呢？或许有这样的可能，但这同时意味着封控措施的相当程度的放松。在疫情肆虐下的正常市场之中，企业家们当然可以安稳地进行远程监控管理，而所有劳动者将冒着患病的风险工作在一线。在医疗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这样的举措又将陷入富者有医而贫者无的危险境地。所以说，没有哪个人或团体消灭了市场，哪怕是在一个地区范围内，何况这个地区还是“高度文明富足的”。面对疫情和危机，市场自身失效了。

面对大规模流行性病毒，封锁和放开已经不单是一个科学或效率的问题，还涉及到价值判断。相信米塞斯的学生们是最重视个人权利的，断然不会为了共同体经济的繁荣而漠视个体最宝贵的生命权。那么，针对疫情传播的合理管控是有必要的，问题在于，管控之下如何协调各方，让每一个人「饥能食，病可医」。

适度的管控会造成市场机制的部分缺失，绝对的管控则会让市场彻底停摆。比如各类实体商超及线上零售，都会由于防控要求的或松或紧，增加所要耗费的人力和时间成本。所以，在控制疫情的需要下，计划是市场自身失效后的替代物，而不是市场失效的原因。于是，新的问题产生，为什么在现实当中，所谓的物资计划调配也没能发挥出该有的效果呢？其症结正在于平日里的市场过于强大。

现实的窘迫：真的是计划的失败吗？

当商品交换本身已经成为最大的笑话时（就像资本主义历次危机中表现出来的各种悲剧与混乱），“米塞斯”之徒却还幻想着价格规律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所谓的“因为即使是一个地方遭遇了重大自然灾害或者灾难，只要市场机制仍然运行，物资就会源源不断地运进来，在很短时间内缓解短缺，将灾难程度降到最低。”这一句话既无科学道理，更无人道关怀。

地震震毁了所有的道路，物资也会源源不断地进来吗？在市场机制中经营的主体都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挣钱。一个地方遭遇重大的自然灾害或者灾难，往往会提高物资进入目的地的成本，这种成本既可能发生在生产环节，也可能发生在运输环节，或者发生在销售环节。那么，是否可以通过提价的方式解决？确实，冒着风险挣更多的钱是不少商人都乐于干的事情。但是，加价后的商品是所有人都能够买得起的吗？不是，一定是富者多得，贫者少得。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的一幅现实主义讽刺画：人们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足不出户，一切商业活动由于劳动力和物资的不流通而停滞了——市场失效了。于是，如何将物资公平有序地分配到每一个人成为迫切的问题。正如理论所设想的那样，现实提供了两种方案：一是使用仅剩的狭窄的市场渠道（有限的运输人员、服务器限制），譬如以社区团购、自主抢购的方式来调配资源，于是必然造成社区与社区之间（社区组织能力有差异），以及人与人之间分化（老人抢购能力弱）。

二是通过非市场手段调配物资。注意，这里说的是非市场手段，而不局限于通过行政手段对资源进行调配。当然，在“米塞斯”们狭隘的视界中，非市场化除了等同于集权与行政化外，再没有更多的含义。

诚然，很多信息源都反映了基层治理单位在调配过程中的混乱，但与其说这样的混乱来自于基层治理单位的“计划”，不如说是由于他们的“无计划”。真正的计划还需要相应的体制机制、人员能力和亲计划的基础设施。然而，危机来临，市场已经失效，需要计划的时候，支撑计划顺利进行的要素都不具备。组织形式是外向而面对市场的，不是内向而服务自身的；行政人员是适应市场而不是适应计划的；APP是为买卖设计而不是为计划设计的……诸如此类，单靠孤立的基层治理单位，不论从技术上还是人员上，要完成并落实周全的计划都极为困难。可以说，正是由于一些地区既没有进行计划的条件，也没有进行计划的意愿，才导致物资分配的混乱，这种情况同样在医院的接诊中表现出来。

相反，通过非市场行为，以小区业委会或相似的组织形式（比如临时互助群）为载体，进行有计划的物资调配（往往需要一定的数字统计和相应的志愿者配置），以及信息上的互通有无、行动上的互帮互助，反倒解决了很多小区的燃眉之急。这些小区具有的组织性与合作性，是他们在危机中不靠市场也可以渡过难关的关键。应该说，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对危机的反思和超越之上，正如在这次危机中涌现的市民互助。而互助作为社会主义的渊源之一，不仅仅包含着对市场失效后的尝试与探索，更包含着对市场赖以生存的“竞争”概念的排斥。概言之，其中内蕴有新的经济因素。

某些小区通过组织、计划和协作共渡难关，图为一小区物资分配计划表

那种强调市场更重要的思考，无疑只是对比了表面的现象。似乎好的时候有市场，不好的时候没有市场，所以推论得到市场才好的结论。这种“洞见”根本没有注意到外部条件和内在需要都已经变化。这是一种思考上的懒惰，是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无知。实际上，严格封控之下，市场已经死了，叫市场的魂没有任何作用。总之，危机中的混乱恰恰不是因为计划带来的，而是因为无计划。对市场的崇拜，将和对人的崇拜一样，都将以弱者的牺牲为代价。

进一步的，之前靠市场运转顺利的假象，仅仅是因为危机没有完全破坏市场的运行，因而能够维持一个内部存在广泛不平等的暂时稳定的秩序。危机加剧，彻底摧毁市场运行之后——这就说明市场对于危机的抵抗是有一定阈值的——急需找到替代的方式。但是，对于市场的崇拜使得平时没有做好替代品的准备，面临危机时也丧失了探索或使用替代品的能力。这正是平日里的市场已经过于强大，强大到窒息了一切必需的行动，以及建设新社会的想象力。

背后的根由：私有制的巩固和想象力的窒息

事件的起因是疫情中物资调配的混乱，“米塞斯”们认为这样的混乱是计划带来的（前文已经驳斥），并宣称如果存在一个全盘计划的经济系统，将带来长期的物资短缺。他们越是表现自身对市场的熟知，就越是显现出自身对于什么是计划的无知。在他们因果倒置的想象中，危机下的城市经济系统像极了计划经济，这不单是因为他们完全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更在于不理解危机来临之时市场的可怖之处。

实际上，“米塞斯”们不单是对市场消失充满着恐惧，毋宁说，他们真正害怕的是“充分市场”所需要的私有制的消失。“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这就是他们的自由宪章。不过，危机下的现实现实恰恰证明，阻碍资源顺利调配的真正祸因就在于私有制在人与人之间树立起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重重壁垒。

要知道，所谓“产权分明”的私有制度下，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隔着批发商、零售商、运输商和配送商，诸如此类中间无数的“产权主体”。蔬菜种植大户对接的是蔬菜批发大户，批发大户对接的则是经销商，分销也仅仅保存着各零售商超小业主的电话。当商超老板们关门歇业时，种植大户的蔬菜面临的就是滞销的风险，就算还有千百个家庭急需新鲜蔬菜。与此同时，私有制下的企业在面对危机之时，只能通过裁员或者减少生产来保护自身生命的延续，这也是为什么物资短缺的同时，失业问题却愈加严峻。而这绝不能简单归因于疫情的管制。

由于不存在适应计划的组织、设施以及习惯，一时的打击便让极度依赖市场的整个城市陷入停滞。由此可见，所谓混乱之因，正在于平日里所谓文明富足的社会过于依赖市场，以至于离了市场便不知所措。正是一道道产权藩篱，形成了当前的荒谬景象：一边是私营供应商庞大的商品堆积（或不懂计划、不会组织的居委会的物资囤积），一边却是难以获得基本保障品的大众。一边是私有企业“死劳动”（机器、车间和没有实体的所有权）的闲置，另一边却是大众普遍的失业。

简单设想一下，如果是公有农场生产蔬菜，公共部门提供运输，公职人员提供配送，在严谨的计算和有序分工之下，跳过一切基于产权造成的藩篱，通过服务于计划的平台与设施，将物资公平安全地送到市民手中。而不是像闭门歇业的私营企业，或是原子化的个人，放弃或是无力承担社会责任。同时，在公共部门中工作的人员，即使在危机时期，也都能够获得相应的报酬或物资支撑（譬如危机下的政府部门、学校等都有相对较好的保障）。因为，平常已经有储备好的基金。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不用担心自身和家庭的经济困境，自然有余力投身于服务自身、服务他人的光辉事业之中。我们不应该奢望所有人都具备高尚的品德，只有在一定的经济条件和组织形式下，所有人才能够普遍成为“为人民服务”的人。

与此同时，我们当然应该拒绝将计划经济等同于强权或行政支配。“米塞斯”们虽然站在热切维护私有制的立场上，但同时也给我们以重要的提醒：现代经济的核心问题在于生产方式而非交换方式，在于基于产权制度而构建起来的生产关系。危机之下，是“大难临头各自飞”“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私有制好，还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公有制好，恐怕是显而易见的。米塞斯们常常例举的苏联的例子，恰恰不能说明“公有野蛮”或“计划失败”，只要稍稍多去考证一下，我们就会知道苏东八十年代的危机恰恰就是寄生的行政集团野蛮破坏公有制原则导致的。

另外，精神与认知上的私有制，更是让人彻底异化为市场的奴仆。“米塞斯”们看不见的正是那些主动肩负起计划、组织与协调责任的大众的行动，看不到冒着风险串联起一个个“孤立小岛“的流动的劳动者（没有保障，凭借谋生的动力）。对于市场的崇拜，实际上是对私有制的崇拜。凭借一种历史的倒叙，以及强大的市场力量，在这样的意识与气氛之中，限定了我们今天对于经济组织形式及新世界的想象能力。

私有制与市场经济制造的“短缺”，1929，大萧条

市场失效之后：不是资本，正是劳动创造世界

面对市场停摆，人们遭遇种种不便时，第一时间想到的却是市场的伟大，这的确不是“米塞斯”或“哈耶克”们特有的“病理现象”，而是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牢牢束缚的人们所应有的条件反射。马克思指出：“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在市场的信徒眼中，市场是如此地神圣而受到顶礼膜拜，它的失效不是因为它不够好，竟是因为它太好了而没有被珍惜。

商品在我们身处的世界中无处不在。我们日常所接受到的一切产品和服务，都是以商品的形式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所以商品和商品之间，即在交换基础上搭建起的一切现象——物流业、零售业、制造业、服务业、上班打卡、下班买菜、付房租、还房贷……这一切的一切，在疫情来临、全部停滞之时，在我们面前皆成为两个字——“市场”。似乎是因为“市场”的消失导致我们生活的混沌。

实际上，只要我们前进一步，沉下心来思考一下：支撑起物流业、制造业、零售业、制造业，上班打卡、下班买菜、付房租、还房贷……这一切的一切、被我们简单地等同于“市场”的背后究竟是什么？究竟是市场的停滞导致了社会的停滞，还是作为从事着物质生产的劳动的“人”的停止，导致了市场以及整个资本主义神话的崩塌？如果说这在平时还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在此危机时刻，问题的答案却是如此显而易见。那些手握万贯财产的大小业主，号称自己养活了工人，而在疫情下，束手无策。他们平日号称自己拥有无上的经营能力，可以万丈高楼平地起、开创人类新世纪，现在，并没有人剥夺他们哪怕是一分一毫的财产，怎么不见他们起高楼、创世纪了呢？

疫情之下，物与物之间虚幻关系的面纱之下，隐藏着的是真实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原来，资本家皆是索取，而非给予——劳动者是自己在养活自己。我们这才知道原来是劳动者在起高楼、是劳动者在创世纪。当劳动者呆在家中不再劳动的时候，建立在商品经济之上的、平日看起来坚不可摧的旧世界的一切都开始混乱了、开始崩塌了，教士们则开始发疯了、开始寻找异教徒要进行献祭了。请问，这不恰好证明了世界由劳动者创造，并由劳动者维持吗？这不恰好证明了资产阶级及其卫道士们的心虚和对劳动阶级的恐惧吗？

自苏东剧变以来，几乎世界的每个角落，都持续进行着对计划不假思索的嘲弄和对劳动没有限度的奴役，似乎所有人都沉湎于历史已经终结的狂欢之中。这样的狂欢越是宣称自己本着最“自由”的宪章，最普遍的劳动者就越发意识到自己正走着一条通往奴役的道路，同时资产阶级的“自负”也就越来越“致命”——这注定只是一场末日狂欢。

资本主义卫道士们终会发现，危机不是他们布道的舞台，而是在旧世界的胎胞之中诞生新世界时必要的震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