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德国佬"不服从上海防疫政策，他的底气是怎么来的？

今天在朋友圈看到很多人转发一篇关于某"德国佬怒拒被带走"的语音。也有朋友专门给我发了这个语音。

我听了两遍。不满各位说，这位上海"德国佬"做出这些举措，我一点都不惊讶。

我在2020年年底曾写过一篇名为 解说德国: 如何打造"不服从"的公民？的文章。我在文中试着解释，德国人的这种"不服从精神"是怎么产生的。

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它能比较合理地解释这位上海德国人的表现。

法治社会的一个特点在于，它会通过法院对法律的阐释做出符合时代精神和潮流的(公正)判决。身为独立方的法院可被视为处理社会矛盾(人与人或公民与政府之间)，促进和谐社会的协调机构。法院的仲裁能塑造文明行为的新标准。

德国社会的变迁是叠加式，而非断层跳跃式的。今天的所有成就离不开前辈们的耕耘。每个时代都有引导潮流的定向性(Richtungsweisend)判决。它们塑造了德国人之所以成为今天的德国人。

我们对德国人众多(有时甚至是矛盾的)"标签"都能对上号，例如严谨、谨慎、"奇葩"、开放与保守、较真与疏忽、认真与死板、爱管闲事与履行义务、崇尚自由，反对集权、崇尚和平，反战、反权威，公民意识突出、民族意识淡化以及讲究秩序与"允许有秩序的混乱"。

但这一切也都在发生变化。

自第三帝国和"68大学生运动"后，当今德国社会萌芽出一个显著的特征: 浓厚的反权威意识，对权威的服从性逐渐下降。

默克尔总理在疫情期间曾多次呼吁民众，但效果一斑。德国半个多世纪的反权威以及质疑权威的（或独立思考能力的）教育起到了关键作用。德国人更信服法律，并非个人威严。

随着时代演变，德语里有一个词很能反映这种状况: ziviler Ungehorsam，即公民的不服从(或公民反抗)。

那么，德国版的"公民的不服从"意识是怎么来的呢？

该不会从天而降，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吧？

它的基础又是什么？

首先得有公民意识。

公民意识也包括公民义务。公民义务很重要，但往往被忽视。简言之，公民义务意味着公民自己所要承担的责任。它源自公民权利。公民权利源于《基本法》。

《基本法》

很多人或许对"不服从公民"有不完整或主观的理解。它不是指公民要敌视国家或政府。只有当国家机构行恶时，要么侵犯公民基本权利或破坏《基本法》所规定的秩序(《基本法》第20条第一项到第三项)，比如不能颠覆德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体制等。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德国公民都有义务不服从，即"群起抵抗"。这也是德国版民主的最后一道防线。这种权利本身就源于《基本法》。《基本法》第20条第四项赋予了公民的"抵抗权"(Recht zum Widerstand)。

《基本法》第20天第四项

国家越能保障公民权利，越容易酝酿出公民意识、公民社会和"不服从公民"。德国是全球少有几个把公民权利放在国家权利之前的国家之一。

这种观念相当重要。它一开始就给人们的思维播下种子: 公民先于国家。反观中国，流行相反的观念，即国家先与公民。

生活在公民先于国家(简称"民先")环境之下的人们的思维方式跟在一个生活在国家先于公民(简称"国先")或公民权利缺失环境下的人们不可同日而语。

"民先"者相信，建立在以人为本的体制才是可持续的。威廉二世版的"国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希特勒版的"国先"最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对于德国人而言，"国先"不可取。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

"国先"者认为，过于强调公民权利最终会使国家分裂，走向灭完。以往历史经验告诉他们，只有"国先"才能让国家统一与富强。因此，对于他们来说，"民先"不可取。历史的教训也是深刻的。

"民先"和"国先"是两种大相径庭的理念。

一方面，国家把公民放在国家前面。另一方面，国家把国家放在公民前面。后者的先后次序是由国家，即由上而下的。前者的先后次序都是由国家与公民共同制定的。两者"顶层设计"的出发点与目标均不一致。

对于前者来说，国家的首要职能是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需要注意的是，基本权利不是只有一条，而是一堆，彼此又相互影响，不能分开来对待)。比如《基本法》第一条第一项的后半句写道:"尊重及保护此项尊严为所有国家机关之义务。" 前半句是人人皆知的"人之尊严不可侵犯。" 德国《基本法》第一条后半句就把德国政府的责任写清楚了。

《基本法》第一条

对于后者而言，公民的义务是如何让国家变得更强大，更伟大。在国家面前，个体（公民权利）是渺小的，不值得一提。一切都服从于大局。必要时会更倾向于或宁可牺牲个体（公民权利）。

关于这点，少数德国人或许也认可，但对大多数德国人而言，国家固然重要，但不能以顾全大局为由而牺牲公民的基本权利。再微不足道的公民也不能视为被牺牲的代价。国家权利不能高于公民权利，最起码是平等的。某些较真的德国人甚至会说:为什么以大局为重就牺牲我？

目标不同，达到目标的手段会有天渊之别。只有充分认识到这种差异，很多矛盾便不再那么难以理解了。

德国公民基本上不会因为德国政府跟其它国家发生外交冲突而上街游行，今天抵制这个，明天抗议那个。比如最近的上演的德乌外交危机，依然有上千名德国医生主动报名前往乌克兰前线或邻国提供受伤士兵医疗服务。

相反，上百万德国人不仅会因为自己的基本权利受到侵犯而上街抗议，他们有时也会因为其他国家人的基本权利受到侵犯而上街游行(能否达到目标则另当别论)，以此抗议德国政府的不作为(表达不同意见权很重要)。

但是，几乎不会有德国人因某个国家政权受到（德媒或德国政府的）批评而上街游行。

把国家权利排在公民权利之前的公民会因为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冲突而上街游行，今天抵制这个，明天抗议那个。

但是，他们不会因为自己的基本权利受到侵犯而上街抗议，更不会因为他国人的基本权利受到侵犯而上街游行(更没有这种意识)。公民不能对抗政府，只能无条件配合。

这种结果跟不同国家的不同"顶层设计"有直接关联。但凡被德国(媒体或德国政府)批评过的国家政权，普遍都是那些没有把公民权利放在国家权利之前的国家，或没有充分落实对公民基本权利起到保护的义务与责任，远的如土耳其、俄罗斯、伊朗，近的有波兰和匈牙利。对于德国（人）而言，国家机关的首要职责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其他都是次要的。

德国的体制直接影响到德国人的这种（不服从）思维。中国人对公民权利的认知、实践和重视度跟德国人具有一定差异。这是由不同体制所致。德国人在意的，中国人不在意。中国人重视的，德国人不重视。

不同体制在很大程度上能加深人们的思维与举止。哪种体制更好，没有标准答案，但会导致不同的反应。有些人更喜欢公民优先制，有些人则更偏爱国家优先制。这是一条只能二选一选择题，两者不能兼得。

了解这种（体制与文化）差异后再去分析德国社会会有很大帮助。那些曾经解释不了的困惑与矛盾或许会迎刃而解，顿时豁然开朗。

你很难说服今天的大多数德国人，让他们相信国家先于公民是更优越的体制。在德国人的集体记忆中还保存着对第三帝国治下的绝对"国先"制给他们带来差点亡国的教训。

从今天的德国人角度来说，如果让他们选择国家先于公民制，他们会认为自己最终会失去更多，比如尊严和自由。

深刻的历史教训警示今天的德国人，一旦选择"国先"制，今后有可能没机会以和平的方式选择重新再回归到"民先"的大道上，因为到时候连选择权也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