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案子，让美国重新审视司法正义

2007年2月17日，美墨边境上的小镇哈灵根（Harlington）宁静的天空被刺耳的警笛声打破。两岁的女孩玛利亚.阿尔瓦雷兹（Melissa Alvarez）躺倒在地上，脸色紫青，已经没有了呼吸。她的身上布满了殴打的痕迹，她的头皮因为拉扯而出现斑秃，她的后背出现了咬痕，她的手臂也已经骨折。医院的尸检判定，导致玛利亚死亡的直接原因是头部的创伤。

警察们很快拘捕了女孩的母亲，时年38岁的梅丽莎·卢西奥（Melissa Lucio）。在她们看来，卢西奥是最合适不过的怀疑对象：她此前长期有酗酒和沾染毒品的历史，而沾染毒品导致她失去了自己几个孩子的监护权。不仅如此，她在向警方供述时，主动承认了自己曾经打过玛利亚。

得州骑警司（注：得克萨斯州独有的负责公共安全的执法部门）拘捕了卢西奥，并在没有宣读米兰达警告（注：美国在逮捕或审讯嫌疑犯时，依法必须通过该警告告知他们有寻求律师和拒绝回答审讯问题的权利）也没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审讯了她足足七个小时。在七个小时的审讯过程中，她曾超过100次否认自己以任何形式虐待过自己的孩子，但是被要求用一个塑料娃娃演示自己曾经如何打女儿。到了最后，负责审讯的警员失去了耐心，对她说道：“现在，你看起来像个冷血杀手。你是个冷血杀手还是个把气撒在女儿身上的沮丧母亲？我们已经知道这一切了”。这句话让卢西奥的心理防线最终崩溃，放声痛哭，满含着泪水承认自己杀害了自己的亲生女儿。

哈灵根隶属于卡梅伦县治，该县的时任地方检察官是以“向犯罪分子出重拳”为竞选宗旨的阿曼多.比利亚洛博斯（Armando Villalobos）。在他看来，不仅要将卢西奥送入监狱，更要让她被判处极刑；这样做可以一石二鸟地同时打击犯罪和帮助自己赢得大选。

Sabrina Van Tessel / Filmrise

比利亚洛博斯的目的达到了。第二年，也就是2008年，他重新赢得了地区检察官的选举，同时他对卢西奥案件的大力宣传也让得克萨斯州的陪审团相信，就是卢西奥杀死了玛利亚。毕竟，除了检察官和对玛利亚进行尸检的法医的举证外，还有卢西奥自己的供词。最终，陪审团认定罪行成立，梅丽莎·卢西奥在这一年的7月8日被得克萨斯州当地法院判处死刑。可能是觉得只判处一个卢西奥不够，在不久之后，同样因为被检察官和法医指控涉嫌杀子，智力存在残疾的建筑工人曼纽埃尔.韦莱斯（Manuel Velez）也被判处死刑。

如果我们回顾卢西奥的一生，我们会发现她的命运充满了不测和不幸。她出生在一个拉美移民的家庭，年少时父亲去世，母亲也没有足够保护她，使她在未成年时期就被多人性侵犯。为了逃离那个家，她在16岁时就选择嫁给了自己的第一任丈夫，并和他生育了五个子女。然而，婚姻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和安全感，因为她的第一任丈夫常常对她暴力殴打，并最终不辞而别。她很快又和一个叫罗伯特.阿尔瓦雷兹（Robert Alvarez）的人在一起同居了，并和他生育了九名子女。玛利亚是她的第十二个孩子；她出生时因为卢西奥毒品检测呈阳性，所以这些孩子政府要求与她分离。

之后的两年，通过不断地改过自新，她成功地获得了其中九个孩子的监护权，另外三名和罗伯特一起在休斯顿生活。由于家里人口过多，除了卢西奥本人外，卢西奥两个年长的女儿也承担了家长的责任。受迫于经济压力，一家人的生活状态十分不堪，只能在一间有两个卧室的破旧砖房中生活；因为卢西奥一家住在第二层，而上楼只有爬楼梯一种方法，这给卢西奥还年幼的孩子们造成了巨大的安全隐患。在惨案发生前不久，卢西奥一家正在筹划搬离这间破败不堪的房子。

只有两岁的玛利亚不是在倒地后马上离世的。起初她看上去一切正常，只是身上有了几处挫伤；然而，很快，她就开始呕吐，无法进食，进而转化为呼吸困难。直到此时，慌乱的一家人才拨打了紧急电话。此时的罗伯特已经和卢西奥再次一起居住，她在那个改变她命运的电话拨通时还怀着罗伯特的双胞胎。在孩子宣告死亡后，卢西奥立刻被捕，而玛利亚出事时同时在场的罗伯特从未被当做一名嫌疑人，而只被认为是一名目击证人。

为了攻破卢西奥的心理防线，警员们动用了臭名昭著的“瑞德审讯法（the Reid interrogation technique）”，通过积极对抗，先扬后抑的方法不断引诱卢西奥说出他们想要听到的话。而在整个过程中，没有律师在场。在整个审讯过程中，警官们不断地告诉卢西奥，获得解脱的唯一办法是承认自己的谋杀罪名。

Sabrina Van Tessel / Filmrise

自2008年以来，卢西奥一直坚称自己没有杀害女儿。卢西奥的律师们坚定地认为，由于检察官想要通过尽快从重判决来提升自己的政治资本，这起案件没有得到公平和平等的处理，在直接证据完全不足，大量有利于卢西奥的证据没有呈堂的情况下就判处其死刑是非常不合理的行为。然而，这对于检方来说只不过是狡辩的托辞。用比利亚洛博斯的副手的原话来说，“如果她傲慢到认为自己可以解释清楚这一切，那么（被判处死刑）只能怪她自己”。为了进一步断绝卢西奥的信念，在卢西奥生下双胞胎后，监狱强迫她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儿童福利机构，禁止她抚养。

卢西奥的律师们相信自己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玛利亚死于意外，而不是谋杀。他们指出，没有人亲眼见过卢西奥打她的孩子，大量的儿童福利记录也没有记录任何虐待现象。在被判处死刑四年以后，这些律师得到了一个消息；和卢西奥几乎同时被判处死刑的韦莱斯的案子被推翻了，因为司法证据表明他的孩子出现致命的头部创伤时他并不在现场。此外，卢西奥的邻居在2011年签署了一份宣誓书，表示她曾经亲口听到过卢西奥的女儿亚历山德拉承认自己处于对母亲沾染毒品的愤恨把玛利亚推下了楼，但是她却被检察官所阻止，未能成为法庭证人。

在2010年的另一份宣誓书中，卢西奥的姐姐指出她也目睹了亚历山德拉承认自己让玛利亚失足坠落，但是由于卢西奥最初雇佣的律师“不想毁掉这个女孩的人生”而没有让她提供这一证据。在案发后不久，卢西奥年幼的儿子雷内对一名儿童福利院的一名护工说，他亲眼看到了玛利亚从楼梯上摔了下来，而卢西奥的另一个儿子理查德也说他没有看到玛利亚除了那次摔伤之外有任何来自殴打的伤痕。和前面一样，这些孩子的证据没有被采纳。

弗吉尼亚大学精神病学教授露西·瓜尔内拉（Lucy Guarnera）指出，对于向卢西奥这样一个家庭生活贫困而动荡，曾经是家庭暴力和性侵犯受害者并刚刚经历丧女之痛的人来说，在被直接当做嫌犯而审问多个小时候出现创伤性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是很常见的事情。与那些令人畏惧的男性警官在一个房间的时候，她在多重压力下选择承认犯罪，因为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这一现象在女性和青少年罪犯中远比想象的常见；被DNA证据证实没有进行强奸行为的“中央公园五少年”就曾经在巨大的压力下承认自己犯罪。

没过多久，另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了：坚持加快从严判决卢西奥的检察官比利亚洛博斯，因为涉嫌受贿被美国司法部逮捕，审判后裁定受贿事实成立，锒铛入狱。卢西奥的律师指出，如果这还不能作为重新审理卢西奥案的直接原因，那么司法正义就是一个笑话。

Sabrina Van Tessel / Filmrise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卢西奥的情况。随着设定的执行死刑日期越来越逼近，他们意识到，如果不去进行努力，这可能又会是一起冤假错案。这些人不仅仅包括关注这起案件的记者和律师，也包括监狱权利活动家，女性主义活动家和拉丁裔权利组织；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卢西奥的多重身份让她在美国的司法体系下面临着多么巨大的不平等。在2019年，他们的努力让由三名法官组成的联邦上诉法院推翻了卢西奥的判决。第二年，在采访了她本人和事件的当事人后，独立导演萨布里娜·范塔塞尔（Sabrina Van Tassel）也推出了关于卢西奥案的纪录片，向公众们揭露了这起案件背后的诸多疑点。然而好景不长，新一任检察官也路易斯.桑斯（Luis Saenz）也认为卢西奥的罪证证据确凿，对结果成功进行了上诉，使得她的死刑判决依旧成立。

这个结果对于许多人来说难以接受，尤其是对梅丽莎的儿子约翰·卢西奥（John Lucio）来说。他得知这条消息，不是来自于法庭的通知，而是来自亲属的一条短信，短信上是死刑执行定期的新闻截图。在那之后，他频繁地去监狱拜访自己的母亲，因为他不知道哪次可能是最后一次。卢西奥的律师和支持者们曾上诉到最高法院要求审理此案，但是最高法院拒绝了他们的请求。

与坚持废除死刑的活动家和其他亲属在死刑待执行的囚犯的人们一起，约翰以及梅丽莎的姐姐和母亲在卡梅伦县法院前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在得州州长格雷格.阿博特因为公干来到哈灵根时，约翰也凑了过去，恳求阿博特观看范塔塞尔的纪录片并呼吁重新审理卢西奥案。

紧接着，支持重申卢西奥的人中有了许多名人的身影；不仅有资历丰富的法学专家，也包括多年为司法公正问题呼吁的真人秀明星金·卡戴珊，还包括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在州议会的政治家们。他们都想让地方检察官桑斯“做出正确的决定”。

Miguel Roberts / The Brownville Herald

桑斯不为所动，而他的理由却令人错愕：“如果我坐在这里单方面终止死刑，那我该对其他195名（得克萨斯州的）死囚说些什么呢？顺便说一句，他们也是无辜的”。

是的，一名检察官，一名理论上应该执行司法正义的美国政府官员认为，因为无辜被判处死刑的人太多了，所以让他们其中的一个获得一次新的机会是不可取的。

就在这一切看起来不可避免的时候，得克萨斯州的刑事上诉法院介入了。在预计执行死刑前两天，他们公开宣布，由于初审卢西奥时检察官和法医可能存在严重失误并隐瞒对她有利的证据，这起案件需要重新审理。

Sergio Flores / Texas Tribune

在法院宣布这一决定的时候，卢西奥的支持者们如释重负。约翰拥抱着自己的妻子，喜极而泣。在监狱中，听到这个喜讯的卢西奥也十分感叹，表示自己要感谢上帝赋予自己以生命，也要感谢法庭给了再次相信自己的机会。

卢西奥的故事可能在此时暂时告一段落，但是这起案件中所体现出的美国司法制度中的大量弊端仍然迫切需要得到足够的回应。为什么警方在一开始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就认定她涉嫌谋杀，并在审讯中胁迫她承认犯罪？为什么她的公民权利没有得到尊重，在起初的问询阶段没有被配以律师？为什么法院相信了检察官的一面之词，拒绝了大量有益于她的证人和证据？

而最重要的，莫过于这个问题：梅丽莎·卢西奥绝不是唯一一个在证据不清楚的情况下就被认定犯罪并被严厉判刑的人。他们的身上都有着复杂的身份标签，有许多甚至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涉嫌严重的犯罪。那么，为什么美国政府仍然认为，相比于让这些人得到足够多的照顾和看管，应该对他们处以极刑，让他们承担自己可能并不了解的行为的后果？

如果暂且不讨论死刑作为一种惩罚方式的有效性和必要性，单从美国司法制度的发展历史来审视死刑的话，那么人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指出，死刑在美国的存在和执行延续甚至加重了美国司法制度的身份不平等。研究显示，被处决的犯人少数族裔比例极高，有时因为量刑准则而强制适用，而且公共安全没有因为执行死刑而得到提升。联邦政府和23个州已经不再执行死刑（联邦政府曾在2020-2021年1月短暂恢复），另有15个州至少五年内没有执行过死刑。得克萨斯州不是其中之一；根据数据，他们上一次执行死刑，是2022年4月23日。

在2019年，因被指控谋杀和强奸一名女子而在1998年被判处死刑的黑人男子罗德尼.里德（Rodney Reed）因为证据不足而被得克萨斯州法院宣布暂缓执行。在2021年，因被指控在抢劫时杀害一名男子在1999年被判处死刑的黑人男子朱利乌斯.琼斯（Julius Jones）被俄克拉荷马州州长宣布改判为无期徒刑；虽然有证人指出枪杀男子的是琼斯的同谋，但是法院拒绝重新审理。然而，就在改判无期徒刑后不久，俄克拉荷马州州长以“关押接近四十年，明显有悔过意愿”同意假释了一名涉嫌谋杀一名女子的曾经担任警察的白人死刑犯，尽管他的犯罪事实十分明确。

单纯依靠政治人物或者司法机关大发慈悲而赦免可能无辜的重刑犯的罪行，不仅难以达到应有的效果，更是在避免一个不断地环绕这些案件的核心问题。为什么，在原本的身份在美国社会中就受到了更多挑战和压迫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和陪审团会更倾向于认为，这些人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且只有终结他们的生命才能维护公共安全和利益？

这，恐怕是每一个美国人亟待思考，却难以回答的一个难题。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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