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管工厂、绑架雇主、死亡威胁、没收财产，这些都是工人维权的一些非常规手段。

罢工是工人运动中最常见和最有效的形式，我们在90年代克罗地亚工人斗争的众多例子中看到了这一点，这些案例被收集在工人斗争档案中，并在Radnička prava的 "档案片段 "部分对此进行了分析。除了罢工和街头抗议，处于无比绝望境地的工人们有时被迫采取更为激进的行动，比如说接管工厂，甚至对雇主诉诸暴力。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回顾90年代以来罗地亚工人们在争取权利的斗争中采取的一些非常规的、有时甚至是付诸暴力的举动。

工人接管公司？

在工人斗争档案中发现的工人行为中最不寻常例子是工人将经理或企业的新所有者“现场扣留”以迫使他们谈判。其中一个例子是斯普利特的达尔马百货公司，女员工们封锁了公司的行政大楼，并让总经理留在她的办公室，这都是因为她们在公司破产后没有得到承诺的遣散费。百货商店。1999 年 11 月 9 日，女工封锁了公司的行政大楼，并拘留了当时的总经理Ana Tijardović，要求他听取工人们的意见。据 《Feral Tribune》报道，尽管工会代表呼吁支持工人，但总经理没有改变心意接受工人的条件（Ljutog Megdana，Feral Tribune，1999 年11月15日）。二天，工人们扩大了行动范围，封锁了百货公司的整个储存区。她们打算坚持封锁，直到她们获得遣散费或提供可靠的薪酬支付担保，但在封锁后的第三天，他们被达尔马公司的行政部门雇佣的保安赶出了大楼，此后工人们继续在公司大楼前抗议。

另一起类似案件据称发生在克拉皮纳纺织工业(KTI)， Feral Tribune曾做过简短报道（Skladište Hrvatska，Feral Tribune，1996年5月20日）。在工厂私有化过程中，1930万马克神秘消失。1996年2月，工人们在几个月没拿到工资和补贴之后举行了罢工。5月，《Feral Tribune》报道说，新任总经理来公司解雇了600多名工人后，工人就把他关在工厂里了，直到他签署了一份合同，后来他在被释放后宣布废除了这份合同，他声称自己是被胁迫签字的。

在1999年的一系列罢工、抗议和工厂查封中，克罗地亚Kraš糖果厂的工人由于公司未偿还债务而拘留了迪奥纳公司的代表。与许多公司一样，Kraš因迪奥纳公司经营业务的方式而受到重创，该公司由富豪米罗斯拉夫-库特拉（Miroslav Kutla）所有。迪奥纳公司当时（报道来源 Feral Tribune，Radnička klasa，1999 年1月25日）欠供应商3.4 亿马克，而库特拉的整个Globus集团债务高达13.5亿马克。克罗地亚自治工会联盟(SSSH) 提议通过接管公司的所有权来代替经济补偿以解决迪奥纳公司的问题。根据工会总部的计划，经大多数债权人同意，他们的债权将被转换为所有权股份。因此，他们将接管迪奥纳公司，在整个转换流程之后不再有任何人是大股东，之后他们将进一步发展迪奥纳公司的业务。总理Zlatko Mateša接受了该提议，但此后SSSH无法联系到公司的任何负责人。仅仅 48 小时后，就有消息传出，连锁超市Konzum的老板伊维卡·托多里奇（Ivica Todorić） 准备买下迪奥纳公司。《Feral Tribune》还报道说，克拉什工人将迪奥纳公司管理部门的代表拘留了五个小时，试图讨回他们的债务。

Feral Tribune（1999 年 11 月 15 日）

次年7月，因被拖欠工资，西萨克钢铁厂爆发了罢工，整个事件呈现出戏剧性的转折。7月4日中午，工人们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封锁了西萨克钢铁厂的全部三个出口。来自意大利的工厂合作方代表也被关押在厂内，任何人都不能进出，当时的情况很有可能发生大规模的肢体冲突。这次工人行动违反了组织罢工的法律，因此工人被剥夺了提出哪怕是最合理要求的法律依据。在工会委员的倡议下，工人们起草了一个倡议委员会，强调了他们的要求，并解除了入口处的封锁--所有这些都是在两小时内完成的。罢工者的自发警卫非常到位，他们开始了24小时值班来守护工厂。经过14天的戏剧性事件，工人们拿到了5月份的全部薪水和6月份的一半工资，之后罢工结束了（报道来源The Feral Tribune，Novac za taljenje，2000年8月5日）。

无休止的罢工、接管工厂，尤其越来越多是为捍卫企业和工人而设立的工人总部，已被一些人视为工人恢复对公司的控制权和恢复自我管理的的第一步。20世纪90年代后期，各公司之中纷纷成立工人总部，公开对富豪们获得的财产权提出质疑。但这并不意味着工人开始管理公司，他们也没有要求这样做，他们甚至没有提出自己对所在公司的所有权归属问题。《Feral Tribune》强调，在那个时代，工人关注的重点仅在于就业保障和工资。《Feral Tribune》还强调，质疑和争论私有化是政府唯一的红线——你可以牺牲任何一个富豪，但不能牺牲私有制的概念，因为它本身已经建立了政府所需的社会秩序。

如果说这曾经是一次重新获得工人对公司控制权的历史性机会，那么显然它与这一机会失之交臂了。在20世纪90年代的斗争之后，罢工、抗议和有组织的行动的数量急剧下降，尽管工人拥有的权利继续稳步下降，而工会成员也逐渐减少，而可能是由于法律框架的变化，以及其他情况，工会反过来逐渐减少发起他们的斗争了。

从突发新闻到犯罪报告

2000年之后，非常规的工人抗争不再是大规模的工会抗议和激进的工人运动，而是越来越多地开始出现在犯罪报告中。情况的急剧变化也体现在工人与雇主之间的纠纷中，这些纠纷最终导致严重的伤害，甚至在极端情况下以谋杀未遂告终。

例如在2009年，一名工人开了三枪，打伤了他为之工作十年的Bačani-Transporti首席执行官。袭击发生后，这名工人离开了事故现场并向警方自首。从报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名担任司机的员工和他的雇主之间的分歧始于两年前，当时这名工人被公司解雇了。而他对他的雇主提起了诉讼，他们在诉讼结束前让他重返工作岗位，因为很明显公司会败诉。尽管如此，这名工人声称“他们依然不想让他靠近方向盘，而是给了他一个助理司机的职位。”而受伤雇主的家人称，“他之前威胁过他们，公司对他已经没有信心了，因为他患上了抑郁症，公司与他有过矛盾，因为他曾经拒绝上路，所以他应该因健康原因退休"（Večernji list，2009年12月9日）。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新闻：工人们对雇主进行了人身攻击，威胁他们，或者拿走他们的资产，试图追回他们被拖欠的工资补偿，否则他们很可能永远无法得到这些工资。从报纸的报道中，我们常常甚至不知道雇主是谁，为什么不给工人发工资，而只知道犯罪是如何发生的，以及肇事者被指控了什么罪行。此外，我们看到的只是那些有官方记录并有警方介入（从而接触到公众）的案件，而绝望的工人类似“行动”的真实数量肯定要比官方报导高得多。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工人的行为是冲动的、无计划的，并会升级为暴力，通常，这些行为会给工人带来负面结果。

2010年，三名工人绑架了建筑公司Žare的老板，以追讨建造奥拉沙茨的Vrtovi Sunca酒店的2000欧元债务。据报道，工人与雇主会面以收取债务。目前尚不清楚绑架是否是有计划的，但由于车主身上没有钱，三名工人违背他的意愿强行将他强行带上车，并将他带到了一台自动取款机，在那里他们又一次空手而归，因为雇主的账户余额不足。据报道，在那之后，他被扔回车里，遭到人身攻击和威胁。然后他们把他赶下车然后开车离开了（T-portal报导）。

2011年，一家不知名公司的两名员工在袭击雇主并偷走他的两部手机后，因企图非法讨薪而受到刑事指控。事件开始时，工人们在一家咖啡馆缠住了他们的前雇主，坚持要偿还债务。由于他一直不搭理他们，他们从咖啡馆跟着他，开始威胁他，并坚持要他和他们一起去最近的自动取款机，至少提取偿还一些欠他们的钱。最后，为了不空手回家，他们拿走了雇主的两部手机。据雇主说，他们的行为太过分了，在他设法逃脱后，他向最近的警察局报了案。警方迅速找到并逮捕了这两名工人，他们后来被保释了（Novi list,   2011年7月24日）。

同年，我们了解到一名29 岁的司机通过威胁其33 岁的雇主，试图取回拖欠他的工资的案例。这名工人打电话给他的前雇主，要求他还清债务，但由于电话沟通不顺利，他开始发出死亡威胁。雇主向警方报案，在刑事调查期间，他被指控犯有非法讨债的刑事罪行，他后来也被保释了（Novi list，2011 年 8 月 22 日）。

此外还有一个案例，在他的雇主没有向他支付7500库纳 [995 欧元] 的遣散费后，Paulchen S Komet公司的年轻工人决定用自己的方法讨薪。在工作时间之外，他趁机转手卖了自己在职期间使用的公司车辆，他被公司提起了刑事诉讼。警方很快在一家汽车修理店找到了这辆车，并因犯罪行为，工人的信息被移交给该公司提起私人诉讼，而汽车已归还车主（Jutarnji list，2009 年5月21日）。

照片： 维基媒体

2010年，来自奥托克的安德里亚-曼迪奇（Andrija Mandić）因为从老板那里拿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而被判处一年监禁，他对自己已经两个月没有领到工资感到愤怒。他通过招聘启事找到了萨格勒布一家私营墙面油漆公司的工作，公司老板虚假介绍了公司情况和工作内容。工作两个月后，员工向老板索要工资，老板回答说他要耐心等待，他应该觉得能得到工作就很开心。工人拿走了公司的笔记本电脑试图让他的雇主支付他的工资，并在第二天归还了电脑。由于他没有正式受雇，曼迪奇无法在诉讼中证明他一直在为该雇主担任室内油漆工。在刑事诉讼中，他同意服刑六个月，但检察官要求重判，后来又增加到一年徒刑，而雇主从未被指控或被追究不向工人支付工资的责任（Večernji list，2012年5月3日）。

去年在萨格勒布，一名工人拆毁了一辆他认为是雇主所有的昂贵汽车。这名工人立即向警方供认不讳，解释说他这样做是因为他的雇主欠他的钱比他愿意支付的多。该工人因此犯了破坏财产的刑事罪，检察官要求判处缓刑10个月。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工人拆错了车（Index.hr，2021年10月12日）。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去年人口普查人员决定通过留下设备来表达他们的不满的案例，而一切都是源于人口普查人员补贴费用的政策突然变动。 克罗地亚统计局(DZS) 在人口普查完成后的第二天更改了现金补偿金额的政策，这就是为什么一些人口普查员会收到比计划金额少2700库纳 [358 欧元]的原因。来自上城区—梅德韦夏克分支机构的部分人口普查员决定留下分配给他们的 IT 设备——笔记本电脑、充电器、包和证件。一些人口普查员还抱怨说，尽管他们在萨格勒布的上城区排查了大量非住宅建筑，也包括那些因地震而被遗弃的建筑，但他们没有获得目标区域以外工作的补偿——而根据修订后的规则，这种额外的补偿实际上只针对农村地区。

该案件以DZS找到向部分人口普查员支付了之前约定的费用的方式而告终，并且援引了特殊情况。根据新的DZS决定解释道，有权获得补偿的人口普查员不愿接受补偿，因为他们认为补偿应该发给每个人，而不仅仅是少数人口普查员。然而他们被告知仍将获得报酬，并且必须在特定日期之前归还设备，否则将被起诉刑事犯罪（Novi list，20. 11. 2021）。

与90年代相比，如今工人针对雇主的非常规、激进和暴力行为明显与之不同。工会影响力和组织能力逐渐减弱，再加上新出现的、不安全的工作形式，导致了如今针对雇主的无组织、零星的行动，在这些行动中，工人主要试图为自己和他们的直接需求而抗争。自90年代以来，工会的行动也愈发受到了法律的约束，因此罢工现在是他们手头最激进的选择。我们在过去十年中看到的暴力行为是自发的，植根于愤怒的爆发和个体所受不公正的感受。零星的暴力行为不是针对制度的，它不是作为一种施压手段来解决整个工作集体的问题，也不是为了揭露雇主的犯罪活动。恰恰相反，这些行动只寻求个人的小胜利，却失去了更广泛的影响。同样有趣的是，不支付工资的雇主往往被描绘成受害者，而劳动剥削却不被视为一种暴力。与此同时，以暴力捍卫自己权利的工人会受到法律严厉的惩罚，甚至在偷窃雇主财产的小型盗窃案中也是如此。我们考虑到如今工人无法依靠的制度，并考虑到劳工组织的不断减少和不稳定的工作集体，工人在特别困难的时期决定采取独立的暴力措施也就不足为奇了。有时他们的动机只是简单地要求支付劳动换来的薪水，而有时这只是一种充满绝望的报复行为。仅仅在十年间，工人在90年代末拥有的无限可能就荡然无存了，那些恢复自我管理的概念和尚在手中的政治力量，如今变成了节选的新闻报道和不幸的犯罪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