ⅪNⅦ/E | 军官、美分还是起义者——从萨布林事件看苏联社会的异见体系
本文来自知乎问题：2021年8月3日是萨布林被处死45周年，从现在看来当年萨布林起义可能成功吗?
萨布林的起义是个经久不衰的话题，有人指责其起义十分幼稚，缺乏群众基础而只妄想靠小群体一蹴而就，但是，如果是这样那么为什么苏联政府如此忌惮他的幼稚之举？而在战后苏联的社会之下，又有着多少与萨布林类似或迥异的异见分子。最重要的是，萨布林在这些不同的异见分子之中，它又是什么样的异类？
通常来说，战后的苏联处在斯大林和后斯大林体制中，认真进行政治异见活动而且要求政权变迁的思想运动，大体上可以被归类进入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种就是带有官僚背景的反对派，这些人大多带有党政官僚背景，在“私人合理”的范围内仍然可以高谈阔论异见思想，并且还能在他们的特权范围内自身异见运动寻得一定的公共空间，比如七八十年代苏联的各种社会民主俱乐部或者是地下摇滚圈子的明星反对派们；
第二种就是比较简单的收了美国人钱的反贼，比如苏联人权联盟；
第三种就是带有自发性的独立组织和人士，没有官僚背景只能进行地下的组织和行动，他们的自发性特征也让他们虽然命运短暂但是在苏联广泛存在，比如青年地下左翼运动还有工人罢工中心。对此，苏联后期的党内底层组织的管理也只能慢慢放松，这些异见活动如果程度不激烈，通常会被当地党委视为是无害的冒险；
第四种就是比较硬核的地下反对派，他们有自己的长期组织，藏于苏联地下活动，通常还会带有自己的武装，目的也是在于进行某种激进的颠覆苏联政权，通常和战前反对派还有点关系，这类的就比如托派，新托派游击队等等。
这大体上的四种政治异见类型存在的意义其实就是他代表了苏联后期社会阶级的分化和权力－公共空间的分配模式，从而组成了苏联的阶级社会在面对异见时的疏解和打压系统。
再简化一下。特权官僚在政治异见上也能享用一定的异见特权，第一种类型的人群不管如何，也不会受到针对第四种类型人群那样的严苛镇压。特别是进入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这套直接和表层社会阶级关系的里层异见社会的空间分化已经十分完善，官僚们可以开始带有社会民主化色彩的俱乐部活动，普通人则战战兢兢地进行着地下的读书会和批判会，亲西方的自由派分子被社会孤立，而硬核反对派们则不停被猎杀。
苏联国家的警察制度则致力于维护这种异见思想的阶级化平衡，保证各个阶级的异见思想不至于越矩。同样的在苏联长期发展来的和特权社会挂钩的异见空间分配下，只要异见思想仍然是不越矩（行为上或者理论上），比如官僚阶级的异见分子不至于彻底蜕变成收美国人钱的自由派，普通人的地下组织不至于转变成拿起武器的硬核反对派，亲西方分子不会成为社会主流，硬核反对派的武装冒险也仅限于小打小闹，那苏联政权本身是完全可以和这些异见思想共存的，甚至可以作为一种泄压阀来缓解社会压力，一种小小的政治娱乐能够极大缓解等级社会的表层压抑。
苏联把握住，或者说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自认为已经把握住了苏联各阶级群体“逃离”表层社会秩序的异见路途，并通过一定范围的加压和泄压明确了异见空间服务于表层社会稳定的作用。
但是萨布林事件的结局和这些判断迥然不同，因为萨布林实际上是作为第一种出身的人（官僚特权集团），用了第四种群体的方法（武装示威），提出了接近于第三种群体的诉求（苏联框架下的大幅度改革），去表达了自己的政治异见。
面对作为红海军官僚家庭出身，并且晋升也走了快速通道，尽管因为一些异见被搁置了一小段时间（但是这种不痛不痒的自罚三杯模式就是莫斯科给予这个阶级的泄压阀）的萨布林，克里姆林宫对这场叛乱的感觉，是危机感多于震惊，以至于之后勃列日涅夫开展了对于全军的军官的大审查活动。
这件事往小了说。就是苏联的国家警察机构对于哪怕是体制内部的异见调控都出现了很大的漏洞；往大了说那就是苏联的异见调节体制，可能都已经随着苏联阶级社会演化而停滞失调，克里姆林宫失去了对社会异见的总体调控能力。而无论是哪种情况，萨布林事件与其说是单独的、意外的独狼行动，更不如说他是苏联阶级社会僵化后，党一国的社会等级统治失调的最猛烈的结果。
苏联政府已经在早些年失去了社会对共产主义的信任，但是如果这种不信任在社会扩散成为对于共产主义机关的不信任，苏联就面临着寿终正寝的威胁。没有共产主义的党机构和没有党机构的共产主义已经是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公共生活主题。
但在另一方面，同样的，这种和阶级社会直接相关的异见空间分化，也是苏联对于各阶级的一种驯化模式，让他们就算在异见运动中也恪守住等级模式，不至于造成重大威胁。
就好像很多答主提到的那样，萨布林完全可以不发动起义，“秘密地”继续在他的海军官僚集团里，当一个隐秘的列宁主义者发展同好，甚至直接列宁主义在心中，继续保持自己好军官形象，力求在八一九政变里混进军事集团高层去枪毙自由派。但问题是在苏联的等级社会下，萨布林这样的阶级出身本就**“应该”，“被期待”去做这样的事——**也就是上面我说到的第一种反对派人群，在特权的允许范围内为自己的政治“爱好”争取一点自由空间，从而融入到晚期苏联的主流社会秩序之中。
而驯化的另一面则是，身为萨布林这个阶级的群体，在作为其社会素养的长期锻炼之中，他们的异见表达模式也被训练成上面所说那样：在**“合理”的空间里表达异见**，利用官僚阶级的合法途径去做一些“革命性”的事情，就算是萨布林也不见得能够完全超脱这一秩序规训，在发动起义之前的人生里，大量对于政权的消极想法的信件被寄往中央和上级（最终起义的仓促和草率也不得不说是相关于这种规训）。之所以没有“掐灭”萨布林这颗火苗，不仅仅是因为苏联国家警察体系的怠惰，或者是萨布林对于自己异见思想隐藏得有多好，而是发动起义之前的萨布林的行动和异见完全是他作为官僚阶级的预备队所被允许的“青春的小冒险”。
这样的对于反对意见的驯化也存在在更底层的阶级之中，大部分的群众早就处在**没有共产主义的党机构和没有党机构的共产主义的公共生活：**类似于明白党机构的腐化，也会嘲讽他们的无能和教条，但也明白党机构不是为了共产主义存在的，要实现苏联的共产主义，我们可以自己更聪明一点，更自己多关心身边事，同时对党机构的存续也有信心，成为一个不是党意义上的，但是被认可的“好共产党员”。
所以，萨布林起义的价值，也许不在于他是否能够真的掀起一场庞大的社会异见运动甚至是社会革命，因为在可调节的状态下，整个苏联社会本身就包含着一个庞大的社会异见体系；更重要的可能是他的出现，是否表明了整一个苏联的社会驯化系统，已经随着官僚等级社会的腐朽僵化，从而出现缝隙或者层层漏洞，乃至风雨飘摇？勃列日涅夫死后，安德烈波夫甚至运用激进的警察国家的手段来调节社会平衡和官僚阶级的异见空间，然而，这仍然阻止不了苏联社会等级体系和异见空间的迅速失调。
如果萨布林真的如同很多人希望的那样，放弃了他草率而仓促的起义，融入第一种反对派的路径里在秩序允许范围里继续活动，那会变得怎么样呢?历史虽然没有如果，但我们也可以看到数不胜数的第一种反对派的官僚们，在819和后面的宪法危机中，展现得最多的就是被苏联秩序优待下的无能，懦弱和不知所措，因为他们建立在苏联时代的阶级特权下的异见空间被苏联的国家警察体系保护得太好了，以至于没法面对真正广阔的“无拘束”，被驯化的政治异见绝对没法突然之间转化为“革命”。
萨布林的起义是否能成功，也许能，也许永远不能，如果克里姆林宫对官僚集团多一大份容忍，也许萨布林自己爬上高位让克里姆林宫重视，也许他就真的能够开着军舰开去红场和第一书记开场电视恳谈会（这处于可以被想象的开明官僚的理想）。
但不论主观上的想象和期望，萨布林是不是一心求死，是不是空想的彻底脱离社会现实，可以是，也可能不是，因为作为官僚阶级预备队，他已经因为自己的异见行动得到过很多次原谅了。但客观上他的行动打破了苏联秩序的规范，并且狠狠地嘲讽了这种社会驯化机制的失调，苏联官方因此进入了一段时间打草惊蛇的恐慌之中。所以勃列日涅夫需要彻查全军官僚集团，避免出现第二个萨布林，在宣传上和政治上要孤立他，将他塑造进入第二种反对派之中。
探讨萨布林作为列宁主义者的“真伪”、“价值”之前，也许我们也应该看到，他无论如何出于何种目的，都跨越了苏联社会阶级化的异见空间管理——对别人来说可能是藩篱，但是对他而言是温床的政治蜜罐。而这个对于官僚阶级甚至许多群众（因为这种被调节的异见空间组成了苏联公民公共生活泄压的一部分）而言的“政治蜜罐”，通过温室和分化的方式，在保守派角度看来，摧毁了官僚阶级的活力，在群众角度看来，则压制了群众运动的形成。几乎所有人都在沉默中迎来了苏联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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