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劳拉·泰森（Laura Tyson）是克林顿政府时期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前任主席，现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教授，以及安吉利诺集团顾问委员会成员。

在美国那些对堕胎限制最严格的州，儿童更容易陷入贫困、辍学，甚至夭折，而缺乏避孕措施意味着未婚母亲生育婴儿的概率更高。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全球范围内，生育自由都是经济繁荣的基石。

伯克利——在最近的一次电视采访中，密歇根州州长格雷琴·惠特默（Gretchen Whitmer）强调了一个经常被忽视的事实：生殖权利不仅仅是女性问题，它也是一个经济问题。她指出：“每个人，尤其是女性或家庭，面临的最重要、最深远的决定之一就是是否以及何时生育孩子。这直接关系到个人的经济状况，也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经济。如果女性无法自主决定是否生育或无法获得必要的医疗保健，她们又如何能够参与劳动力市场？”

惠特默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媒体和选民常常将堕胎以及更广泛的生育权问题，与诸如儿童税收抵免、带薪家庭假和负担得起的托儿服务等“家庭问题”分开看待。但事实上，这些问题对女性、她们的家庭以及整个经济都有着深远的经济影响。

自从希拉里·克林顿近30年前提出“女性权利即人权”的口号以来，全球在推动女性权利方面的进展令人失望缓慢。根据2024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性别平等报告》（我在2006年参与撰写并每年协助更新），在经济参与和机会、教育水平、健康与生存以及政治赋权方面，全球实现性别平等仍需134年。

尽管已有60多个国家放宽了有关生育和堕胎的法律（这些法律对女性健康至关重要），但美国却是少数几个取消或大幅削减这些权利的国家之一，也是唯一一个这样做的高收入民主国家。美国最高法院在“多布斯诉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一案中推翻了宪法保障的堕胎权，这不仅是对女性权利的严重倒退，也对她们的孩子、家庭和整体经济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法院多数意见忽视了许多关于这些影响的法庭之友陈述。

生殖权利与经济自由

堕胎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道德和政治问题。没有哪个女性会轻易或随意地做出终止妊娠的艰难决定。除非国家将女性的身体视为其财产，否则无权干涉她们的决定。如果她们选择听从宗教顾问的建议或受到宗教教义的影响，这完全是她们个人的事情。美国宪法在宗教和国家之间划下了一道清晰的界限。

对女性而言，堕胎是经济自由的基石。生育正义就是经济正义。在1973年“罗诉韦德案”裁决全国堕胎合法化后，堕胎权对女性经济地位的提升，以及她们子女和家庭生活质量的改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堕胎权让女性能够规划自己的生活，平衡事业与家庭，选择何时生育以及生育多少孩子。它帮助女性完成学业，提高了她们的终生收入。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也显著提升——从1970年的43%上升到2024年的57%。尽管新冠疫情期间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一度下降至54.6%，但很快反弹，因许多女性为了照顾子女和老人暂时退出了职场。

堕胎和生殖健康服务的普及，有助于缩小长期存在的性别薪酬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差距愈加显著，并削弱了女性创造财富和保障退休生活的能力。堕胎权的保障降低了青少年怀孕率，也减少了儿童忽视和虐待的发生概率。它减轻了女性贫困的现象，降低了儿童陷入贫困的风险。事实上，堕胎权与贫困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剥夺堕胎权将使低收入女性，尤其是少数族裔女性，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和健康风险，进一步加剧贫困与不平等。反过来，减轻贫困往往意味着堕胎需求的减少。

当然，堕胎问题只是其中之一。过去50年里，生育自由为美国女性带来了更多的教育机会。2022年，美国女性的大学毕业率为67.9%，而男性为61.3%。在进入职场时，男女初期的薪资和晋升机会大体相当，但生育之后，这种平衡往往被打破。因为育儿带来的“母职罚款”严重影响了女性的预期收入，而男性的收入却几乎不受影响。

这种现象表明，女性相比男性更容易为了照顾家庭而减少工作时间，甚至退出职场。即便女性是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她们仍然承担着大部分育儿和家务责任，而男性则有更多时间进行休闲活动。因此，许多女性会避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劳迪娅·戈尔丁所称的“贪婪的工作”，即那些需要大量时间投入且薪资丰厚的岗位，如金融和法律领域。男性更愿意选择这些工作，因为他们可以依赖配偶、家庭或雇佣的保姆来分担育儿责任。

对于母亲来说，生育前后就业率和收入都会急剧下降。而相比之下，男性在成为父亲后，工资有时还会增加。随着子女逐渐长大，女性重新增加工作时间，但收入和晋升机会的性别差距依然存在，并且这种差距往往会产生长期的影响。根据最新研究，收入较高的女性在生育前，收入就比男性伴侣低60%。

反堕胎就是反家庭

自多布斯裁决以来，国会中的共和党反对者对生殖权利的态度一直坚定不移。众议院共和党人提出了一项全国性的堕胎禁令，强奸、乱伦和母亲健康等例外情况都不适用，而参议院共和党人则阻止了四项旨在保护生殖权利的新法案。如果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在11月的总统大选中获胜，联邦政府治理蓝图“2025计划”将禁止使用米非司酮，这是一种目前用于药物堕胎的FDA批准药物（目前占所有堕胎的63%，高于2020年的53%)。该计划还将恢复实施19世纪的《康斯托克法案》，禁止通过美国邮政运送堕胎药物、设备和材料。

在最近的采访中，特朗普表示，他希望保护体外受精治疗，并确保政府或私人保险公司为其支付费用。但他的立场与2025计划相矛盾，该计划承认胎儿的人格，因此反对体外受精。包括体外受精在内的辅助生殖技术（ART）程序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使用；2021年，美国出生的婴儿中，有2.3%是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受孕的。当年使用辅助生殖技术生育最多的十个州包括得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宾夕法尼亚州和佐治亚州。然而，由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将试管婴儿技术作为竞选议题，参议院共和党人四个月内第二次阻止就《试管婴儿权利法案》进行投票，称其没有必要且出于政治动机。只有两名共和党人（均为女性）投了赞成票。

这些民选领导人反对堕胎权，在国会和各州推行最严厉的禁令（均在共和党领导下），但他们却大谈支持家庭。但现实情况截然不同。在堕胎限制最严格的州，儿童更有可能陷入贫困，婴儿更有可能在出生后的第一个月夭折。此外，这些州的孕产妇死亡率更高，妇女完成学业的可能性更小。

国会共和党人反家庭、反儿童议程的一个明显例子是，他们拒绝扩大在大流行期间推出的儿童税收抵免。2021年，根据纳入了CTC扩展和其他政府福利的补充贫困衡量标准，儿童贫困率大幅下降至5.2%。当CTC扩展和其他大流行病救助计划到期时，贫困率增加了一倍以上，达到12.4%，抵消了过去两年在儿童贫困方面取得的全部成果。

最近，参议院共和党人阻止了一项扩大CTC的两党法案，担心这将在选举年意味着民主党在政治上获胜（他们还出于同样的原因阻止了一项两党移民法案）。到2023年底，15个州拥有各自的儿童税收抵免政策，但在14个对堕胎限制最严格的州中，只有爱达荷州和俄克拉荷马州提供了儿童税收抵免政策。而且，各州的税收抵免政策远不如联邦儿童税收抵免政策慷慨。

与堕胎权一样，家庭和育儿假政策对妇女及其家庭有着深远的经济影响。美国是唯一一个高收入民主国家，其女性员工及其伴侣没有带薪育儿假来生育和照顾子女。共和党国会领导人一贯反对带薪家庭假立法，这与他们反对妇女和家庭的立场一致，而其他富裕的民主国家和许多较贫穷的国家都制定了健全的政策。

三十年前，比尔·克林顿总统签署了一项两党法案，该法案得到了16名共和党参议员的支持，要求为照顾子女和病人提供12周的无薪家庭假，并为选择无薪假的员工提供工作保障。《家庭和医疗休假法》适用于拥有50名或以上员工的公司，涵盖了美国大部分员工。自《家庭和医疗休假法》通过以来，约有4.6亿工人休过无薪家庭假。到2023年，私营部门89%的工人将享受《家庭和医疗休假法》带来的福利。

但由于联邦政府没有带薪休假的规定，只有27%的工人（以及28%的州和地方政府工作人员）能够享受雇主提供的带薪家庭假。即使有带薪家庭假，其覆盖面也不均衡：39%的高收入管理和专业工作者享有雇主提供的带薪家庭假，而中等收入的生产工人只有20%，低收入服务工作者只有16%，其中许多是妇女，为了让孩子摆脱贫困，她们身兼两职或更多工作。

美国私营部门员工能否享受带薪家庭假取决于公司的政策和员工的谈判能力。由于工会会员仅占6%的私营部门劳动力，只有13%的私营雇主提供带薪陪产假，这就是为什么超过70%的美国父亲在返回全职工作后不到两周就生下了孩子。相比之下，许多欧洲国家和一些美国私人雇主最近引入了带薪育儿假，鼓励男性承担更多的育儿责任。这些福利必须由父亲使用，不能转给母亲。

除了妇女及其子女和家庭，美国整体经济也将从联邦带薪休假规定中受益。据美国劳工部称，如果妇女的劳动力参与率与加拿大或德国类似，那么美国就业妇女人数将增加约500万，并创造超过7750亿美元的经济活动。

在联邦政府没有规定带薪家庭假的情况下，13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包括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卡马拉·哈里斯（加利福尼亚州）和她的竞选搭档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的家乡）颁布了各自的强制性带薪家庭假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在14个堕胎法最严格的州中，没有一个州颁布了带薪家庭假政策，尽管有5个州通过私人保险提供了可选的带薪假。

养育孩子的负担

妇女获得负担得起且优质的儿童保育服务是她们经济机会的另一个基石。美国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儿童生活在父母均外出工作的家庭中。妇女离职或换工作的主要原因往往是无法获得或负担不起儿童保育服务，而在那些因缺乏托儿服务而离职的母亲中，近一半仍然处于失业状态。照顾儿童、老人和病人是实际的工作，但这些工作在市场中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无论是在富裕国家还是贫穷国家，负担得起的托儿服务和老年护理都是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美国财政部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将这一现状形容为“市场失灵”的典型例子，认为这属于集体行动问题，无法依靠仅以利润为导向的市场解决。这个问题在美国能否得到解决、如何解决，将取决于2024年大选的结果。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在其支持家庭的政策议程中，已将负担得起的托儿服务列为联邦政策的优先事项。

在新冠疫情期间，联邦政府向各州提供了520亿美元的紧急资金，用于支撑托儿行业，但这些资金在2023年到期，各州需自行弥补资金缺口。目前，联邦政府仍通过儿童保育和发展整笔拨款（CCDBG）系统向各州提供托儿资金，并为“先起步”计划等成功项目提供资金，符合条件的家庭可以免费使用这些服务，但覆盖的家庭数量有限。在联邦层面，军方也为符合条件的家庭提供托儿补助。

与此同时，一些州（如加利福尼亚州和明尼苏达州）利用CCDBG补助金和本地资金，采取创新措施应对托儿危机。最新数据显示，即便是在堕胎法律最严格的州，如北达科他州、肯塔基州、阿拉巴马州、密苏里州、爱达荷州和印第安纳州，也在推行负担得起的儿童保育政策，而得克萨斯州正在评估这些“红州”的成功经验。至少在这个家庭问题上，一些反对堕胎的州正在尝试通过联邦政府支持的举措来缓解美国的儿童保育危机。

女性与美国大选

确凿的证据表明，生育权是女性经济权利的基石。这些权利的行使，连同儿童税收抵免、带薪家庭假政策和负担得起的托儿服务，不仅惠及女性，也惠及她们的家庭和整体经济。

哈里斯已经明确表示，如果她在11月当选，这些问题将成为其政府的首要任务。她还提议提供额外的6000美元税收抵免，帮助家庭支付新生儿第一年的相关费用。哈里斯在育龄女性中得到了广泛支持，特别是那些受堕胎限制影响最大的年轻女性选民，以及对特朗普过去行为中体现出的性别蔑视感到震惊的女性选民。特朗普的竞选搭档、参议员J.D.万斯（J.D. Vance）曾对未生育女性发表不当言论，也没有帮助缓解这一局面。

目前，女性选民对哈里斯的支持率已高出特朗普18个百分点，自乔·拜登在2020年击败特朗普以来，性别差距进一步扩大，增加了6个百分点。自1980年以来，美国女性在总统选举中的投票率一直高于男性。形势已经十分明朗：女性及她们所关注的、对经济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也应该对更多男性同样重要——很可能决定2024年大选的最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