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Aeon（永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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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你已经听说了莎拉·赫加兹（Sarah Hegazy）的事，”我手机上的短信显示道。那是2020年，我在脸上绑了一条红面巾——既是为了美观，也是因为疫情——正准备去参加 BLM（黑人的命也是命） 在曼哈顿的六月抗议活动。“当我的社区发生悲剧时，你总是来看我。当你们国家发生什么事情时，我也想表达同样的支持。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和你聊聊。”

通过这条短信，我才知道 30 岁的埃及女同性恋活动家赫加兹（Hegazy）已经自杀身亡。我第一次听说她是在 2017 年 10 月，当时她因为在莱伊拉计划（ Mashrou' Leila ）的演唱会上悬挂彩虹旗而被埃及政府监禁，莱伊拉计划（Mashrou' Leila） 是一支前卫的黎巴嫩摇滚乐队，以公开出柜而闻名。在埃及，同性恋在法律上被视为一种放荡行为，在这场演唱会之后，法律明确调整，规定在媒体上宣传同性恋行为将被处以最高三年的监禁。被捕后的三个月里，赫加兹一直遭受埃及警方的折磨，警方对她进行电击，并鼓励囚犯对她进行身体和性虐待。虽然她在获释后获得了加拿大的庇护，但创伤的恶魔却如影随形。最终她留下了一封阿拉伯文的信：“致我的兄弟姐妹们——我试图生存，但失败了，请原谅我。致我的朋友们——我的经历是残酷的，我太软弱，无法抗拒，请原谅我。致这个世界——你残忍至极，但我原谅你。”

几个月来，我试着不去想赫加兹。这很容易。在我的社交媒体上，只有一小部分人敢于公开讴歌她。为了表达适当的悲伤，我不得不求助于社交圈之外的同性恋公众人物：新闻媒体、国际 LBTQ+ 组织、阿拉伯艺术家和演员、Mashrou' Leila 的主唱哈迈德·辛诺（Hamed Sinno）（他为她写了一首歌以示敬意）等等。但当我没有刻意寻找时，我的 Facebook 动态很快就悄无声息地将她抹去了。有太多的家庭成员潜伏在通讯录中，这意味着无休止的曝光威胁。但我知道许多年轻的阿拉伯裔和穆斯林信仰的美国朋友都是性少数。我是在灯光昏暗的彩虹俱乐部和表示忏悔的 WhatsApp 讯息中知道这一点的。我从经验中知道，同时身为酷儿、阿拉伯人和美国人就意味着要不断受到围攻:作为少数中的少数，一方面因为是种族化的安全威胁而被西方社会双重边缘化，一方面因为是西方世界“发明”的卑劣、罪恶的异类而被自己的阿拉伯社区边缘化。努力平衡的行为注定失败:你进入的每一个社区都不想要你，或者要求你在门口抛弃你身体中的一部分。我不禁要问，我们是否总是这样从缝隙中跌落？阿拉伯历史上就没有酷儿的容身之地吗？像我们这样的人从来就不属于这里吗？

在柜中生活，就意味着，无论你多大年纪，都不要对着麦克风说话，也不要在不该拍照的地方拍照。在见到家人之前，先整理好自己的衣服，投入到政治活动和社区工作中，而这些工作总是（可疑地）与自己无关，学会躲避重大问题的微妙同性恋因素：躲避家人对朋友提出的问题，躲避朋友对家人提出的问题。正如早期酷儿理论先驱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奇威克（Eve Kosofsky Sedgwick）在 1990 年写道的那样，“出柜”不仅仅是一种被动的沉默，它是一种高度特定的表演，是你根据自己的身体和背景量身定做的服装秀。只不过，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恐怖袭击之后的美国，当你公开进行这种表演时，你也在试图把你的 50 万亲戚和他们的脏衣服塞进柜中。你并不热衷于展示你的家庭对性少数的仇视，就像来自白人基督徒家庭的离家出走者一样，因为你的故事总是可能助长更大的风险：阿拉伯人仇视性少数的有毒刻板印象。

这种刻板印象让人深感耻辱，而属于这种刻板印象的文化也同样让人深感耻辱。几十年来，西方媒体一直将阿拉伯社会和政府描绘成狂热的性少数恐惧症——这是一种有用的、人道主义的说法，可以代替称呼他们粗俗、不文明、野蛮。在美国的流行言论中，ISIS（“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组织因将同性恋男子从楼上扔下而名声大噪，远胜于在中东地区以同样可怕的方式杀害成千上万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毕竟，前者反映的是狂热的伊斯兰残暴，而后者则是不那么刻意的附带伤害统计。

米洛·扬诺普洛斯（Milo Yiannopoulos）是我在大学时代不幸结识的一名同性恋者，也是一名另类右翼分子，他对 2016年的奥兰多夜总会枪击案（Orlando nightclub shooting）几乎乐此不疲，将 49 人的死亡描绘为左派如何选择伊斯兰教而非性少数的典例，即为了政治正确而允许这种天生的野蛮信仰杀害性少数。电视脱口秀主持人比尔·马赫（Bill Maher）在与扬诺普洛斯（Yiannopoulos）一起感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一手剥夺了他们的邀请资格，从而给宪法带来了厄运时，加倍强调这一“事实”：“你能在加沙成为同性恋吗？世界上最反对自由原则的地区是穆斯林地区，这不是我的错。有研究表明，我们有这方面的事实。” 山姆·哈里斯（Sam Harris）将他的流行人类学运用到全球事务中，他经常表示“伊斯兰教是邪恶思想的源头”，因为他们“让女人和性少数在自己的文化中陷入困境”——这与美国和欧洲的文化大相径庭。

诚然，反 LGBTQ群体的大屠杀可能而且确实在阿拉伯世界发生过，但当宽容的西方听到这些事件时，它们就会成为关于改造一个堕落的、不人道的民族的更广泛讨论的一部分；皮尤民意调查（Pew polls）显示中东地区普遍仇视同性恋，而关于少数流亡在外的同性恋兄弟姐妹的纪录片则为这一讨论提供了支持，讲述了他们的故事。中东各国政府也帮不上什么忙。我们只需看看他们对赫加兹之死的反应：社交媒体上的阿拉伯诽谤运动对她的自杀幸灾乐祸，约旦市政当局迅速涂掉了悼念她的街头壁画，并对那些为她的逝去而悲伤的人们发出死亡威胁。

今天，抹杀阿拉伯同性恋者的行为仿佛与一段古老的本土历史息息相关；它就像全球阴霾中的一个固定部分，我周围的进步纽约人就是从这段阴霾中站起来的，而我的家人仍然居住在这段阴霾中。当我在手机上重读这篇文章，穿过哥伦比亚大学走向地铁时，我感到我现在的处境与2007年时任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在这所大学发表的演讲之间有着不可思议的连续性，他在演讲中宣称:“在伊朗，我们没有你们国家那样的同性恋。”

然而，有时候，最经典、最具攻击性的“语录”却是最适合循环利用的。艾哈迈迪—内贾德不知道，当我第一次从柜中逃进哥伦比亚大学校园攻读博士学位时也不知道，这句话在后殖民学术界获得了第二次生命。Khaled El-Rouayheb、Joseph Massad 和 Pınar İlkkaracan 等中东学者重新引用了他的这句话，认为同性恋作为一种身份确实是一种外来的、西方的建构。近代以前，在波斯、埃及、北非、海湾或黎凡特，很少有人认为自己是同性恋者。然而，阿拉伯世界的许多人经常有同性恋的欲望和行为，该地区的文学作品证明了同性恋的广泛流行和可接受性。

《古兰经》除了讲述罗得在所多玛和蛾摩拉的故事外，对同性恋几乎没有任何表述。伊斯兰教的禁令主要来自先知的圣训，主要针对（男性或女性的）肛交，如果文学记录可以说明问题的话，这似乎并没有阻止该地区大量的同性欲望和亲密关系。前现代的阿拉伯社会宽容同性之间的其他性行为（舔阴、爱抚、口交、亲热），阿拉伯诗人经常创作同性爱诗，直到现代。这些诗歌也许得益于伊斯兰传统对身体快感的不排斥。中世纪的伊斯兰教并不重视独身主义，伊斯兰教的天堂概念完全被欲望享乐所包裹：美食、美酒以及与俊男靓女的性爱——欧洲的东方研究者们并没有忽视这一特点，他们认为与基督天堂的纯洁、无实体、几何抽象相比，这正是伊斯兰教放荡堕落的标志。

阿布·努瓦斯（Abu Nuwas，约公元 756-814 年）是这些诗人中最有名的一位，他在哈里发哈伦·拉希德（Harun ar-Rashid）的阿拔斯王朝宫廷中尽情歌唱他对美酒、女孩和男孩的热爱。他直接引用《古兰经》中的诗句来引诱年轻人与他上床，或描述他醉酒后的风流韵事。阿布·努瓦斯的诗歌中有一些令人惊叹的段落，比如他将一撮撮阴毛比作伊斯兰世界末日的景色，或者将祈祷的地点从真主的居所卡巴（Ka’bah）转移到附近一个性感男人的家中。虽然阿布·努瓦斯受到当时较为保守的伊玛目们（教职称谓，意为“表率”、“率领者”）的指责，但他对《古兰经》的创造性、文学性和性化使用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无伤大雅的乐趣，而非令人发指的亵渎。没有什么比阿比（al-Abi）的《拉舍尔杜尔》（Nathr al-durr）（公元 1030 年）更能体现这种对艺术和经文散漫态度的例子了，在这本书中，一位朋友送给另一位朋友一套刻有古兰经经文的假阳具：“祝他们平安进入。”他的朋友将这些假阳具送还给他，并附上了最新的铭文——另一句古兰经中的谚语：“于是我们将它/他送还给他的母亲，好让她得到安慰。”这个中世纪的笑话与阿拉伯世界闻名遐迩的愤怒和大规模抗议大相径庭。

阿布·努瓦斯的同性欲望诗歌在中东文学创作和社会实践中并不例外。研究中世纪伊斯兰教的学者指出，这位诗人只是在他的祖先、同时代人以及受他启发的人中间“拾起了一个‘弥漫在空气中’的主题”。值得注意的是，鲁米（Rumi）（1207～1273)，这位13世纪的苏菲派神秘主义者，经常在Instagram上你朋友的图片中大发光彩，兼备宗教圣徒和同性伴侣的身份。

有关女性同性欲望的诗歌档案要少得多，但有些事件值得注意。在紧随阿布·努瓦斯之后的一代人中，Kitab al-Aghani 一书中记录了哈里发马蒙（Ma’mun）和一位名叫巴哈尔（Bathal）的宫廷女歌手之间的友好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与男性发生插入式性关系对女性的快感是大于还是小于女性同性关系（巴哈尔坚持认为是后者）。历史学家萨马尔·哈比卜（Samar Habib）称这种低赌注的戏谑为“一个小空间，在其中我们可以瞥见......立法权威（以马蒙为代表）与作为其偏差主体的那些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远没有我们现在所期望的那么僵硬。这种对待同性恋诗歌和行为的态度一直从阿布·努瓦斯延续到巴哈尔所生活的阿拔斯王朝时代。历史学家 Khaled El-Rouayheb 指出，奥斯曼帝国早期（1519-1798 年）充满了对同性爱情和心碎的随意与同情的描述，基本没有造成丑闻或抗议。

转眼到了现代社会，同性之爱的条件急转直下。阿布·努瓦斯的诗歌再一次成为研究 20 世纪发生的戏剧性转变的完美案例：他的诗歌虽然在伊斯兰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被广泛引用和颂扬，但到了现代，却反而成为阿拉伯学者评论和心理分析传记的焦点。文化评论家约瑟夫·马萨德（Joseph Massad）在所谓的“文明焦虑”中指出，1900 年代的阿拉伯知识分子疯狂地试图调和这样一种关系：这位诗人在阿拉伯文学史上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却同时还参与了（所谓的不文明、不自然、反常的）同性恋活动。更糟糕的是，阿布·努瓦斯在公众目前和当时的上流社会中炫耀他的“颓废罪恶”，这表明公众舆论——上至哈里发及其法官，下至游吟诗人和商人——并不完全反对离经叛道的性行为。阿布·努瓦斯和像他一样的诗人，更不用说与他们一起喝酒唱歌的哈里发们了，怎么会属于所谓的道德和性方面的“偏差”者呢？他们怎么可能属于所谓道德高尚、荣誉的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过去呢？

这些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为了解决这种紧张关系，得出了珍珠般的、审慎的道德结论，这种结论具有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特征。他们将阿布·努瓦斯的时代及其后的几个世纪视为伊斯兰教“堕落”和“礼崩乐坏”的时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东会落入西方的控制之下。伊斯兰教似乎需要一场改革，一场肃清其道德放纵和神学灵活性的改革。这将恢复其昔日的辉煌，并建立严格的道德规范。但是，这种关于腐朽的观念从何而来？这场“宗教改革”是如何成为一种文化定势的？

答案很复杂，但不可否认的是，殖民化是其中的一部分。前殖民时代的欧洲旅行者在奥斯曼帝国的土地上目睹了大众对同性恋的宽容，他们利用新的概念，认为 “非自然”和堕落的东方性行为亟需基督教的改革。相反，19 世纪在欧洲旅行的阿拉伯人注意到，人们普遍不容忍同性恋行为。埃及学者 Rifa'ah al-Tahtawi（1801-1873 ）指出，翻译阿拉伯诗歌的欧洲的东方研究者经常将诗歌中描绘的浪漫或挽歌式的同性关系转变为异性关系，将男性爱人的名字换成女性。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同一时期的欧洲翻译家对现在的女同性恋偶像萨福（Sappho）的处理方式：他们认为是古希腊的同性恋破坏了他们本来至高无上的文化（和西方）启蒙，因此将女同性恋描写了出来。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随着西方知识分子和基督教传教士进入阿拉伯世界，对同性性行为的谴责变得更加公开。在史无前例的大量印刷以及将英语、法语和德语翻译成阿拉伯语的时代，社会精英阶层的阿拉伯知识分子将这些欧洲种族主义和仇视同性恋的假设内化为他们的“倒退”缘由。最终，从 1830 年征服阿尔及利亚到 1882 年征服埃及，再到 20 世纪 10 年代和 20 年代征服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巴勒斯坦和伊拉克，阿拉伯人的劣根性和衰落，以及阿拉伯原住民无法控制自己或自己的欲望，成为英国和法国对许多阿拉伯国家进行殖民侵略的理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阿拉伯衰落的解释成真了:欧洲人预测这些伊斯兰国家的道德沦丧和社会放任将导致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全面瘫痪，结果他们自己也发生了这种瘫痪（注：冷战以来的新社会运动），黑暗预言成为了现实。

英国人和法国人热衷于改革，他们以“文明”的名义出台了将同性恋行为定为犯罪的法律——这些法律对于他们所统治的国家来说是陌生的。如今，在 70 多个将同性恋行为定为犯罪的国家中，有一半以上是前英国殖民地。海湾国家现在被用作石油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代名词，大英帝国在 1820 年至 1971 年间在这些国家享有詹姆斯·安利（James Onley）所说的 "非正式的帝国存在"。这也并不局限于中东地区。正如历史学家沙菲卡·艾哈迈迪（Shafiqa Ahmadi）所言：“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观和对性的负面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等信奉伊斯兰教地区的刑法，这些国家继承了英国和其他殖民国家的刑法。”独立后，印度、马尔代夫、缅甸和尼泊尔等亚洲国家保留了反鸡奸法，这让人想起英国的反鸡奸法。

在殖民时代和后殖民时期的阿拉伯世界，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观不仅仅是一种法律上的修饰，它还渗透到文化认同的表层土壤中。西方帝国主义者声称自己的文化优越，为了抵制他们的存在，人们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构建阿拉伯和伊斯兰文明。中东目前的劣势——这个从欧洲学术和统治中全盘照搬的假设——必须通过假定的“外来元素”渗入了阿拉伯和伊斯兰遗产来解释。同性恋成为这些外来因素之一，并被视为罕见的反常现象，是财富和荒唐的结果，或者最常见的说法是外来的波斯寄生虫导致的。这种“同性恋舶来品”的概念发酵于 20 世纪 50 年代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鼎盛时期，是为了应对冷战期间“阿拉伯民族性”抵御真正外来干涉的需要，比如当时伊朗国王与以色列的联盟。

比波斯人的影响更糟糕的是所谓的欧洲人的影响。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在试图驱逐外国殖民者的同时，也为驱逐他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包括同性恋——提供了理由。赛义德·库特布（Sayyid Qutb，1906-1966 ）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主要思想家之一，他对美国人的性行为进行了 “人类学”评估——这意味着他看了很多好莱坞电影。他对“放荡”的美国女性的原始颓废和西方对变态性少数的宽容感到恐惧，他声称后者对阿拉伯世界来说是“完全陌生的”。这当然极具讽刺意味。20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的美国是同性恋的灾厄之地，新闻媒体对“基佬”的潜在背叛行为敲响了警钟：正如马萨德指出的那样，'美国反共主义的兴起将矛头扩大到同性恋者身上，早在 1947 年，同性恋者就开始被清除出政府工作岗位'。

实际上，库特布以及在他之后出现的 20 世纪 80 年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并不能说是利用伊斯兰教法来攻击西方，而是利用制度化的西方的性少数恐惧症来攻击他们自己社会的性多样性。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可以指责萨姆·哈里斯（Sam Harris）、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和阿亚安·希尔西·阿里（Ayaan Hirsi Ali）这样的人，他们要求进行“温和改革”或“伊斯兰改革”，将其与新教改革相提并论，以便使阿拉伯人变得更加文明。他们指出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已经经历了一场改革——一场殖民时期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改革——而这正是问题所在。再一次，最严厉的谴责落在了阿布·努瓦斯身上，就像在过去的岁月里，人们曾在同一片土地上为他大声欢呼一样。就在2001 年，迫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压力，埃及文化部下令烧毁了他的 6000 卷诗集。

与此同时，现代西方倾向于认为自己已经摆脱了对 LGBTQ+ 群体的仇恨——事实上，他们已经到了想要重新文明化中东野蛮人的地步。性少数群体被用来对付他们所来自的弱势和边缘化的有色人种社区；同性恋问题经常与种族和国际正义对立起来。性别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列举了荷兰公民综合考试的例子。2006 年，荷兰移民被迫参加一项考试，其中包括'强制观看两名男同性恋者接吻的画面，以此来测试他们的'容忍度'，进而测试他们融入荷兰自由主义的能力'。巴特勒问道：“我希望以我的名义（作为一个非异性恋者）并为了我的利益进行这种测试吗？我希望国家捍卫我的性自由，以种族主义为由限制移民吗？”

这是我们都需要问的问题。对我们这些“不合群”的人来说，成为骚扰宗教少数群体的新工具，将其他不稳定的人称为“不够荷兰人”(好像一个荷兰白人会因为没有通过这样的宽容测试而被驱逐)，或者作为某人被驱逐回他们勉强逃离的反乌托邦的理由，这意味着什么？难道我要以把亲人推进海里为代价，被推上神坛吗？

西方现在对 LGBTQ+ 生命的重视本身既是必要的，也是令人不安的：必要是因为这些生命值得拯救；令人不安是因为这些生命被视为比其他在边境乞讨的同样绝望的人更有价值。在1990 年，LGBTQ+ 人士曾被打上了“精神变态者”的标签，因此被禁止进入美国，但现在这条法律已被废除，寻求庇护者如果“证明”自己是性少数，将有资格获得人权。直到本世纪初，要证明自己是同性恋，就必须详细描述适当的同性性经历，并在身体上严格遵守女同性恋/男同性恋的刻板印象。如果不够同性恋就意味着被拒之门外。

在当前的难民危机中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我见过一些叙利亚男女，他们为了逃离炼狱般的难民营、沉没的木筏和桶装炸弹，压抑或歪曲了自己的某些性行为。当我们想到权利或庇护时，我们不会想到人的生命会因为一个发型或正确的性姿势而岌岌可危，也不应该想到这一点。正如我们在六月份的骄傲月上所看到的那样，彩虹绚烂夺目，但 LGBTQ+ 的品牌却代替不了 LGBTQ+ 的安全。当阿拉伯酷儿看到美国军方赞助的广告时，也会产生类似的恐惧感，因为这些广告宣扬美国军方正在逐步接受所有性取向的人加入无人驾驶飞机的工作。“恭喜你：我们现在可以让酷儿轰炸其他地方的酷儿了”。

所有这些考虑因素——令人愉悦的“颓废”过去、不友善的现在、复杂的未来伦理问题——让阿拉伯世界和阿拉伯裔美国人酷儿群体处于一个非常令人困惑的境遇。我们中的许多人既是阿拉伯人或穆斯林的受害者，又是这些群体排斥的性少数。如果今天我们最安全的庇护所是西方城市的俱乐部和大学教室，那么了解阿布·努瓦斯又有什么意义呢？当然，历史的目的不是为了完善我们的指责。虽然右翼学者可能会因为将野蛮行为牢牢固定在中东而感到高兴，但将其固定在西方同样是错误的（更不用说在政治上毫无用处）。并非所有事情都是殖民主义的过错，而且，确定是否是殖民主义的过错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没有什么帮助。历史也不应成为还原和美化过去的借口。毕竟，这不是一篇怀旧的文章——知道阿拔斯王朝比现代阿拉伯平均水平对同性恋更友好是件好事，但我们都不希望回到哈里发时代（最近有些人尝试了这种做法，尽管品味不佳）。那么，我们该何去何从呢？

巴特勒接着荷兰移民的例子，提出了一种紧张共存的方式：尽管某些宗教和性少数群体可能存在对立，但“分离模式”可以与“归属模式”并存。换句话说，她推动我们采取的解决办法是不舒服的共处。一群虔诚的逊尼派教徒和彩虹俱乐部成员共处一个城市，时而相互对立，但在真正重要的时候又会联合起来：比如游说当地政府减少交通流量，或者扩建城市公园。从根本上看，这些社区不应该通过种族主义案件和边境治安措施从上到下被分割和隔离开来，而应该被迫彼此打交道，通过近距离的接触结成意想不到的联盟。老实说，这是一个平淡无奇的答案，市政政治总是如此，虽然它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不确定它对试图应对棘手现实的个人有多大帮助。

我发现，按照小说家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的思路来思考历史会更有帮助：历史的最终好处是让我们摆脱沉重的耻辱感。历史不一定有规定性的用途。不了解历史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这句老话并不总是准确的： 我相信很多性少数群体都希望，只要对伊斯兰文化中同性恋的历史保持无知，就能让中东重新开始谱写感伤的同性诗歌。历史所能做的就是缓解一个人在世界舞台上的尴尬。史密斯讲述了她作为一个英裔牙买加黑人孩子的想法，她在英国教育体系中长大，而英国教育体系对帝国在全球黑人被奴役和地球贫困化中所扮演的角色轻描淡写。

在看到她的同胞物质贫乏时，她向自己提出了一个禁忌的问题：'为什么'我的同胞'要遭受这种待遇？......为什么会有 600 万奴隶？'或者更简单地说，一个小孩子羞愧地问：'我的家人怎么了？’ 了解世界为何如此的历史，可以让你摆脱这种耻辱感。历史可以用来对抗凝固在当下的东西：不仅仅是仇视同性恋，还包括仇视同性恋是“我们的”，是我们的本性，是“我们”这类人必须为之道歉的观念。回顾殖民主义历史并不是要将责任归咎于现代西方——而是要让阿拉伯人民不再因并非由他们造成的不宽容而蒙受耻辱。

历史本身不会给我们带来太多的乐观，因为一件事情很容易变得更糟，也很容易变得更好。但它却能给我们带来亟需的惊喜。尽管我们普遍认为今天的自己生活在现代进步和人类文明的顶峰，但实际上过去并不一定比现在更糟或更好。过去只是与现在不同；无法进行类比，充满了意外。它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扩展的可能性，一种摆脱永恒诅咒的可能性，特别是看到像萨拉·赫加兹这样的性少数别无选择，只能死去。这并不是说历史可以拯救她，或者可以拯救任何人。历史并不能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现在也不是对她哀悼的好时机。

但这却意味着，钟摆也可以摆回我们的方向。历史其实并不是要找出真正的罪魁祸首，阿拉伯人、英国人、伊玛目、帝国还是别的什么。而是要利用从等式中完全剔除耻辱所腾出的空间——将其用于更有成效的事情，比如为我们的未来愿景而奋斗。当你读完历史这本大书后，就会发现这个愿景并不遥远。2021 年 6 月 14 日是赫加兹（ Hegazy ）逝世一周年纪念日。正如埃及曾经能够自由吟唱阿布·努瓦斯（Abu Nuwas）的诗歌一样，让我们今天唱响莱伊拉计划（Mashrou' Leila）的酷儿朋克摇滚吧。让我们喊出，我们实际上并不是在呼吁改革——而是在回归本源。

作者介绍：Aya Labanie 是一名作家、政治组织者和有抱负的诗人。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英语和比较文学系就读博士生，并担任写作指导老师。同时还是《阿拉伯文学期刊》（Arabic Literature）的助理编辑。原文由Sam Dresser编辑。

译者：彼得·潘，文字搬运工，关注社会交叉性议题，同时也是互联网金牌冲浪选手。

声明：本文观点系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日新说观点，仅供学术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