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与定义

在印度尼西亚所有工作领域，特别是在正规部门，妇女的就业率远低于男子。公务员制度促进两性平等，且没有歧视性。但其他工作岗位上的妇女在收入、福利以及工作机会和职业发展方面依然受到歧视。统计数据显示，在各领域中，妇女收入都低于男子。近几年的公开失业数据仍显示失业妇女人数更多。即使妇女参加工作，她们也扮演着无偿工作者的角色（71.5%）。2005年，男子失业率为9.3%，妇女为14.7%。2007年的情况好转，男子失业率为8.1%，妇女为10.8%。事实上，妇女积极争取进入劳动力市场，但已登记的职位空缺多是为男子准备的（男子为88.67%，妇女为69.38%）。1990年，妇女收入只占总收入的29.2%；2002年这个数字是28.3%；而2009年是33%。旨在2015年底前实现两性收入公正的千年发展目标（收入均占50%）似乎是个遥远的目标，且需要努力工作才能实现。

很多妇女在非正规部门工作是出于多种原因，比如缺乏进入正规部门所需的教育程度或受教育机会。此外，非正规部门的工作更加灵活，没有严格限制，更适合依然受到陈旧的传统性别角色约束的妇女的状况。由于国内工作机会有限，很多妇女成为非正规部门的移民工人。尽管如此，非正规部门工作的不安全性要高得多，持续工作和其他保护都得不到保障。此外，工资也比正规部门低，而且工作时间往往更长。非正规部门的很多妇女充当家庭佣工，容易受剥削和暴力伤害（U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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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印度尼西亚“全国家佣网络”统计，大雅加达地区目前有300万女佣，占印度尼西亚全国女佣人数25%。目前在雅加达地区，女佣月薪约在150万印度尼西亚盾至200万印度尼西亚盾左右，一般中产阶级家庭几乎都会聘请女佣处理家事，照顾幼童，经济状况更好的家庭还会同时聘请两三名女佣。据报道，和丈夫住在南雅加达、育有两名子女的妇女莱丝莉（Leslie Thirtabrata）开斋节假期间因为家中3名女佣都返乡过节，因此聘请了1名临时女佣。她说，如果没有这名临时女佣帮忙，她真不知道该如何度过假期。不过，这名在开斋节假期救援的临时女佣得要花上莱丝莉平日付给女佣4倍之多的薪水（华夏，2014）。

（二）国际性问题的产生

由于印度尼西亚与目的地国进行谈判时处于不利地位，很多现行政策无法有效保护印度尼西亚移民工人。尽管在政策和管理方面不断做出改善，但以妇女为主的印度尼西亚移民工人在印度尼西亚境内、过境途中、在目的地国工作期间和返回印度尼西亚时仍受到剥削和暴力侵害，她们的人权遭到侵犯。2004年，马来西亚大规模驱逐没有官方文件的移民工人。人民福利统筹部长报告称，2004年被驱逐的印度尼西亚移民工人多达261789人。遗憾的是，尽管众所周知被驱逐者多为妇女，但没有按性别分列的确切数据。没有实施战略性全面防范措施，向受到剥削、权利受到侵犯和遭受暴力的移民工人提供的法律保护少之又少。

（三）现状

在正规部门提高妇女地位，遵循关于劳工的第13/2003号法律（工作权利）。印度尼西亚政府根据劳工组织第100号和第111号公约，出版了《平等就业机会》参考手册。这本手册已推广到公司和雇主。在保护妇女的生殖权利方面，妇女赋权部、卫生部和劳动部制订了关于在工作场所提供哺乳设施的联合条例（第48/Men.PP./XII/2008号、第Per.27/MEN/XII/2008号和第117/Menkes/PB/2008号）、关于印度尼西亚移民工人接待设施认证的部级条例以及关于产假的规定。正在促进对夜班的监督，确保对夜间工作的妇女的保护。其他活动包括向公司和工人宣传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工人的权利和责任、在工作场所遇到性骚扰的风险以及工资和福利方面的歧视。

根据关于消除家庭暴力的第23/2004号法律为家庭佣工提供保护，但与其他家庭成员相比，家庭佣工的谈判地位要低得多，她们依然很脆弱。当领不到工资和其他权利得不到保障时，家庭佣工容易在心理、身体、性和经济等方面遭受暴力侵害。常见的做法是，家庭女佣的房间不能上锁，她们不能离开家，因为钥匙由雇主保管，而且她们还受到威胁，不许报警。家庭女佣通常不熟悉城市环境，她们很难寻求来自家庭外部的帮助。与世隔绝的生活加之不人道的工作条件，使很多家庭女佣过着高度紧张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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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印度尼西亚人口众多，辽阔的地域被海域分隔，所以印度尼西亚面临的问题非常复杂。每年的求职者数量极大，达到约50万人（印度尼西亚中央统计局，2008年），但实际数字还会更高。因此，据预测，经济必须以至少每年5%的增速增长，才能吸收这一数量的求职者。正规部门仍然存在大量问题，非正规部门的程度更甚。在资源方面和对该问题的理解方面，制订、监督和执行规定的效果仍然微弱。诸如剥夺产假和收入水平低于标准等侵犯人权的做法并未受到制裁。“外包”这一新现象并未实现安全与利益，反而有时会令收入更低。多数公司通过工作合同机制克服了不利的经济条件，但该机制令工人们更加脆弱。工人们很难成为永久雇员，因为公司都在根据其需求雇用员工。为了延长临时雇用，岗位描述在不断发生变化，而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违法的。例如，据说，在棕榈油种植园工作的妇女收入微薄，但工作粗重，且工作环境暗藏性骚扰的高风险。

在非正规部门，家庭佣工也得不到法律保护，尽管正在这方面做出努力。虽然性骚扰事件频繁发生，但很难对抗在工作场所发生的性骚扰事件，因为法律并不对处理这一问题提供保护。旨在保护妇女的措施有时会被视为限制妇女行动自由和基本自由的做法，例如，一些区域规定，禁止妇女晚间外出，或要求她们穿着“穆斯林”服饰。因夫妇分居导致的家庭问题和离婚的普遍趋势是影响移民工人的另一个问题。为此，宗教事务部和各区各宗教事务处的婚姻咨询机构正在赋予其自身劝告移民工人及其家属的权利。其他不断取得的进展包括为窘迫的移民工人提供更好的服务，特别是健康服务，加强对边境区域人口流动的管制，在来源地赋予潜在移民工人权利，其中包括以区域发展方案替代出国就业的方式来提供工作岗位。很多移民工人子女，特别是无户口的子女的教育问题经常受到忽视。为了处理这个问题，国家教育部与其他部委合作，对在马来西亚工作和居住在边境区域的印度尼西亚移民工人子女开设了服务。

Sukma：我早上三点半就要起床，如果四点半起床会被骂“睡那么晚，你当这是你家啊”

三年前，印尼女孩Sukma被非法中介骗去了马来西亚做佣工，雇主担心她逃跑，没收了她的手机。在整整两年七个月的时间里，Sukma没有办法与印尼的家人取得联系。那是一段痛苦的记忆，Sukma每天早上三点半起床，为主家准备早餐，打扫卫生，照顾老人和小孩，直到晚上十点才能完成所有工作。由于住在雇主家，Sukma时刻受到雇主的监视，几乎没有隐私可言。信仰伊斯兰教的Sukma会在休息时间换上从头盖到腿的祈祷服进行礼拜，但这样的服装吓到了雇主家的小孩，雇主禁止她礼拜。作为生活在异乡的“外来人”，苛刻的雇主、繁重的工作、陌生的文化，都让Sukma无比孤独和难过，但她既无法与家人取得联系，也无法求助神圣力量。

虽然工作辛苦、内心失落，家庭佣工却不能表现出太多的消极情绪。除了完成冗杂的家务和照料工作，家庭佣工还需付出大量的精力完成情感劳动。在印尼的保姆学校接受培训时，指导老师多次叮嘱学员：即使想家，工作辛苦，也不能在雇主面前露出伤心、难过的表情。这会引起雇主的猜疑，而猜疑就会带来信任问题。因为住在同一屋檐下，雇佣双方的工作和生活交织在一起，没有明确的分界线，佣工的负面情绪会传达给雇主家庭，让雇主感到家里失去了舒适和自由，，而不满的情绪、疏离的关系，让佣工面临失业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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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猜疑引起的信任危机，将外籍佣工置于脆弱的处境中。若雇主想要辞退外佣，可采用赔付一个月工资的方式强行解除雇佣关系，也有的雇主制定苛刻的工作要求，迫使外佣主动辞职。一位印尼佣工的雇主（勿心，2021）在文章中写道：很多朋友或中介知道我们要和妮娜解约时，特意警告我们不要提前告诉她。他们说，很多工人知道要解约后，最后一个月就不好好工作了。如果给工人代通知金，可以要求工人当天搬离家里。我们难以简单地评价雇主的行为，但试想，一位衣食住行都在雇主家中的外籍务工人员，在无依无靠的陌生城市被扫地出门，是何等的无助和彷徨。更不论，失业的家庭佣工若无法在三个月内找到下家将被遣返回国（各地区规定不同，此为香港法律）。若法律规定雇主无法在某些情况下辞退家庭佣工（如佣工怀孕），雇主也可以在网络上搜索到大量让佣工“自愿”辞职的方法。例如买米逛街、家中开派对、修改佣工的休息时间，让佣工在没有手机的地方休息，限制她的娱乐生活等，雇主可以在合法的情况下故意创造令人不适的工作环境和繁重的工作任务，迫使佣工离职。

非法的中介、苛刻的雇主、人与人的相互猜忌、不受法律保护的灰色地带，都是外籍佣工需要面临的风险。

Muji：我在外工作，我的丈夫却出轨了

外籍佣工不仅需要时时刻刻谨慎处理与雇主、雇主家庭的关系，如何与远在印尼的丈夫、孩子、男友维持亲密也是一道难题。

Muji是一位在台湾工作的印尼佣工，她的工作是照顾一位患有失智症和帕金森氏病的奶奶。每天早晨，Muji帮奶奶在床上活动手脚，给她换纸尿裤，帮助她起床，再将扶奶奶到轮椅上，喂她吃饭。奶奶吃饭很慢，Muji常常花两三个小时帮助她进食。因为被照顾者的生活已经完全不能自理，可以说除了睡觉时间，Muji一直在工作。在去台湾工作之前，Muji还在马来西亚做过家庭佣工。几度背井离乡，做着繁重的工作，Muji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给印尼的家庭带去更好的生活。然而，就在Muji努力为孩子、为家庭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时，她远在印尼的丈夫，拿着她辛苦赚来的薪水“和别的女人勾搭上了”。

印度尼西亚是一个有着传统性别文化的国家。当妻子在外为家庭拼搏时，丈夫的不忠是可以被社会原谅，甚至正当的。当妻子、女朋友在异国他乡辛勤工作、缩衣节食时，她还需要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维持大洋彼岸的爱情和亲情，否则会被其他人，甚至自己的家人责怪不够努力。在纪录片《助守在异乡》中，一位男性中介对着已经接受完培训，即将远渡重洋外出打拼的女性们说：“我为你们的丈夫感到难过。你们要知道，这对你们的丈夫来说很难。”大家看到了留守丈夫的“难”——没有妻子料理家务、照顾老人小孩，却不提背负着沉重压力的女性的难。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女性在家庭经济中贡献的增大，并没有显著地提高她们在性别关系中的地位。

对于外籍佣工，维持远距离的感情难，在工作的城市与异性建立稳定的亲密关系更是难上加难。保姆培训学校的老师在学生毕业前反复叮嘱：“不要被男人的花言巧语骗了，工厂的男人会对你们吹口哨，但他们看中的是你们的钱。”在台湾疗养院工作的印尼佣工Tari也说“在台湾的印尼男人都是渣男，他们说自己是单身，实际上在印尼有老婆。他们把自己的工资寄回家后想赚点外快，就找上了我们。”漂洋过海的女性佣工们既难以得到印尼丈夫或男友的情感支持，又容易陷入其他男性糖衣炮弹中。在劳工关系、亲密关系中都处于弱势的外籍女佣，如何在异乡安生立足呢？

Tari：我要把文凭带回去，向爸爸证明我做到了

除了赚钱养家，许多印尼佣工愿意外出工作，忍受两三年才得以回一次的家乡的思乡之情，是因为她们在工作的城市看到了更大的可能，她们希望通过做佣工赚得第一桶金，用数年的辛勤换来第一桶金和职业技能，弥补她们在本地无法拥有的资源。

Tari是一名台南疗养院工作的印尼佣工，她出生于贫穷的家庭，年少的时候也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所以她不仅仅将台湾当做工作的地方，她在工作中学到很多东西，例如如何专业地照护老人，她还在社区大学的传播系上学。“我们都是平凡人，我们可以因为拥有知识受到尊重，而不是财富。我们可以通过教育成为有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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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i利用工作、休假时间努力学习，充实自己，在台湾，她获得了年少时没有好好把握且稀缺的机会，她将台湾视作成长的平台，视作实现梦想的福地。对于印尼女性来说，若出生在贫困的家庭就难以接受良好的教育，若留在本地，等待她们的都是早早结婚的命运。在海外工作固然辛苦，当她们也在这里获得了独立、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

高中毕业的印尼女佣海莉娅在外工作十年，她赚得钱为家里盖了房子，买了摩托车和汽车。对此，海莉娅十分自豪，帮助家庭走出贫困证明了她的能力与价值。辛勤的工作不仅换来了改变家庭生活状态的财富，也赚得了自我认同与肯定。

除了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是目前向海外输送最多女性家庭佣工的国家（蓝佩嘉，2011）。她们大多在新加坡、中国、马来西亚等国家，为雇主提供家政服务。印尼和这些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是造成女性家庭佣工流向海外市场的主要原因。但是，印尼保障家庭佣工法律的缺失，导致许多女性佣工——受到学历、语言、工作、中介费等因素的掣肘——必须极大地依赖中介。

（一）印尼政府的两面性：依赖海外家庭佣工和轻视家务劳动

在20世纪后期到21世纪初，许多亚洲国家的经济进入持续增长的时期，这不仅扩大了中产阶级的规模，而且为当地女性提供了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她们可以在国有或私有的企业和公司工作——这也意味着，当地从事家政工作的女性数量开始减少 （Chin, 1997）。

同时，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印尼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为了缓解财务危机的压力，许多印尼人开始寻求海外务工的机会。在海外工作的印尼工人大约有4,500,000人，从事家政服务者占大多数（Britton, 2018），在这其中，84%为女性，16%为儿童 （Putri, 2021）。

印尼家庭佣工在海外的人数如此庞大，但印尼政府却没有设立相应的法律，来保障佣工们的权益。事实上，早在2004年，印尼的立法机构就开始起草名为“RUU PRT”的家政工人保护法案，然而，这项法案却迟迟未能获得通过（Britton, 2018）。而且，印尼社会本身并不重视家务劳动，家庭佣工很少被视为工人（pekerja），在大部分情况下，她们被简单地称为帮手（pembantu）（ILO,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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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否有权益保障，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海外家庭佣工就已经成为了印尼国家发展的重要助力。前文所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1998年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第二任总统苏哈托的下台，让印尼政府解除垄断，解除劳动力招聘市场的管制，印尼招聘中介的数量，也同时急剧增加（Lindquist, 2010）。不仅如此，印尼政府还会为佣工签发特殊的旅游签证，例如Sijil Perjalanan Laksana Paspot——就是仅限于印尼和马来西亚之间的旅游签证 （Chin, 1997）。

虽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助力，但是印尼政府本身并不是非常支持大量女性在海外从事家政服务工作。2015年，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曾表示，想要停止向海外输送女性家庭佣工，因为国家“要有骄傲和尊严”（Nazeer, 2015）。

（二）双面的中介：既是帮助，也是剥削

保障家庭佣工法律的缺席，使得印尼海外佣工的权益只能由工作地的法律来维护。正规的中介会在其中起到比较重要的作用。

以中国香港为例——截止到2020年9月底，在香港工作的印尼家庭佣工人数约为155,000人（HLC）——一家成立于1991年的中介机构，主要的工作内容包括：帮助佣工寻找雇主、提供上岗培训和完成签证手续；为有意向寻找佣工的客户提供咨询服务，帮助客户找到满意的家庭帮佣；当家庭佣工和雇主发生轻微劳资矛盾时，中介负责居中调停；还要帮助佣工完成一系列如领取香港身份证等程序事务。（HLC）当然，中介办理佣工的签证、护照、保险、培训等各项费用，包括佣工往返印尼的机票都由雇主支付。

同时，在这家香港中介机构的网站上，写道“劳资双方均要签订一份编号I.D.407的合约”，合约规定了女性家庭佣工的工作范围、工作薪资、工作时长、休息时间和假期等事项（H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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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个新加坡的网站“Helper Choice”上，列出了印尼家庭佣工需要接受培训的内容。她们还在印尼时，就要学习如何打扫卫生，学习烹饪不同的菜肴，以及如何照顾孩子或老人；关于家政服务的学习完成之后，她们还需要通过能力评估，才能前往海外工作；在正式上岗前，佣工们还需要完成600小时的职业和教育培训，主要是向她们介绍工作地的文化，以及一些简单的语言交流。最重要的是，她们需要了解自己作为家庭佣工的义务和相关权利。（Helper Choice）

与之相对应的，中介会向女性佣工收取一笔高昂的中介费用——即使在新加坡工作的印尼女性佣工，其平均工资为597美元（Helper Choice）（约合人民币3800元）——而这笔费用需要佣工花几年时间才能支付完成。比如，苏州市的一家中介公司在2015年5月至2016年3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通过介绍200余名外国家庭佣工，获得1000余万元人民币的非法收入（Zuo, 2017）。

到了2020年，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许多女性家庭帮佣回到印尼的同时，不同国家也收紧了外来劳工的入境策略。以新加坡为例，一名女性佣工想要入境，除了签证，还需要新加坡国家人力部的批准和她离境前有效的COVID-19检测，并且还要在指定地点进行一段时间的观察。2021年1月1日起，雇主还要为女性佣工抵达新加坡前，为其购买一份涵盖COVID-19医疗费用的保险（Ho, 2021）。

对于来自印尼的女性家庭佣工而言，她们的生活充满了不确定的矛盾色彩。印尼社会并不认可家务劳动的价值，但她们在海外的工作是印尼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李国章, 2015）；中介帮助她们找到工作，却要收取几年才能还清的高昂中介费用。更不要提，她们在住家从事家政服务工作时，会更加轻易地受到雇主的轻慢，甚至是虐待（Britton, 2018）。

剥削到处存在，就非正规部门而言，国际女性移民往往成为被玩弄的对象（UN, 2009）；移民妇女通常不知道她们的权利和她们赞助者的义务 , 无论她们是作为家庭成员还是劳动力的渠道移民。应该如何改善印尼女性家庭佣工的生活和工作处境，甚至，如何改善整个社会——不仅仅是印尼——轻视家务劳动价值的现状，是我们应该去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