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来，我目睹了五千英里外的灾难。但对于一个离散在外的见证者来说，任务是什么？

作者：HALA ALYAN，巴勒斯坦裔美国作家、诗人、临床心理学家，专门研究创伤、成瘾和跨文化行为。她的作品涵盖了身份认同和流亡的影响，尤其是在巴勒斯坦离散者群体中。

译者：Yaq，媒体人，也写一些别的。关注包括性别在内的等级制度在不同语境下的呈现，也关注其在艺术作品中的表达。

几周前，在一家针对千禧一代的髋关节牙科诊所，我做了上臼齿补牙。诊所铺满绿色瓷砖，还有个性化屏幕。在牙科椅上，我看了一集安东尼·伯尔顿（Anthony Bourdain）在贝鲁特（Beirut）的视频，然后，当我独自一人时，我立马冲向手机。

几个月来，我看了几百个视频，视频里有死掉的儿童，有四肢被炸掉的人，有脸上被烧伤的婴儿，有抱着被白布包裹的孩子的母亲。这些孩子，这些婴儿和男人，是我从未去过的地方，是我父亲出生的地方，是我祖父母，我的叔叔，我的曾祖父母，生活了多年的地方。

几个月来，我看着美国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惊恐地皱着眉头。我的解离状态已经成为常态，而非例外：我走在布鲁克林的大都会大道（Metropolitan Avenue)上，就好像我在滑翔，就好像有人在通过纯粹意志运送我的身体。我一走进房间就僵住，话说到一半就停住，忘记说了什么。我的悲伤在白天处于休眠状态，被交替的无助和疯狂的能量爆发所掩盖。

在千禧一代的牙医办公室里，我的手指自己移动，仿佛是它们自己的管弦乐队：滑动，点亮亮粉色心形图标，饥饿地滚动故事。这是在停火期间，故事是关于被发现的东西的：关于破坏，关于人们寻找死者的视频片段。这个故事是关于加沙动物园的，它展示了一只被饿死的狒狒，展示了一只狼在恐惧中呜咽、绕着圈子跳来跳去。

动物园管理员告诉我们，这些动物几乎都死了，剩下的都被轰炸吓坏了。他说，他们几个星期都不让我们接近动物。动物园的一名工作人员曾尝试接近动物，被枪击中了。有一个关于三只巴勒斯坦狐狸的特写镜头，苍蝇在它们周围拍打。尸体被聚集在一起。它们的眼睛半睁着。死了。

狐狸摇醒了我的悲伤。我都忘了动物园了，我都忘了动物了。我抽噎了一声，声音大到有人来敲门看看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一切都好吗？技术人员在我出现时说。哪些地方可以安全哀悼巴勒斯坦人甚至是巴勒斯坦狐狸的生命，已不再清晰。于是，我摇了摇头。只是这一天太漫长了，我用我完美的美国口音说。

“如果没有见证者，历史将何去何从？”罗宾·瓦格纳-帕西菲奇在《见证的困境》一文中写道。她此后澄清：“见证者会记录什么？见证者会出席现场，还是转身离开？在事件发生后，见证者将如何重新叙述和表达该行为？”但这是见证者的现代角色。在希腊语中，如乔治·阿甘本所写，见证这个词是martis，它来源于动词记住：martis变成martyr（殉道者）。正如阿甘本所定义的那样，这些人“因此见证了他们的信仰”。在阿拉伯语中，“istashid”一词的意思是为上帝作见证，也就是殉道。

周三，以色列轰炸拉法周围地区后，巴勒斯坦人站在清真寺和建筑物的废墟中。照片：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我最喜欢达尔维什（译注：Mahmoud Darwish，巴勒斯坦民族诗人，阿拉伯文学代表作家之一。作品讲述巴勒斯坦人民为立国而与以色列对抗的情况，并批评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土地、哈马斯与法塔赫内讧等）的一句话是：我来自彼处。我来自此处。/我不在彼处，我也不在此处。五千六百英里之外，[我]这位离散的见证者，见证着他们的死亡，见证着他们为上帝作见证，也见证着他们的见证。因此，这是一副见证的双联画，而能留下谈论它的只有一方。

Instagram已经变成一个墓地：一个充斥着拆毁，充斥着嚎叫的孩子、截肢和三度烧伤，以及被压在混凝土板之间的头颅的地方。我看见一个瓦砾中露出半张脸的男孩发出变了调的声音。这里有垮塌建筑下的一只手。这里有一辆救护车在被淹的道路上跋涉。这里有一个被脱光衣服的医生，他的双手举过自己的头顶。

“流亡是一件奇妙地引人思考的事情。“爱德华·萨义德写道，“但经历起来却很怕。这是强加于一个人和其故土之间的不可弥合的裂痕。”这个裂痕是设计好的。它并非是理论上的，而只是渴望的诗意副产品。此处与彼处、离散之人与在地之人的脱节，是剥夺之暴力的延伸。它意味着，放逐者可以选择把目光移开，但这种选择只是一种幻觉：把目光移开，就是进一步与自己脱节。

离散的见证者，必须坚定扎根，不能采用个人主义的、晚期资本主义的回避、超离、分散注意力、生产力等策略，而应在实践中效仿那些仍然在那里的人的做法。

这是我能坦白的最可耻的事情：我总是忘记那片土地。我忘记那片海。我忘记堆砌房屋的石头，忘记我的祖父母和曾祖父母曾住在水边。我忘记他们的鼠尾草，他们的za'atar(译注：一种中东调料，由干燥的香草、芝麻、盐和其他香料混合而成。常用于烹饪和蘸面包)，他们的橄榄树。我忘记他们的日落。

这与一个更大的悲伤相连：我基本已经忘记土地。我一生都在城市中度过。我是美国人，也是阿拉伯人，但我的祖祖辈辈是农民和商人——我的一位曾祖父远渡重洋，售卖购买纺织品和服装；另一位一生都在侍弄土壤，他们对那片土地和有非常亲密的了解，而这仅仅是两代人之前。

这种遗忘感觉就像背叛。在连续做了几周关于尖叫的孩子、与人争论不休的噩梦之后，我终于梦见了加沙。梦中的我沿着一条路开车，找到一个屋顶，跪在地上触摸水，脑海里回荡着同一个想法：这是一个地方，我在此处。

1948年7月的一天，大卫·本-古里安（译注：David Ben-Gurion，以色列首任总理）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确保他们永远不会回来。”

让我从开头讲起。让我从一个开头讲起：我父亲出生在加沙。那么，我对加沙有什么所有权呢？一个好的见证者应该警惕这个我让房间内的空气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尽管如此，我仍要提出，我的所有权在于我的父亲。

我橡树般的父亲，他出生时没有护照，他现在是一个美国人。他的父母于1954年在加沙结婚。我祖父一家住在海滩附近的一个难民营里。我祖母在Haret el Daraj——楼梯的街区——有一所房子。父亲在一个星期三，在一位助产士的帮助下出生，是第三个儿子。一年后，他的家人搬到了科威特，他童年的每个夏天都在加沙度过。他在院子里和小鸡玩。他在那里学了足球。他的祖母给他洗澡。他吃她的热面包。他出生在加沙是因为其他村庄——Iraq Sweidan、al-Majdal，那些种植作物的地方，那些种杏树和葡萄的地方——都被消灭了。

在巴勒斯坦人中，sumud这个概念已成为一个多层面的文化概念：它意味着坚定不移，是“安排”或者“积攒”，甚至是“装饰”的衍生词。它意味着织入根深蒂固感的沉着，是一种可能会弯曲但不会折断的姿势。

“当我说我忘记这片土地时，我正在说出最真实的失败。”插图：Samin Ahmadzadeh/《卫报》/Hala Alyan/盖蒂图片社

离散者身份，是一个关于联结的问题：你感觉与你的根，与你的祖国，与语言，与世界各地的族人的联系有多紧密。最有效的强迫迁移，是当其成为形而上之物之时。本-古里安谈论的不仅仅是一群阿拉伯人挥舞着钥匙这样的物理层面的回归，而是更深层的东西。他的幻想是，即便在想象中，离散者也不会回归。我不在彼处，我也不在此处。当我说我忘记那片土地时，我就是在说出最真实的失败。

离散的见证者的角色是什么？对她所看到的、所理解的、所学到的保持坚定，保持不分心。我写一首诗。我又写一首诗。我剪掉我的头发。我看着一个小孩的皮肤被白磷灼伤。我把在L线列车上的时间，花在浏览头条新闻上。我构建论点，即便它们无处可去。我做关于持久忍耐的演讲，关于重新定位我们对关心的思考的演讲，关于构建我们保持关注的能力的演讲。然后，我去参加一个假日聚会，花两小时的时间说服一位女士为什么在加沙断水是一种战争罪。最终，她承认这很可怕——如果事情是真的。我觉得这个搭着脚手架的让步，是我能达到的最好的情况，于是假装接电话。

在法庭上，一名见证者是最宝贵的资源。整个案件的成败取决于他们的存在，他们的合法性，他们的可信度。一个好的见证者不会辩论真相，她管理真相。一个好的见证者不会偏离正题。一个好的见证者，是所发生之事的证据。

每天早晨，我都能看到新的稚嫩的孩子。有时他们已经死了。有时他们抖得很厉害，我可以通过我的AirPods，听到他们的牙齿发出的声音。跨越五千英里。他们的连体衣。他们的嘴微微张开。他们呆滞地睁着地眼睛。

要看到这些孩子，我要先表示同意：我必须点击，才能使他们的身体、他们尖叫的片段清晰起来、不再模糊。模糊掉这些，是为了谁？为谁服务？你见证越多的死亡，算法就越会为你‘服务’。算法需要表情符号，厚颜无耻地需要你拼写城市来绕过算法，一个西瓜表情符号（译注：西瓜是巴勒斯坦抵抗以色列占领的象征符号之一），这样你才能继续见证。然后，算法又需要你严肃的脸，需要一张你拿铁的照片，你女儿的手，才授权你更多见证的机会。

我总是退出我的Instagram。我看了又看。然后登出。这其中的核心是羞耻。对于这个此处的羞耻。对于这个此处提供的一切的羞耻：富余的水，暖气，抗生素，可以登出的能力。登录这个额外步骤，是一个对距离或自制力的荒谬标榜，我不确定是其中哪一个。我的手指能招来灾祸；它们可以把灾祸藏起来。

那么，我的羞耻为谁服务呢？羞耻是一种收缩的情感。它进一步把我阻断在外，进一步使我从彼处脱离。

要如何相信离散的见证者？

在法律场景中，对于如何盘问一名证人，对她的事实提出质疑，有专门的指导方针。最容易使一名证人变得不可信的方式，就是展示他们已经失去可信度，用他们的过去或人格提出指控。

有一则关于5个婴儿被留在医院腐烂的故事。他们被发现的时候正在腐烂，虫子在他们的四肢上筑巢。我等到这个故事已经有了英文版本，才开始分享它，然后惊叹于这个去合法化的工程在我身上有多大的影响。

离散的见证者，因为他们与那片土地的接近性而被质疑，又因他们与那片土地的分离而引起争议。你为什么不回加沙去，有人跟我说。或者是：接着在你温暖的房子里写呗。那些在彼处的人相比，离散的见证者拥有可笑的保护：我们的护照，我们沉思的时间，我们的切换模式。但最终，我们是巴勒斯坦人的嘴巴，是巴勒斯坦人的眼睛：那些任性的门槛值得怀疑。我们的忠诚将永远受到质疑。我们的真相将永远带着星号。

当烈士名单公布时，我不会搜索我自己的名字，我父亲的姓氏，他母亲的姓氏。那个黑墨印刷的名字，列在一个我从不认识，也永不会认识的人旁边，我能拿它做什么呢？我要怎么解释，那天晚些时候，当我真的看到那个名字，我的名字，在我的办公室里，和多肉植物与来自雷克雅未克（译注：冰岛首都）的艺术海报在一起，在一封我老板发来的邮件里，我在一个短暂、混乱的瞬间思考，谁？

周三，在拉法一群志愿者向被迫流亡到南方的巴勒斯坦人分发食物。随着以色列袭击的继续，他们寻找食物十分艰难。摄影：Anadolu/盖蒂图片社

我们以最可怕、最亲密的方式进入了加沙人民的生活。我们看过他们埋葬自己的孙女。我们看过他们认出自己母亲无力的手臂。我们看过他们在最绝望的时刻，在面对难以形容的身体疼痛的时候，突然倒下，悼念，乞求。我们看过他们的家庭录像。他们的曾经。我们看过他们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生日聚会。

在我的研究生心理学训练中，有一个故事一直困扰着我。那是关于基蒂·吉诺维斯（Kitty Genovese）的故事，她是一位20多岁的酒吧侍者，1964年在皇后区的公寓外被强奸并刺伤。据报道，现场有几十名目击者，其中却只有两人报警。当我开始学习这个案例的时候，它的大部分内容已经被揭穿了：证人的数量，证人在多大程度上知道袭击而仍然无动于衷，但它仍然引发了一系列关于危机时期旁观者效应和责任扩散的研究。最终，沉默的原因被认为是更复杂的：男性-女性权力变化结构的因素，因为很多人以为这是一次情侣争执；对其他人会介入的假设；没有意识到攻击的严重性；只听到或看到攻击的一部分，而非全部。但其中的一些核心事实并没有受到挑战：那里发生了一场袭击，而人们无视了呼救；几十个人见证了一件事情，而他们的见证就结束在那里。

悲惨，新闻播报员说，就仿佛这些饥饿和屠杀是上帝做的。悲惨，政府代表说。悲惨，带着我的选票的总统说。那个选举之日，我曾举着一杯含羞草鸡尾酒庆祝的总统。十四年未喝酒，我依然能尝到那杯酒里的糖。那天阳光明媚，陌生人演奏着音乐，我在威廉斯堡的人行道上跳舞。现在，我看着这位总统绕过国会，输送更多武器，然后又要在之后的日子里，见证那些武器对我的同胞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伤害。见证者的任务是要栽培坚定。见证者的任务是不要提高音量，不要让手颤抖，是要保持冷静，要保持清晰可辨。

关于离散者的问题是，移开目光是一面魔术镜，这样做从不是一种解脱。在法庭上，在我们的手机上，在街上：一个不说话，不行动，不铭记的见证者，是无法被信赖的。

离散的见证者必须记住的是：我们对那片土地所有权的主张是不容谈判的。它不需要任何许可。它不需要任何调解。我不需要任何人批准我的主张。那是我的祖父母居住的地方。他们的祖父母。他们的祖父母。你可以摧毁世界上所有的图书馆和档案馆和村庄，你可以让回归变得不可能，你可以重新命名一座城市，你可以炸毁一所大学，重新设计一本历史书，但这依然不会改变这一事实。

面对难以理解的毁灭之时，离散的见证者可以提供什么？在一道大到国家规模的裂缝中，我们可以建造什么？我们的诗歌？在一场抗议中，被我们免于遭受的苦难而烧灼的，嘶哑的声音？一个用两种语言发音的姓氏。一段漫长的、没有规则约束的记忆的承诺。

文章信源：The Guardian（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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