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家们普遍持有这么一种观点，即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是不可逆的，然而这种看法并不尽然正确。目前，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并未超过五年前的水平，其人均GDP增长率自20世纪80年代平均4%的高峰跌至1991年以来的年均0.7%。韩国在1980年时，其实际人均GDP仅为日本的四分之一，但到了2018年却已超越日本。而中国最近则超过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日本汽车制造商对电动汽车转型持抵制态度。自20世纪80年代经济繁荣期结束以来，日本经济每隔十年就会经历一场让人失望的表演，当时的股市泡沫和政治家们盲目乐观的声音频频宣称“日本经济回暖”，但最终却是一再陷入经济复苏的困境。

增长停滞对众多公众造成了伤害，同时也对推进具有意义的改革施加了政治压力。自1990年以来，日本全职工人的平均实际工资几乎未见增长。自1996年起，社会保障福利减少了20%，有报道称，一些寡妇不得不去商店行窃。时薪只有全职工人一半或不到一半的兼职工人和临时工，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已从20世纪80年代的15%上升到现在的近40%。在30岁左右的正式男性工人中，有72%的人有配偶，而在同等年龄的非正式工人中，只有30%的人有能力结婚。

日本经济的萎靡不振对其国境之外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美国寄希望于一个充满活力的日本可以与中国抗衡，帮助全球南方国家抵制中国的经济姿态和威胁。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如果日本企业能恢复过往的创新能力和活力，全世界都将从中获益。比如，几十年前，日本企业在商业化太阳能电池板、电动汽车和锂离子电池等对抗气候变化至关重要的技术方面走在了前列。

尽管日本经济复兴所需的政治和社会改革相对较少，但要实现复兴仍然充满挑战。日本目前的困境源于坚守过时的20世纪政策、实践和制度，这些曾经有益的做法如今已显陈旧。其中一个障碍是日本实施的终身雇佣制，这一制度事实上保障了新员工在公司的永久职位，但同时降低了劳动力流动性和工资水平。另一大障碍是曾经富有创造力的大型企业对经济的控制，这阻碍了创新挑战者的发展。总体金融体系也在支持那些弱小的现有企业，从而对初创企业不利。

好消息是，态度、技术和全球化的变革，加上低增长造成的政治裂缝，为一代人提供了最佳的复苏机会。这些趋势有可能重新激发创业热情，这种热情曾推动19世纪末的现代化进程，并在二战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实现了近10%的年增长率。韩国尽管与日本有许多相似的商业机构和结构性缺陷，但其卓越发展表明，修复日本得经济是可行的。

不幸的是，除非得到政府的支持，这些积极趋势无法改变日本经济体系。实力雄厚的传统企业担忧过多的创业精神可能导致创造性破坏，将它们从市场中排挤。这些守旧派不仅包括技术上已落后的大公司，还有成千上万家岌岌可危的中小企业。一场迫在眉睫的企业家与守旧派之间的较量将决定日本经济的未来。

与时俱进

健康的经济体都需要新创意的高增长新公司源源不断地涌现。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美国，成立不满5年的公司就贡献了工厂人均产出增长的60%，这一成就令人瞩目。如今，在硅谷约2000家的高科技企业仅是美国约5万家活力充沛的新公司中的一小部分。这些年轻企业以它们所具备的活力为传统老牌企业注入了新鲜血液，有时是通过取代现有企业，有时则是迫使它们进行调整，正如特斯拉汽车制造商对传统汽车巨头的影响那样。

在日本，传统企业似乎对这种破坏性创新免疫。在日本排名前二十的电子产品制造商中，仅有一家成立于1959年之后。尽管2008年至2020年间全球电子产品销售额增长了40%，但同期日本前十大电子产品制造商的全球销售额却普遍下滑，这是因为它们未能推出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从智能手机到互联网网络设备应有尽有。许多经济体都在与所谓的“老公司病”抗争，但日本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对新创意新公司的障碍之大。这些障碍包括难以招募人才、难以接触客户、难以获得外部资金，以及政府政策对现有企业的偏袒。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日本的中小企业历史最悠久，增长率也最低。

但日本经济的乐观之处在于一些现存障碍正在被打破。以招聘为例，20世纪，日本建立了终身雇佣制，即大型企业招聘应届毕业生，按照企业的思维方式进行培训，并保留他们整个职业生涯。由于大型企业很少雇用跳槽的员工，工人们害怕离开大公司加入创业公司，担心无法恢复原先的薪酬水平。

与他们的父辈相比，如今的有才华的年轻日本工人更愿意在新公司中放手一搏。40年前，20岁左右或30岁出头的年轻人中，有70%到80%在同一个雇主处工作了10到15年，并且至少还会再工作10到15年。但到了本世纪初，这一比例已降至50%至65%，而目前的统计数据显示，不到一半的年轻员工会在同一家公司工作这么长时间。这种趋势在聘用处于职业生涯中期的员工方面也非常明显。1994年，只有35%的公司愿意从其他公司聘请三四十岁的员工，现在这一比例已上升至70%，这些公司因此获得了更高的利润。在终身雇佣制下，工人通常会培养出公司特有的技能。在当前快速变化、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企业通过招聘中年员工来吸纳新技能和新视角，从而获益。

良性循环正在形成。在目前劳动力市场紧张的背景下，工人拥有了更大的议价能力。随着老牌公司更愿意雇用处于职业生涯中期的员工，工人们也更有勇气承担风险。新成立的公司不仅能从老牌公司招募经验丰富的员工，也能吸引应届大学毕业生。以2009年成立的招聘公司Visional为例，该公司专门为新旧公司和潜在候选人牵线搭桥。到2023年，该公司已帮助230万寻求更好机会的高薪员工在2万家公司中找到了工作，其创始人也在2021年成为日本最新的亿万富翁，而Visional仅是众多此类招聘机构中的一员。

新兴公司还能利用传统公司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女性缺乏同工同酬和晋升机会。最近，我采访了办公用品经销商Askul公司的两位女性高管。她们离开了知名大公司，在Askul成立初期加入这家公司，现在其销售额已达数十亿美元。她们被更好的晋升机会和创业的冒险精神所吸引。虽然新兴公司的影响力还不足以缩小全国薪酬和晋升方面的性别差距，但它们招募的女性人才越多，就会对传统公司造成更大的压力，迫使它们缩小这一差距。

技术进步也在增强初创企业的市场力量。过去，新公司难以接触客户，因为他们必须使用由传统大公司控制的产品分销系统。电子商务改变了这一局面。以日本旗舰互联网商城乐天市场（rakuten）为例，2023年，约57,000家中小企业通过该网站向1亿多客户销售了价值400多亿美元的产品，其功能与亚马逊类似。箪笥的根（Tansu No Gen）是品牌商家之一，之前这家公司是家具制造商，现在转型为销售商。他在2002年退休后，他的孩子们加入了乐天市场，销售额从每年不到100万美元激增至1.75亿美元。

数字化为日本那些较为保守的公司带来了巨大压力，迫使它们寻找新的发展方向。在IMD商学院对64个国家进行的“数字敏捷性”排名中，日本位列倒数第一。这意味着日本公司在每投资1美元的数字化设备和软件上，销售额和利润的增长相对较低。“数字敏捷性”低是日本企业在世界市场上难以竞争的原因之一。因此，一些传统公司现在不得不与擅长数字化的新公司合作。2018年，汽车制造商丰田的前5000家供应商中，软件供应商的数量首次超过了传统零部件制造商。由于很少有软件公司愿意作为下属加入丰田的企业集团，他们更重视自己的独立性，包括与任何人合作的自由，甚至是丰田的竞争对手。因此，丰田汽车为了发展汽车中所有复杂的电子软件和硬件，不得不放弃了不让供应商与竞争对手合作的长期做法。为了创新，它接受了以前自己不屑一顾的条件。

指尖天平

对于新成立的日本公司来说，获取外部融资是目前最大的障碍。与风险投资家不同，天使投资者向初创公司提供资金，这些公司可能永远不会发展到足以上市的规模，甚至可能根本没有上市的意愿。日本缺乏这样的天使投资人，部分原因是日本没有其他国家那样的税收优惠政策。此外，日本的银行对于新成立的公司，即便它们已经开始健康成长，也往往不愿提供贷款，而且像其他传统企业一样，银行经常对女性创业者持有偏见。与其他富裕国家不同，日本银行提供贷款的依据不是对未来利润的预测，而是实物抵押，比如土地、工厂、商业建筑和设备。

更糟糕的是，如果企业倒闭，企业主个人可能还需用自己的住房和存款做担保。这使得新公司难以获得信贷额度，因为它们通常租用房产，其创始人也可能不够富有，无法提供足够的担保。因此，银行向历史较短、增长良好的公司收取的利率要高于历史悠久、业绩平平的老公司，因为后者能提供更多的抵押物。缺乏足够资本的公司起步时规模太小，因此更可能过早死亡或无法达到增长目标。所以，很多有创业想法的人选择到海外去寻找更容易获得融资的机会。

日本政府偏袒老公司和大公司的做法也无助于改善这一状况。例如日本政府对研发的支持几乎有90%提供给了拥有500名以上员工的大企业，这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是最高的比例。而政府也没有提供其他发达国家给予新成立私营企业的某些关键税收优惠，如免除公司和个人所有者收入的双重征税。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2022年提出的“新型资本主义”计划中承诺将改革这一制度，并发誓到2027年日本的初创企业将增加10倍，达到10万家。然而，他几乎没有采取实质性措施将这一宏伟目标变为现实，只是为天使投资者提供了一个设计不佳的减税政策，但这一政策效果有限。改革者敦促他将公共采购中预留给新公司的部分从2018年的目标3%提高到10%。但日本从未接近过3%的目标，岸田也没有表示他将采取任何行动，而是像他的前任一样，只是努力实现当前的低目标。相比之下，日本政府将55%的公共采购合同留给了中小型企业，这些企业大多是老企业（通常实力较弱），与年轻的竞争者相比，它们更具优势。

及时纠错

除非政府改弦更张，否则日本将错失复兴良机。如果没有大量成功的新公司，日本的经济将继续陷入沉睡，生活水平将继续下降，选民最终可能会像2009年那样，让长期执政的自民党惨淡下台。

许多分析家都知道需要做些什么。一个由政府召集的技术、商业和金融专家小组为岸田准备了一份极好的报告，非常具体地指出了为促进更多初创企业发展而需要克服的障碍，其中许多与上文讨论的障碍相同。岸田或多或少地忽略了这一点。

这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短视的。日本自民党今天仍然执政，只不过是因为公众对反对党的不信任甚至超过了对执政党的不信任。失望的选民躺在家中，全国大选的投票率不断下降。但在经济没有复苏的情况下，自民党不得不担心反对党会找到激励选民的方法，并在未来的选举中取得胜利。

表面上看，许多企业家正在崛起，并逐渐获得政治影响力，接触到关键官僚和政治家。考虑到日本迫切的经济需求，其中一些人对新公司持同情态度。他们有时能成功推动一些小的改革，例如将大学研究中孵化的公司合法化，以及将非处方药的在线销售合法化。这些渐进式成果有助于促进新公司的出现，而随着新公司数量增加，它们将积累更多政治影响力。在滚雪球效应中，今天的小胜利将带来明天更大的胜利。

即便是传统大公司也不能简单地反对创业，因为它们需要新公司作为合作伙伴。值得注意的是，保守的大企业联合会——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Keidanren）呼吁创业复兴，支持岸田提出的在2027年前成立10万家初创企业的目标。但它未能推动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实现必要规模的复兴，例如为天使投资人提供有效的税收激励，或将政府对研发的财政援助从老牌公司转向初创企业。

我们无法保证未来政府会进行必要的改革。但如果不进行改革，日本的经济及其全球影响力将继续衰弱下去。社会和技术力量正在以战后复苏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推动创业，但推动变革的力量仍然需要克服由短视的体制带来的巨大障碍。

作者简介：理查德·卡茨，日本《东洋经济》 商业周刊的特约记者，也是《日本经济观察》的撰稿人。他是《日本经济未来之争：企业家与企业巨头》一书的作者，本文改编自该书。

文章信源：foreign affairs（外交事务）

媒体简介：《Foreign Affairs》是一本在国际关系领域具有深远影响的美国杂志，由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出版。该杂志成立于1922年，旨在提供深入分析和对全球政治、经济以及社会问题的讨论。以其严肃的学术性和高质量的文章著称，内容涵盖国际关系的各个方面，包括外交政策、全球安全、经济发展、环境问题和全球治理等。其不仅是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重要阅读材料，也吸引了广泛的公众读者群体。它定期邀请世界各地的政治家、学者、专家和记者撰写文章，为读者提供不同角度的深度分析和见解。由于其内容的专业性和影响力，《Foreign Affairs》在国际政治和外交领域享有极高的声誉

媒体评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