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工作运动考虑的是再生产劳动

弗朗西斯·加布 (Frances Gabe) 在她发明的自动清洁房屋中。图片：肖恩·杨

文章信源：波士顿评论Boston Review

信源介绍：《波士顿评论》于1975年由胡安·阿隆索、理查德·布尔金和安妮塔·西尔维创立，当时名为《新波士顿评论》。波士顿评论是一个政治和文学论坛——一个讨论思想和文化的公共空间。独立且非营利，充满希望并致力于平等，其相信集体推理和想象力的力量可以创造一个更加公正的世界。”

媒体评级：

在1980年，弗兰西斯·盖博申请了一项自清洁房屋的专利。这个设计是在她自己家的基础上改进了十多年。每个房间有一个安装好的洒水系统；按下按钮，盖博就可以把泡沫水倒在经过特殊处理的家具上。然后清水将泡沫洗掉，并从轻微倾斜的地板排出。一阵热气流会在一小时之内使房间变干燥，而且用过的水流进狗舍，可以给大丹犬洗澡。

盖博认为，大部分房屋问题是因为房屋是不负责清洁家务的男人设计的

盖博认为，大部分房屋问题是因为房屋是不负责清洁家务的男人设计的。她希望自清洁房屋能使女性摆脱令人烦躁的家务劳动。人们普遍抱有这样的期望：一份2019年的调查发现，自清洁住宅是所有投资技术中最被热切期待的。

清洁，就像烹饪、分娩、母乳喂养一样，是典型的再生产劳动范式。再生产劳动是一种特殊的工作形式。它自身并不生产商品（咖啡壶、硅片），相反，它是创造并维持劳动力本身的工作形式，并因此首先使商品生产成为可能。再生产劳动是不受尊重的、（通常）要么低薪要么完全无偿。它也被顽固地女性化：在社会想象和事实中，大多数再生产劳动都是由女性来做。这可能并不惊讶，关于工作的政治讨论，常常认为再生产劳动是事后考虑的东西。

在“后工作”传统中就显示了这种忽略。关于后工作传统——过去十年来对英美左派的影响一直在增长——激进政治的目标不应该（仅仅）是为了更高的工资、更安全的就业、或更慷慨的产假。相反，激进政治应该瞄准一个工作的社会角色被完全改变和严重减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工作不再是一个纪律性的机构，也不再是社会身份的支点。

两本新出版的书结束了这个传统。保罗·拉法格1880年的文章《懒惰的权利》——一个后工作理论家的试金石——最近又被亚历克斯·安德里斯重新翻译再版。（拉法格是生于古巴的革命社会主义者，1868年与卡尔·马克思的女儿劳拉结婚。） 海伦·海丝特和尼克·斯尼切克提供了更现代的贡献。在《后工作：家庭的历史和争取自由时间的斗争》中，她们把后工作的信念与女权主义的顾虑结合在一起。她们认为，后工作政治必须与再生产劳动相关。后工作传统紧扣政治中最宏大的主题——自由和必然的相互作用。但在这崇高想象中，也必须有抹布和尿布台的一席之地。

自动化一直是后工作想象的核心。在《社会主义中人的灵魂》（1891）中，奥斯卡·王尔德设想了一个世界，这里的“机器”被用来“在煤矿作业、完成所有卫生服务、做轮船的老板、清洁街道、在雨天传递消息，以及处理任何单调或窘迫的事情。”但是王尔德没有考虑到社会主义中女人的灵魂。虽然机器把男人从“为了别人而肮脏不堪的生活必然性”中解放出来，但不涉及洗衣服，也不喂养婴儿。即使在机器时代，似乎女性也排在所有人之后。

也许王尔德认为母乳喂养比煤矿开采更难自动化。但即使我们可以实现再生产劳动的自动化，也不清楚是否应该如此。设想机器人接管工厂、仓库和办公室是一回事。但是，正如海丝特和斯尔尼切克所指出的那样，设想机器人负责医院、疗养院或幼儿园完全是另一回事。一个没有人在流水线上单调通勤的世界是值得追求的世界。但是，一个没有人照顾孩子或为朋友做饭的世界呢？这听起来像是一场噩梦。

然而，再生产劳动抵制自动化。我们还能向往一个没有工作的世界吗？有人可能会说，再生产劳动并不是真正的工作（因为没有工资，或者因为发生在家庭内，或者因为与爱有关），因此超出了后工作政治的范围。海丝特和斯尼切克(恰好)并不认同。再生产劳动是工作，而且是不能转移给机器的工作。他们认为，如果恰当理解，那么后工作的课题可以同化再生产劳动的棘手问题；他们确实写道，这“对理解如何更好地组织再生产劳动有重大贡献。”

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有三种形式。分配性批判认为，资本主义的弊端在于不公平分配货物的趋势。其它批判形式则认为，剥削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的核心道德缺陷。海丝特和斯尼切克致力于第三个批判形式，其主要道德原理是异化。在这个范式下，资本主义中工作的真正弊端——传统的雇佣劳动和无偿的再生产劳动——都是对实践本质的扭曲。当我们按照自由选择的目的来塑造世界时，会意识到自我就在其中。我们在行使一种关键的人类能力：以自我为目的的能力。但在资本主义中，我们不能自由选择或追求自我的目的；我们被迫进入只有工具价值的事务。我们拖地、递送包裹或照看孩子，不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些活动本身就有价值，而是因为我们需要钱。我们对世界采取行动，是的，但不能在这种行动中真正地表达自己。

一个没有人在流水线上单调通勤的世界是值得追求的世界。但是，一个没有人照顾孩子或为朋友做饭的世界呢？这听起来像是一场噩梦。

海丝特和斯尼切克实际上并不谈论异化的问题；她们的关键主张是“时间主权”和“自由时间”。但这都是用来铸造新论点的新奇符号，而异化一直是惯用术语。“对抗工作的斗争”，他们说，“是为了争取自由时间的斗争。”他们主张，自由时间很重要，因为只有当拥有自由时间时，我们才能进行那些以自我为目的而选择的活动：可以“在所做的事情中认识自己”的活动。

这样的活动不必很悠闲。创作奏鸣曲的人可能只是为了自身目的——以“最苛刻的严肃，最紧张的努力”来工作。（海丝特和斯尼切克引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即使是枯燥、卑微和重复的活动，也可能进入这个“自由王国”，当它们是有适当价值目标的组成部分时。“在热炉上劳动，”海丝特和斯尼切克写道，“在一个更大的自我导向的目标范围中，能呈现出一种自由选择的行为特征。”因此，海丝特和斯尼切克并不提倡懒惰。对她们来说，工作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努力。人类是理事人。我们创造，我们行动。然而，工作却把我们的创造和行动困在陷阱里:这是被关在牢笼的理事人。海丝特和斯尼切克想让我们打开牢笼。

海丝特和斯尼切克的方法与拉法格的区别之一是对努力的友好。对拉法格来说，自由与懒惰的关系更为紧密。在拉法格的后工作世界里，热炉并不重要，美好生活的愿景聚焦在闲逛、抽烟和聚餐。

区别还不止于此。海丝特和斯尼切克提出了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一种对价值观的批判。尽管拉法格的标题是“右翼”，但他主要焦点是政治经济学。他的最佳解读是提出了资本主义的“危机理论”：一种批评形式，它不是诉诸于道德损害，而是资本主义的结构不稳定。这位危机理论家说，资本主义是一个有缺陷的经济体系，不是因为它残酷，而是因为它是一个自我破坏的体系，破坏自身的运作机能。

对拉法纳格来说，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能力与产品的消费能力之间的必然不匹配。他认为，资本主义要求工人扮演两个角色：她们需要制造东西，但她们也需要购买东西。最终，这两个角色将产生冲突。假设一种商品生产过剩，从而供过于求。它的价格会下跌。作为补偿，工厂主将削减成本或减缓生产。这意味着她们会减少支付工人工资或解雇他们。消费者需求将进一步收缩，刺激进一步减薪，这将进一步抑制需求。工人和资本家都会困在一个不断缩紧的经济功能失调的陷阱中。

拉法格的创新不是把生产过剩与危机联系起来——这不是一个最初的建议——而是他提出的解决方案。二十世纪的凯恩斯主义改革派提议通过刺激需求来协调生产和消费，而拉法纳格则朝着相反的方向前进。我们应该通过抑制生产来协调；工人应该少工作。因此，拉法格认为懒惰与其说是一种权利，不如说是一种责任。那些逃避义务的人应该为生产过剩负责。“无产者，”他写道，“把自己的身体和灵魂交给了工作的罪恶，(因此)她们使整个社会陷入生产过剩的工业危机，并震撼了这个社会有机体。”（这种傲慢的语气与这篇文章的其余部分一贯轻蔑。）

这个论点形成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危机理论。大多数危机理论家将生产过剩归因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性特征。这支持了她们的论点，即生产过剩不仅是运气不好，也是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这是资本的本质，”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1863年）中写道，“推动生产到生产力设定的极限……没有考虑到市场的实际限制。”如果生产过剩足以导致危机，那么，“资本的本质”也会破坏其自身的生产能力。相比之下，对拉法格来说，生产过剩不是结构上的必然，而是工人阶级短视的结果。

拉法格并不担心抑制生产会导致稀缺。他认为，如果无产阶级设法拒绝劳动，那么懒惰将不会成为一种责任，而是一种违约。如果工人工作较少，作为补偿工业设备将会得到更快地发展；这一趋势最终将导致后稀缺、后工作的田园诗。在这样的世界里的生活将是什么样的，拉法格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比如说）制度设计的细节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认知范围。这标志着拉法格的文章和后工作之间的第三个对比点。拉法纳格主要关注工业资本主义的病态以及如何克服。相比之下，后工作更感兴趣的是提供蓝图，而不是路线图——不那么关心我们如何进入后工作的世界，而是更关心我们一旦到达那里之后如何组织事务。

后工作从一个谜题开始。后工作的理论家们提出“所有人都有自由时间！”但是，如果父母的自由时间只能以孩子挨饿或不清洁为代价来获得呢？如何在照顾所有人的同时确保所有人的自由时间？

为了实现两者，海丝特和斯尼切克做了三个关键步骤。首先，她们认为大量的再生产劳动是不必要的。她们举了熨烫衣服的例子。如果时尚规范变得更宽容皱纹，那么熨烫衣服可能会成为一种可选的古怪行为，而不是一件繁琐的家务杂事。如果照顾某人并不意味着熨衣服，那么照顾和自由时间会更符合目标。

技术摧毁某些强制形式，同时也制定新的命令，而不需要缩减必然的范围。

当然，有些再生产劳动是没有商量余地的；海丝特和斯尼切克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采取了第二步。她们认为，再生产劳动对自动化的抵制，被拘谨的人（和有特权的人）夸大了。有薪酬的护理工经常“指出她们工作中可以有效实现自动化的元素”，让她们有更多时间专注于工作中的真正需要人际联结的部分。海丝特和斯尼切克引用的调查显示，与其他群体相比，退休人员明显更愿意在老年护理中使用机器人。这并不令人惊讶，如果我们记得——海丝特和斯尼切克小心地提醒我们——不应该用感情美化护理关系。许多老年人受到照顾者的虐待。

海丝特和斯尼切克并不是粗糙的技术乐观主义者。她们意识到，技术既可以榨取劳动力，也可以节省劳动力。尽管在20世纪上半叶发生了“家庭的工业革命”，但在20世纪60年代，全职家庭主妇每周做家务（55小时）的时间比1924年（52小时）还要多。社会期望值往往会随着技术熟练程度的提高而上升。如果现在打扫的时间只有以前的一半——好吧，你会被期望打扫两次。海丝特和斯尼切克客观地描述了一个20世纪40年代的洗衣机广告：“一旦衣服放在洗衣机里，”这位高兴的顾客说，“我就自由了……以便去做其他家务。”因此，被自动化的再生产劳动并不能保证有更多的自由时间；我们还必须降低总体标准。（这对像我这样的懒人来说是个好消息：皱巴巴的衣服、毛茸茸的腿和凌乱的房子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低保真的政治抵抗。）

尽管如此，海丝特和斯尼切克对技术和自由之间的关系仍然有稍微粗糙的看法。对海丝特和斯尼切克来说，技术增加了新选择以此扩展了自由的领域。没有洗碗机，我别无选择，只能洗碗。但一旦我有了一台洗碗机——这里他们引用了马丁·哈格伦德的话——“用手洗碗不是一个必然，而是一个选择。”

这个例子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吸引人。我曾经本可以骑马或驾马车从牛津到伦敦，但多亏了内燃机，这种旅行所需的公共基础设施已经不复存在了。美国以汽车为中心的公共基础设施阻止其公民做一些简单的事情，比如步行上班。当涉及到社会管理，技术既增加了选择，又剥夺了选择。技术摧毁某些强制形式，同时也制定新的命令，并不需要缩减必然的范围。

海丝特和斯尼切克可能比大多数人对某些再生产劳动实现自动化更为乐观。但她们对完全自动化并不抱希望。这种技术观点激发了第三步：效率。全球北方的社会基础设施将再生产劳动注入了家庭的封闭空间，这与生物遗传上的亲缘关系和“核”生活安排有关。这种围城阻碍了了专业化和（时间的）规模经济：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厨房时，每个人都要清理自己的厨房。但这样的安排并非不可避免；原子家庭不必作为护理工作的默认场所。相反，我们可能会像二战期间的英国那样，依靠公共食堂——装饰着白金汉宫的艺术品——制作规模化配制的营养餐。（海丝特和斯尼切克指出，这些“英式餐馆”最初被称为“集体餐饮中心”，但这个名字被温斯顿·丘吉尔否决了，因为它“听起来太共产主义了”。）

用南希·弗雷泽提出的三种社会动态来定位这个提议是很有帮助的。首先，是争取社会保障的斗争：对物质保障的要求。二是市场化：社会生活的更多方面商品化的趋势。第三，是争取解放的斗争：要求废除像种族和性别这样的社会等级制度。弗雷泽指出，上述每一股力量在政治上都是矛盾的。家庭和福利国家既是铁拳，也是天鹅绒手套：它们会提供保护，但也会惩罚违反规则的人。市场化滋生脆弱性，但也会提供一条通往自由的途径。你可能像我一样，物质安全更来自自己的赚钱能力，而不是让丈夫快乐的能力。在废除等级制度的过程中，解放斗争可能会削弱社会纽带，从而成为社会保障的基础。

就这种类型而言，后工作试图表明对社会保障的要求——特别是以护理的形式——可以在不影响解放的情况下得到满足。现有的护理服务供给模式严重倾向于私有化：你的护理要么是一种生意（在公开市场上交易），要么是你的私事（家庭事务）。后工作提出了第三种选择：护理应该是公共的。家庭应该被更多地介入——例如，家庭应该共享公共物品和空间——应该不再成为日常护理关系所围绕的重心。因此，护理负担从家庭中减轻了，但没有转移到市场上。何乐而不为呢？

然而，现实生活比这种解决方案所估计的更混乱。公共空间可以很有爱，也可能非常不愉快。我不喜欢打扫我的厨房，但也喜欢不需要别人共享。当我读《后工作》时，正在去爱丁堡看望我的哥哥，我们坐在公交车上谈论它。他对这个更多的生活应该发生在共享空间的想法充满热情。然后，一个婴儿开始哭闹，以至于剩下的路程我们都不能讨论。“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喜欢汽车，”哥哥沮丧地说。

很有可能，别人家哭闹的孩童是一个为了功能性护理基础设施值得付出的代价。但我们无法回避这样的事实，即让我们的生活更公共化是有代价的。除非说服人们，集体餐饮中心提供的生活形式是他们想要的一种生活方式，否则就不可能（民主地）转变到后工作的世界。

再生产劳动被自动化并不保证会有更多的自由时间。我们还必须降低总体标准。

这样的说服是可能的，但这并不是海丝特和斯尼切克真正尝试的任务。她们确实承认，“并不是每个人都对长期居住在完全集体化的生活空间感到舒适，而且许多人想要的不仅仅是躲进一间单人卧室。”而集体生活，她们很清楚，“不能自上而下地强加”。海丝特和斯尼切克认为，如果我们想要自由时间，我们就需要更公共化地生活。但她们认为更集体化生活的理由，其他人可能会解读为反对缩减再生产劳动至最低点。后工作绘制了政治斗争的版图，但并没有开始战斗。

这本书的愿景并没有就此结束。海丝特和斯尼切克意识到，虽然我们可以减少需要完成的再生产劳动的数量，但我们无法缩减到零。因此，除了减轻负担这个主要方法之外，她们还提供了另外两种策略。

首先是将护理工作纳入她们的理想图景：过上美好的生活意味着什么。在一个真正公正的社会中，这一策略表明，护理劳动将不再是异化的，因为我们将重视服务别人——无论是为了其自身利益，还是作为真正有价值的目标的一部分。在第二波女权主义的女同性恋分离主义社区中——女同之地社区、位于俄勒冈州的“妇女共享”——参与者挖沟渠，将牲畜仓库改造成住宅，并从事低技术农业。在其他条件下，这种工作很容易被异化。但是，当护理劳动被纳入一个妇女自由参与的更大的政治目标时，甚至苦差事也变得有意义——这是中介的一种表达，而不是中介的一种限制。

王尔德认为，后工作的乌托邦意味着这样一个世界，我们摆脱了照顾别人的“无耻”要求，从而自由地“实现”我们自己的个性。但王尔德颠倒了因果，海丝特和斯尼切克说。照顾别人并不是对稀缺性的卑鄙妥协；相反，我们可以通过照顾别人来实现自己的个性。

分析派马克思主义学家科恩通过类比说明了这些论点的逻辑。假设我们想要一个有充足的血液供应的世界，而且也没有人被迫献血。这两个目标之间似乎有着紧张关系。但科恩说没有：如果我们创造一种人们想去献血的文化，那么我们既可以有血液，也可以有自由。同样，《后工作》表明，一个公正的社会将塑造其公民的灵魂，使她们想去服务。人们可能会怀疑，形塑灵魂是否真的替代了强迫，而不是强迫的一种特别微妙的形式。但至少在海丝特和斯尼切克看来，这不是邪恶的社会计划，而是一种洞察，即必要的劳动可以根据“更中介性的方式”而构建，从而使其成为一种更有吸引力的消遣。

此外，海丝特和斯尼切克也很清楚任何这种转变的局限。她们不认为打扫厕所可以变成一种享受；他们承认，即使在后工作的乌托邦，一些必要的劳动仍然是个负担。她们说，既然我们“公平地”分配这种劳动，那么它的存在就与自由兼容。因此，她们描述是，一些再生产劳动因为我们对待它的态度发生转变而可能不再异化。但仍会有一些护理工作没人选择。这就带我们来到她们的最后策略：剩余的工作应该公平分配，“根据每个人自己的能力，根据每个人自己的需要”进行分配。

这是一个很好的口号，但在后工作中从未成为一个严肃的提议。假设你工作得比我快，你必须工作和我一样的时间并因此完成更多的任务吗？或者你必须完成和我一样数量的任务，而我不得不工作更多的时间？

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护理工作公平分配，那么就需要一些人被迫去做。

除了缺乏细节，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即使在一个完全公正的社会里，也会有一些人根本不想做任何护理工作：她们更喜欢搭便车，而不是无论如何都要尽自己的分内之事。一旦我们注意到可能的搭便车者，就不清楚后工作社会是否真的可以成为一个自由的社会，至少海丝特和斯尼切克自己是这样理解的。正如她们所说，自由意味着“一个人的生存手段永远不会在其任何关系有风险。”但是，一个依赖每个人公平参与护理工作的社会，如果没有资源来惩罚那些选择退出的人，可能无法生存。如果一个社会有能力施加这样的惩罚，那么这将是一个人的生存手段可能危及其关系的社会。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公平地护理分工，那么就需要一些人被迫去做。

海丝特和斯尼切克可能会承认，完全的自由与照顾所有人并不相容，但至少在后工作的社会里，我们比现在自由得多。（也许更多的政治理论家应该是温尼科特人——聚焦于发展“足够好”的社会。）只要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选择和追求自己的目标，那么，仍然存在必要的分配并不重要：这个时间段并不是属于真正的自己。也许，这些难以处理的片段甚至可以被打包成一个特征，而不是一个问题。

对海丝特和斯尼切克来说，自由和必然就像土地和海洋——一个是好客的住所，另一个是敌对的领地。她们认为，只要有一些灵活性，我们就可以用墙把海洋隔开。而我认为，人类的生活处在潮汐地带——一种介于两者之间且有自己的冲积宝藏的地方。必然可以作为道德学习的一种刺激，将我们从一套狭窄的价值观中摆脱出来或填补它。我们经常发现那些形塑生活和赋予生活意义的事情，只是因为我们无意间介入，而被一处破碎的海滩逼成迂回的路径。是的，我们想创作属于自己的生活。但有些活动的价值在我们尝试之前是不透明的：这无法提前掌握。

演员莎莉·菲利普斯有一个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儿子，她完美地阐述了这一点。“我的生活很丰富，”她说，“据说特殊需求俱乐部没有人愿意加入，但一旦你加入了，你就会意识到你和世界上最好的人在一起。”如果自由领域的扩张是选择领域的扩张，那么完全的自由实际上可能会把我们从某些善的形式驱逐出去。一个只由自我实现组成的生活倾向于创造一种不值得被实现的自我。不想要的工作可以成为一个老师，让潜伏在每个人内心的顽童保持安静。公共生活以教化的深层结构为前提，通过这个结构，我们成为别人的恰到好处的伙伴。

当我们反思必然的两面性——为我们服务的方式，也是破坏我们的方式——就遇到了后工作政治的极限。海丝特和斯尼切克更喜欢的标题——自由时间、自我实现——无法区分强迫的正义形式和不正义形式。

当一个生气的年轻人被父母强迫去摆餐桌时，她的劳动被异化了；她宁愿做别的事情。她的活动是未被选择和强加的；她拒绝认同劳动的目的。但要知道这个青年是否被不公正对待，仅仅知道她摆餐桌的感受是不够的。相反，我们需要问这样的问题：这个青年的工作是否有利于一个面向她的成长的社区？与别的成员相比，社区是否平等重视她的主张和利益？在其政策、优先事项和指导方向上，她有重要的发言权吗？或者这是服务于一个支配她的社区，一个漠视她的主张和利益的同时还胁迫她的社区？

对海丝特和斯尼切克来说，自由和必然就像土地和海洋。而我认为，人类的生活处在潮汐地带——一种介于两者之间且有自己的冲积宝藏地地方。

这些答案改变了强迫的特征产（正如更为复杂的异化理论家所承认的那样）。工作服务于民主社区的人——一个她们作为理事人而不仅仅是作为沉默资源的社区——是不会不公正的，无论她的工作是乏味还是刺激、珍爱还是怨恨。相反，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快乐并不是伤害的解药。因为爱而照顾自己孩子的人可能仍然是一个被剥削的工人。她的爱，虽然让孩子受益，但也让杰夫·贝佐斯和马克·扎克伯格受益，通过创造可以从中获取数据并获利的一种未来的工人和消费者。（这就是资本主义的伎俩：夺走我们的自由，并使之违背我们最深层的利益。）

因为海丝特和斯尼切克把选择作为解放的衡量标准，她们最终对劳动应该嵌入的更广泛的社会关系说得较少。然而，社会关系是正义的真正源泉和齿轮。当涉及到工作时，真正重要的不是我们是否能通过它来实现自己，或者我们是否认同它的目的。扭曲我们行为的是社会关系。如果没有办法谈论这些强力，我们将继续误诊当代工作制度的真正病态。

作者：雷切尔·弗雷泽 (Rachel Fraser) 是牛津大学哲学副教授和迈克尔·科恩哲学研究员。

翻译 门木不不，后现代女权主义者，爱西哲、爱滑板（骨折爱好者）、爱铲猫屎（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