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狗狗的生前死后

英国纽卡索大学的动物考古学者Eric Tourigny有一个很意思的研究对象：宠物墓园里的墓碑。[1]墓葬与动物骨骸都是考古学者考察的对像，作者之前的另一篇文章即是分析一只19世纪大型宠物犬的骨骸。[2]不过墓碑，而且是动物的墓碑，看起来是很新鲜的选择。对学历史的来说，墓碑与墓志都是熟悉的材料，但动物的墓碑应该大部分的人都没想过。

在这篇2020年发表的文章当中，作者收集了英国四个宠物墓园中1,169块墓碑的内容。这四个宠物墓园两个在伦敦、两个在纽卡索，跨越的时间断代从1881年到1991年。大部分墓碑上的讯息很有限，只有宠物的名字与相关年分，少数会有更多的描述，但有限的讯息中仍可以展现主人如何界定与逝去宠物间的关系。

有些墓志(epitaph)会称自己的宠物「忠实朋友与长期伙伴」(A faithful friend and constant companion)，但有些则是以家人的关系自称「妈咪」(Mummy)或「爹地」(Dad) ，像是「这里安息的是亲爱的毛毛，妈咪的小天使」。有些宠物只有名字，如毛毛或小花，但有些则加上了家族的姓氏，如毛毛史密斯，或小花泰勒。也有比较折衷的，在宠物的姓氏加上了引号，或许表现出有点犹疑的心态，究竟这个毛毛的动物能不能算是我们的家人。根据作者的统计，在1910年之前，只有1%不到的宠物在墓碑上被当成家庭成员，但在二次战后，20%的宠物有家庭称谓，而11%有了家族姓氏，到了1970年代，将近20%的宠物有名有姓。同时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二次战前的宠物墓园几乎是狗的天下，二次战后猫的坟墓也多了起来（图1）。

图1 伦敦海德公园宠物墓园的一块墓碑。上面写着：真挚纪念来自Westbourne Terrace街的金洁．布里斯（Ginger Blyth），猫中之王，在1946年3月29日安详去世，年纪24岁又7个月。「他的小生命在安睡中圆满」（莎士比亚）。Ginger是常见的猫名，并且附上应是主人的姓氏。主人引了一段来自莎士比亚剧作《暴风雨》（The Tempest）用来描述生命短暂的句子，虽然24岁在猫中应该不算短寿。
来源：https://maps.app.goo.gl/PrAuLBYuYVwsAL6a8

另外一个观察的重点是墓碑上是否采用宗教的象征符号与语言：狗狗是否可跟主人一样上天堂，最后在天堂与主人重逢？剑桥大学的历史地理学者Philip Howell在伦敦海德公园（Hyde Park）宠物墓园的墓志中看到许多圣经引用，以及与宠物在天堂相逢的期望。如生于1895年、逝于1901年的小狗Tiddy，他的主人留下来的墓志是: 「慈爱为名的祂/岂会不让我们挚友在天上有个家？/不，安排万物至善的祂/定会赐他们在天堂安息」(Shall He whose name is love/ deny our loving friends a home above?/ Nay, He who orders all things for the best/ in paradise will surely give them rest) 。这样反诘的字句说明在基督教的信仰底下，主人不确定自己的宠物是否会有一席之地，但希望上帝以爱为名让他的小狗上天堂。有些墓志则表达在未来与宠物在天上重逢的期望。如逝于1901年的小狗Wee Bobbit，他的主人留下这样的句子：「当我们孤独生命走到尽头/灵魂离开尘世漫游/希望他会在那里等着/欢迎我们归来」(When our lonely lives are o'er/ and our spirits from this earth shall roam/ We hope he'll be there waiting/ to give us a welcome home)。[3]根据Tourigny的统计，这样的宗教与死后生命的表达愈来愈多。在1910年以前，仅1%的墓碑上有宗教象征或提到天堂，但在二次战后，约有20%的墓碑有这样的字句。

Tourigny的研究表现出人与宠物亲密的情感，将它们视为亲人，甚至投射死后世界的期望。之前的研究认为英国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的居家生活与宠物更为亲近。如Philip Howell就以英国十九世纪的偷狗案与街犬之家来说明这些之所以成为问题，便是因为空间上狗被带入家庭。[4]墓碑上所见的状况可以说是这种趋势的延续，宠物不但在家庭，甚至被当成家人。

二、宠物死后的居所

不仅是墓碑，宠物墓园的出现本身就很有趣。人类的坟墓是考古学者、人类学者与历史学者都很注意的场所。坟墓作为埋存逝者尸骸的场所，让生人与死人间建立了连结。生人可以藉由坟墓记得死人，关于死者的记忆、死者的影响，可以在死后继续下去。也因为如此，坟墓对家族或更大的社群特别重要。启动所谓传统或历史的是对死者的记忆，而藉由坟墓等象征分享的共同记忆，则可以是让群体维持连结的核心。特别是在横向（空间）与纵向（时间）传播的媒介都较有限的时期，定期或日常在物质性的坟墓（或其它共同逝者的象征，如神主牌与纪念碑）所做的仪式是凝聚群体的重要依据。[5]也因为如此，坟墓的形制就特别重要。作为一种象征符号，坟墓一方面表现出对死后世界的想像，一方面则是生死之间的连系。

宠物被认为需要有坟墓，甚至埋葬在墓园，是很特别的事情。动物可能会成为人类的陪葬品，或者在人类的坟墓中会有动物甚至是宠物形像的装饰（图2）。这样的装饰可以代表人类与动物的连结，乃至于情感连结；用此呈现死者生前的形像，或者将这些动物带入死者的死后世界。然而逝去的宠物有自己独立的坟墓，则意味着它需要有个被活着的人记忆的场所。而墓园的出现则代表这不只是宠物与单一饲主的连结，无论表示哀悼的仪式或对死者的记忆都可以是公共的。饲主公开展示对宠物的哀悼情感，对宠物的记忆需要延续下去，也可分享给饲主以外的人。

图2 西元1世纪中叶来自罗马的骨灰坛。死者名叫Caius Iulius Saecularis，他的双手分别拿着蝴蝶与孔雀、双脚旁边有狗与猴子、两边花果的装饰有鸟。狗常出现在墓葬相关的装饰中，特别当墓主是小孩的时候。来源：作者自摄于国立罗马博物馆（戴奥克里先浴场）Museo Nazionale Romano, Terme di Diocleziano

在有宠物墓园出现之前，宠物死掉后可能埋在自家的花园（如果家里有花园的话）或后院，或是用其他方式处理宠物死去的躯体。然而在十九世纪末的伦敦、巴黎与纽约都出现了专门给宠物的墓园。其中最早的1881年伦敦海德公园宠物墓园，起始于一名饲主得到海德公园守门人的允许，把他的玛尔济斯犬Cherry葬在公园里的花园，随后许多饲主纷纷把爱犬葬在这里。[6]至今仍在营运，从1896年开始的纽约哈茨戴尔（Hartsdale）宠物墓园，则是因为纽约由于卫生问题不准人在市区埋葬自家宠物，一名著名的兽医Samuel Johnson提供自家在郊外的果园让他哀伤的客户埋葬自家逝去的狗，而吸引大批饲主请求将自己的爱犬埋葬在这里。当地以养马出名的名媛Emily Berthet捐赠她的土地，与兽医师一起成立这个宠物墓园（图3）。

图3 1905年9月3日《纽约时报》对纽约哈茨戴尔宠物墓园的报导〈在这里纽约的时髦狗狗们找到最后安息之地〉（”Where New York's 'Smart Dogs' Find Last Resting Place ”），报导中也引用不少墓志，视为新奇的现象。

这里特别需要留意的是社会背景，这些十九世纪下半专门给宠物的墓园都在大城市出现。坟墓在哪里一直有许多方面的考虑。在大城市中出现的公共墓园，无论是人类或动物的，常有公共卫生的考量。在后院或家附近埋葬尸体不太能被人接受，因此需要空旷的地区集中处理。想要纪念自家宠物的饲主无处可去，而人类的墓园也不能接受动物，因此专门给宠物的墓园一出现马上变得热门。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在纽约或伦敦的宠物墓园可以说是都市化的产物。而所谓都市，站在动物与人类关系的立场来说，就是人类密集居住的地方。在人类居住较不密集的地方，人类与必须维持关系的动物（包括家畜与宠物）有一定的亲近距离，但在人类高度密集的都市，人与动物的关系显然有所不同，包括死去的动物应该如何处理。

不仅是死后，这些埋在宠物墓园的猫猫狗狗们，生前也多活在都市中产阶级、且可以负担宠物葬礼的家庭里。无论Howell与Tourigny都注意到这点，他们研究中所表现出对宠物的看法，与特定历史脉络与阶级背景相关。这一群在城市中出现的中产阶级对家庭与对宠物都有与过去不同的发展。以往我们可以看到不少贵族阶级溺爱宠物、为宠物办隆重葬礼的轶事。但墓碑所展现的社会性史料说明在十九到二十世纪的伦敦中产阶级也有想纪念宠物、为宠物办葬礼、建坟墓的需求。他们把宠物视为家户与家人的一部份，并且会希望宠物可以上天堂。

三、从人到动物

以上对于宠物墓园的研究，应该可以算是动物史的一部分。动物史是近几十年来讨论很热烈的领域。美国的大学出版社有动物史的书系、[7]几家大型出版社出版相当于是领域统整的读本，[8]而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也在2023年九月底公布将出版专门为动物史的新期刊Animal History，预计第一期在2025年出刊。台湾近年也有不少动物史的相关讨论。2003年李鉴慧在《中外文学》主编「动物研究」专辑，而2020年6月出刊的《成大历史学报》第58号「动物史专号」由李鉴慧主编，除了专题论文之外也出版、翻译了西洋动物史名家Philip Howell与Hilda Kean的论文，并由李鉴慧与郑丽榕分别撰写动物史学与台湾动物史研究的回顾。[9] 2020年郑丽榕的《文明的野兽：从圆山动物园解读近代台湾动物文化》以及今年（2023）九月甫出版，由侯嘉星主编的《物种与人类世：20世纪的动植物知识》，都是近年动物史研究的代表作。[10]

动物史研究发展至今已有一些被经典化的著作，如Keith Thomas的Man and the Natural World (1983)与Harriet Ritvo的The Animal Estate (1987)。[11]在研究社群内部也有关于研究方法与定位的讨论，如从人类与动物的关系出发(human-animal history)或以动物本身为中心（方法上又如何以动物为中心）、如同其它底层研究一样讨论动物是否具有能动性（agency），以及动物权利与福利在学术研究中的位置等等。不过最常被提出的问题之一，还是「什么叫做动物史」？是不是研究主题有碰到动物的都可以称做动物史呢？如果是这样的话，研究者又要怎么来说明这些研究做为一个总体的领域来说有重要性？这样的一个领域有没有基本的关怀？

当然这篇只是觉得研究宠物墓碑有意思而开始的文章没办法回答这些大问题，不过从研究人类历史的普通历史研究者出发，比较在意的还是从人与动物关系出发的历史研究。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动物史的研究似乎可以粗糙的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人类社会中实体的动物，一类是概念中的动物。

假使从人类历史发展来看动物的位置，很重要的一点似乎可以从能源史出发。忘性很快的人类学徒有时会忽略在十九世纪之前兽力是人类主要的能源之一。人类对自然界的利用有许多动物在「做牛做马」，耕种与运输，而扩大人类生活空间，留下「马力」、「骑马民族」等重要的历史名词。动物的肉、蛋、奶等产品也提供人类饮食，也可广义的是为能源循环的一部份。从人类观点出发，驯化的动物在人类历史中显然有重要的角色，也是传统史学研究一直有注意的地方。

而随着人类生活空间的扩大，人类也与未驯化的野生动物有更多接触，人类的介入可能给这些物种带来生存危机，如中国的大象与鳄鱼。近来的疫情也再次提醒人类与动物互动的另一种面向，从环境史进入医学与疾病史。如JRMcNeil的名作《蚊子与帝国》讨论美洲加勒比海生态环境的变化特别适合某些传染疟疾与黄热病的蚊子繁殖，这些疾病在这个地区的征服与革命扮演一定角色：有时候削弱了殖民者的力量，有时候攻击了欧洲送来平定叛乱的援军。[12]至于如宠物这样并非工具性、而又更深入人类社会的「伙伴动物」（companion animals），则又提供了另一种更复杂的讨论方向。对宠物的研究几乎可成为另一个大分支。[13]

如果从概念中的动物来看，许多研究集中在人类对于动物的知识。这些知识可以出于利用为目的，例如挑选与判别动物的相马术（图4）、改造或繁衍动物的育种与养殖、动物的营养与药性等等。有些知识不直接涉及利用，而是对于自然界之动物的采集、辨别、观察与分类。而当人类生活空间扩大，对域外与未知动物的好奇与理解，如何在既有的动物知识系统中融通新的动物知识，这些动物知识的流通与演进，也吸引许多研究者注意。作为科学史或知识史的一部分，人类对动物的认识可以有不少发展的课题。

图4 元代「相马良法」，《事林广记》西园精舍本，别集卷11。来源：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

有许多研究主题是人类对动物这个概念的讨论，无论在科学、神学、道德上，人与动物的分别在哪里、有什样的关系，是包括Keith Thomas在内的学者探讨的课题。透过动物去想人、或者透过人去想动物。作为人类亲近的邻居，人对动物的定位与想像也影响动物作为人类社会的象征符号。无论在文学、在政治、或者在文化的各种层面，动物常常被拿来赋与各种意义。如动物一直是徽章、吉祥物的重要主题（图5），可以是村落的图腾，也可以是国族的象征；可以是道德训诫（三只小猪），也可以用来陶铸认同（台湾黑熊）。即使是人类与多数动物不那么亲密的现代社会，拟人的动物仍是儿童的主要读物，日常生活中仍随处可见符号化的动物。而如动物园、博物馆、马戏团、水族馆等各种让人观看动物的机构，则是将动物抽离原来的生活环境，系统化地展示并重现人类对动物的知识分类、象征体系与权力关系，是将概念上的动物在人类社会中传递的一环。

图5 2014年中华职棒各队吉祥物：猿气小子、莱恩、玛莎、大义。来源：台湾棒球维基馆https://reurl.cc/3ebeo0

四、从动物到人

以上是从人与动物的关系出发，简单地以实体与概念来统整动物史可能主题的位置，而当然在实际的讨论也未必就以此为限。作为一个不是动物史，而是对（人类）社会史比较有兴趣的历史研究者，「狗狗上天堂」的墓碑研究带给我一些对人类历史的想像。这些想像未必是所谓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或物种主义（speciesism）的反思，而是从动物研究触发的思考。

Tourigny与Howell对宠物墓园的讨论带来的第一个思考应该就是文中讨论很多的宗教。神爱世人，但会不会分一点爱给人类的好朋友。伤心的饲主不只将自己的信仰投射在宠物身上，也使用原先给人来仪式来纪念伙伴动物的逝去。而从葬礼到坟墓牵涉一系列的仪式以及仪式背后的象征意义，若将主角从人改成非人会有什么影响？我们可以怎么诠释这些仪式中应该变化与可以保留的部分？或者说这些墓葬与仪式更主要的意义是表达饲主的情感，重点在形式而不是内容？从这些对人类墓葬与仪式的挪用，是否也可让我们更认识仪式本身，以及仪式实践的意义？

第二个让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家庭的意义。如果从长期历史看来，家庭的样态是随时间改变的。家庭成员的组成当然不仅只是血缘关系，姻亲便是由习惯或约定（婚约）加入家庭，而收养则更是姻亲以外加入家庭的约定。从当时对宠物的亲属称呼到现在常见的所谓「毛小孩」，这种将宠物视作家庭成员的想法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传统上家庭被认为是生育或生产的单位，然而日常共住与情感交流似乎愈来愈有重要的角色。以往在历史研究中，「情感」被视为是不重要或难以研究的问题。然而伙伴动物在近现代以来与人类建立的情感连带，不仅从动物史的一边看是一种不同以往的人与动物的关系，从人类历史的一边看，也是一种特别的现象。这种跨越物种的情感关系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可以建立，甚至在公众被认可或鼓励，乃至容许称为家人或特别成立墓园，应该也是值得讨论的历史问题。其中可能牵涉到对动物看法的变化，但也可能牵涉到如家庭型态改变等社会与文化因素。由于早期对动物史的研究集中英国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宗教与科学的辩论，以及十八世纪以来重视情感的「感伤主义」（sentimentalism）被认为是重要因素。然而在不同时代与不同地域的发展如何，则让人感到好奇。

看来阻止宠物成为人类家庭一员的障碍还是物种。如果在实际生活与认知，乃至于上帝都接受了的话，那么就是法律上的问题了：动物不是自然人、不是权利主体（虽然动物权或动物能动性的支持者可能不会同意），在法律上也不能成为家庭的一员。之前我被最多人看过的文章或许是〈猫儿契〉。至少流传于14到16世纪的「猫儿契」是一种特别的契式，在西王母、东王公的见证下约定猫儿到了新家后要守规矩，不要乱跑，并且履行抓老鼠的任务，否则就要受笞鞭（图6）。原本藉由这个契式我想讨论的是「契约」究竟是什么：什么事可以用契约约定、契约如何有效力，以及谁可以订契约。猫儿契虽然看起来有契约的形式，但在现代眼光底下不会被当成契约，且让读者觉得很有趣，最大的原因应该是契约见证人是神明，而约定的对象是猫。当时猫儿契在类书中也不放在文书，而放在畜养的类别底下。加上它特殊的书写方式，因此看起来更像是涉及神通的符咒，不是契约文书。不过这种不是契约文书的文书却在这段时间内被多本日用类书记载，或许代表虽然以现代法律的观念去看猫儿契不是一张契约，但在民间这张契约不见得没有意义。无论是中国古代以来与幽冥世界订约的「买地券」与猫儿契，都是人与非人（动物、神鬼）的文字约定，而即使是人与人之间的约定，有时也会邀请非人（如神前立誓）参与。认为这些与非人订的契约不算数，究竟是因为这些契约只是将人间的规则加在与非人之间的关系上，还是现在被承认的人间契约其实是一种历史发展，在某些条件下逐渐将这样的约定形式限制在某些对象与某些事情上？

图6 元代「猫儿契式」。来源：《新刊阴阳宝鉴克择通书》前集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页767。

同样地伙伴动物进入人类家庭，与人类建立紧密的情感联系，也是一种值得注意历史现象。从户籍登记中被作为事产的「黄牛二头」，到墓葬中被视为家人的猫狗，到如Science文章提到的纽约市从2016年开始准许宠物与饲主同葬。如果我们记得在19世纪末纽约的宠物墓园是因为禁止在市内埋葬宠物而出现的话，这些法规、礼制、概念与生活实践的变化，都可以让我们从历史中思考人类（与非人）社会中的家庭、亲属、情感与关联性（relatedness）。

余论

人们关怀的主题常常从自身经验出发。如果不是养了狗，我不会觉得这篇论文有趣，也不会接着去想这些问题。记得开始养狗时，阅读众多养狗指南也让我觉得趣味盎然。一方面是教养与教育的方法让我想到童蒙书籍与各种人类教育的讨论（看书养小孩与看书养狗）。另方面是这些帮助伙伴动物成为伙伴动物、教导它们如何融入人类生活，当一只好狗狗的训诫，都让人思考当代人类社会有哪些规范，人与人之间的「礼貌/文明」（civility ）有哪些，又应该如何延伸到人与非人之间。这些帮助一个非人在人类生活中的耳提面命可能就是当代人类社会最优先的基本规则。

这篇文章也在家中小狗的监督与陪伴之下完成，虽然不能列为第二作者，但要在文末提及他的贡献（图7）。

图7 本文协同作者阿蛮。来源：作者摄于自宅。

注脚

[1] Eric Tourigny, “Do All Dogs Go to Heaven? Tracking Human-Animal Relationships Through the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Pet Cemeteries,” Antiquity 2020 Vol. 94(378): 1614-1629. 又可参考Science的报导David Grimm, “Dogs and Cats Became Family—and Got Their Shot at Heaven—After World War II, Gravestones Reveal,” Science 20 ^th Oct., 2020.

[2] Tourigny E, Thomas R, Guiry E, Earp R, Allen A, Rothenburger JL, Lawler D, Nussbaumer M., “An Osteobiography of a 19th-Century Dog from Toronto, Canad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steoarchaeology 2016 , 26 (5), 818-829.

[3] Philip Howell, “A Place for the Animal Dead: Pets, Pet Cemeteries and Animal Ethics in Late Victorian Britain,” Ethics, Place & Environment 5:1 (2002), 5-22.

[4] Philip Howell, At Home and Astray: the Domestic Dog in Victorian Britain (Charlottesvil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15).

[5]参考李仁渊，〈Remember Me：记忆亡者之物〉，《历史学柑仔店》。

[6] Eric Tourigny, “Do All Dogs Go to Heaven?”

[7]如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的” Animals, History, Culture”与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的”Animalibus: Of Animals and Cultures.”

[8]如Routledge出版的Routledge Handbook of Human-Animal Studies (2014)与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Animal-Human History (2019)、Ox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的The Oxford Handbook of Animal Studies (2017)与De Gruyter出版的Handbook of Historical Animal Studies (2021)、

[9]菲利浦•郝威尔（Philip Howell）着、李鉴慧译，〈一个「全球的」宠物史会是什么模样？〉，《成大历史学报》58（2020），1-20、希尔妲‧基恩（Hilda Kean）着、卢耕尧译，〈动物史学〉，《成大历史学报》58（2020），207- 230、李鉴慧，〈由边缘迈向中央：浅谈动物史学之发展与挑战〉，《成大历史学报》58（2020），53-264、郑丽榕，〈台湾动物史书写的回顾与展望：以近二十年来为主的探讨〉，《成大历史学报》58（2020），233-251。

[10]郑丽榕，《文明的野兽：从圆山动物园解读近代台湾动物文化》（新北：远足文化，2020），侯嘉星主编，《物种与人类世：20世纪的动植物知识》（台北：前卫，2023 ）。

[11] Keith Thomas, Man and the Natural World: Changing Attitudes in Engl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与Harriet Ritvo, The Animal Estate: The English and Other Creatures in the Victorian Ag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12]如JRMcNeil, Mosquito Empires: Ecology and War in the Greater Caribbean, 1620–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13] Tuan Yi-Fu, Dominance and Affection: The Making of Pet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Erica Fudge, Pets (Stocksfield: Acumen, 2008); Ingrid H. Tague, Animal Companions: Pets and Social Change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University Park: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