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5月3日，东京一个温暖的春日早晨，在澳大利亚籍庭长W.韦伯爵士的主持下，法庭全员起立，11位法官步入法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来自各盟国的法官们在一百多名日本观众和几乎同样多的各国记者的注视下出庭。这距离日本向盟军投降还不到一年；几天前，法庭首席检察官对日本战时军事和文职领导人提出了55项指控。

二十八名被告坐在法官面前。其中包括东条英机，1944年年中之前的日本首相。东条对这儿的环境了如指掌。战争期间，这座日本陆军省大楼曾是他的办公室。现在他的办公室却被掌握着他生命的法官们使用着。东条或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忘记这一讽刺之处，以及法庭之上的其他讽刺之处。

特别是与纽伦堡审判相比，“东京审判”在西方很少受到关注。当西方人回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们关注的是欧洲战场：法国的陷落、不列颠之战和诺曼底登陆。当他们真正把目光投向亚洲时，他们往往会停留在欧美国家的经历上，比如1942年英国将新加坡拱手相让给日本，或者塞班岛和硫磺岛血淋淋的海滩。美国人记得日本的原子弹轰炸，但不是为了哀悼平民的苦难，而是为了纪念战争的结束或思考核时代的到来。

加里·巴斯（Gary Bass）的《东京审判》（Judgment at Tokyo）一书气势恢宏，让人对战争和占领下的亚洲经历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展示了这次审判如何在战后亚洲政治和战后全球人权制度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巴斯是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和国际事务教授，深入研究了人权理想与政治的交叉点。他过去的新闻工作经历：曾任《经济学人》记者，为他的文字带来了清晰特质与闪光点。《东京审判》的写作既有该主题应有的严肃性，又不乏诙谐。(巴斯写道，苏联法官的英语并不差，至少他还知道 "bottoms up "这个词）。

400多名证人讲述了日本的帝国主义暴行和一连串令人毛骨悚然的暴行。被告们也都出庭作证。巴斯在一个特别生动的章节中描述了东条镇定、轻蔑的证词；他把首席检察官约瑟夫·基南驳得无法招架。东条的证词以及印度法官拉达比诺德·帕尔（Radhabinod Pal）提出的异议，帮助创造了战后日本保守派所拥护的强有力的反主流叙事。

这些日本保守派和其他许多人都嘲笑东京审判是“胜利者的正义”。但《东京审判》一书将这次审判描述为一次有缺陷但令人钦佩的努力。巴斯既不是一个乐观的理想主义者也不是嘴角上翘的愤世嫉俗者，他展示了自由主义的理想是如何塑造了盟军为公正结束二战所做的努力。但他也揭示了这些理想是如何被政治和军事现实所牺牲的，其中最突出的是盟军决定让裕仁逍遥法外。

《东京审判》一书的核心问题是，历史应该如何评判一场既不是袋鼠法庭，也不是它所试图代表的原则典范的审判。这个问题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与当代关于美国及其自由派伙伴所倡导的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的辩论有着深刻的关联。对这一秩序的批评者将其 "规则 "语言斥之为披着理想主义外衣的冷酷现实政治。而巴斯则通过对东京审判的探讨，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令人惊讶的视角来思考这一争论。他的描述表明，在国际政治中，对理想主义的追求总是与实用主义和自身利益相冲突，需要权衡利弊，也会激起怨恨。

编者注：袋鼠法庭或者袋鼠审判（英语：kangaroo court , kangaroo trial）是一个英文独有的名词，用于一些让人认为不公平的法庭审判或裁决。

袋鼠法庭一词起源于19世纪美国，当时一些法官在偏远地区巡回办案，其收入来自办案数量甚至被告的罚金，因此将这种到处奔跑办案而不重视公正的法庭称为袋鼠法庭。美国最高法院1967年的判决书中也曾使用这个词："Under our Constitution, the condition of being a boy does not justify a kangaroo court."。

因为袋鼠可以决定自己的育儿袋中的幼儿，所以用袋鼠法庭一词来隐喻部份国家的法庭中法律没有得到良好贯彻，法律就像袋鼠育儿袋中的幼儿一样被人为左右。也有释义认为袋鼠法庭是比喻法庭的幼稚可笑，因为在早期人类的眼中，袋鼠是比较可笑的动物。

战争故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开启了一个西方叙事的幻想创作时代。美国人和西欧人将1944年盟军入侵诺曼底视为战争的转折点，尽管是苏联人在东方击败了大部分德军。1944年8月，戴高乐在香榭丽舍大街游行，仿佛是他刚刚解放了法国。战争结束后，意大利人将他们的士兵缅怀为勇敢的绅士：优秀、正直的人，他们对德军的残暴行径不用背负任何责任。

战后亚洲也出现了对政治有用的叙事。今天的美国学童了解到，是在广岛和长崎遭受轰炸后，裕仁无条件向美国投降。但巴斯告诉我们，即使美军烧毁了60多座日本城市，并用原子武器摧毁了剩下的两座城市，战争的结束仍然是一场谈判。在这场谈判中，胜利者被迫做出咬紧牙关的妥协。(对于那些讨论乌克兰战争可能如何结束的人来说，尤其是对于那些坚持认为俄罗斯可以被迫放弃其全部战争目标的人来说，本节是重要的参考材料）。

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关键条件是裕仁不受惩罚。将裕仁排除在法庭起诉之外的决定激怒了许多法官和盟国公众，他们认为裕仁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谋。但美国军方领导人担心，日本战败后会出现民众的暴力叛乱。麦克阿瑟警告说，裕仁是 "团结所有日本人的象征，摧毁他，国家就会解体"。因此巴斯写道："尽管裕仁参与了其政府关于向亚洲各地扩张以及偷袭珍珠港的大部分审议工作......但战争结束时，裕仁仍呆在皇宫里，而他的下属则被拖进了被告席"。

赦免裕仁天皇的决定导致日本精英和建立日本战后占领的美国官员联手创造了一个关于裕仁天皇无罪的神话：正如巴斯所说，“净化”裕仁天皇的战时角色。日本媒体（战争结束后受到美国官员的影响和审查）与东京审判的被告一起编造了一个无助的傀儡领袖被侵略性的军事领导人逼入战争的故事。为了在这个神话中扮演自己的角色，裕仁在1946年表示，他“实际上是一个无能为力的俘虏”。

巴斯不这么认为，他在《东京审判》一书中对裕仁神话进行了进一步的打击，赫伯·比克斯的《裕仁与现代日本的形成》和约翰·道尔的《拥抱战败》对裕仁神话进行了进一步的打击。巴斯最有力地说明了裕仁的无助只是一个神话，他讲述了神话被意外戳穿的一个瞬间，讽刺的是，戳穿神话的是神话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巴斯写道，东条在作证时，有一次 "说漏了嘴"，他说日本政府是 "按照天皇的意愿 "参战的。首席法官指出了东条的失误，法庭上 "一片愕然"。

法庭的疏漏

许多人认为裕仁天皇的有罪不罚是导致东京审判成为政治项目上的原罪。法国法官亨利·伯纳德（Henri Bernard）发表了一份异议，他认为，如果日本军事领导人犯有共谋罪，那么该共谋 "有一个逃脱了所有起诉的主谋"。除了说明审判如何在天皇一案中违反了个人责任原则，巴斯还展示了审判在许多其他方面没有达到合理的法理学标准。

早些时候辩护律师就 "对法院的司法管辖权提出了激烈的挑战"，认为 "法院本身并不是由适当人员组成的，其章程中的一些罪行并不是犯罪"。巴斯写道，作为回应，笨手笨脚的基南面红耳赤（据中国法官梅汝璈观察，基南的脸色几乎整个发紫了），并抗议人类不应 "将自己置于法律戒律的束缚之中"。首席法官威廉·韦伯（William Webb）最终宣布，"稍后 "将给出法院管辖权的正当理由，但这个理由从未给出。

巴丹死亡行军

该审判还违反了司法独立的规范，因为许多法官都与本国政府密切协商。它还违背了 "一个人不应该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 "这一法律准则。在重庆，梅汝璈法官曾饱受日军轰炸之苦，而菲律宾法官贾拉尼拉则经历了1942年的巴丹死亡行军。

该审判也选择性地忽视了侵犯人权的行为。在日本战时的 "慰安妇 "计划中，成千上万的亚洲妇女被囚禁在前线的妓院中，并多次遭到强奸，但没有人因此被起诉。如果审判能揭露这些暴行，本可以帮助加强禁止暴力侵害妇女和性贩卖的规范。恰恰相反的是，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亚洲女性的身体继续在东南亚的性旅游和美军基地周边兴起的卖淫活动中被不断商品化。

遗漏的清单还在不断增加。法庭放过了日本中将石井四郎，他是731部队的负责人。这个秘密生物武器项目对中国平民和士兵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医学实验，并蓄意向中国城市释放鼠疫，造成25万人死亡。石井幸免于被起诉，他与美国军方达成了协议，这样美国军方就可以学习巴斯口中石井的 "可怕的专业知识"。

该法庭还抹杀了战争中的日本受害者。巴斯写道，"在苏联的囚禁中，日本战俘死亡人数惊人"。书中还探讨了日本人在美国常规轰炸和核轰炸下遭受的苦难：巴斯指出，在不同的战后解决方式下，这些轰炸可能会被视为战争罪。美国将军柯蒂斯·李梅（Curtis LeMay）多年后感叹道，"幸运的是，我们是胜利的一方。”

巴斯描绘的审判往往是由帝国塑造的，并渗透着种族主义。他认为，"日本领导人将被起诉，不是因为攻击了缅甸、马来亚或新加坡，而是因为攻击了英联邦"。帝国还决定了谁能在审判中发表意见。"荷兰人会为印尼人说话，法国人会为越南人说话，而朝鲜人根本没人替他们说话"。

印度法官帕尔的“巨大异议”拉开了此类主题的帷幕。巴斯指出，帕尔的反对意见长达1000 页，是 "唯一一份明确将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视为世界政治主要议题的东京判决书"。鉴于苏联战后对东欧的残暴统治，帕尔抨击了苏联的虚伪。但他 "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态度同样尖锐"，巴斯指出："帕尔的异议中写道，如果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统治是一种国际罪行，那么许多强国都是彻头彻尾的罪犯。”

帕尔表达了法庭设计者宁愿掩盖的想法，但巴斯也表明帕尔的异议包括令人不安的主题。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对帕尔的意见感到震惊"，他称帕尔的意见是 "对日本过去三十年行为的辩护"。巴斯写道，帕尔对日本暴行的轻描淡写成为战后日本保守派反主流叙述的一个突出特点。

公平辩论

然而尽管审判存在缺陷，巴斯指出，“进行审判这一事实非常了不起。” 东京审判的深远贡献之一是它如何照亮了那些没有走的路。麦克阿瑟希望设立一个仅由美国法官组成的法庭，审判偷袭珍珠港的东条英机等人。复仇心切的盟军公众以及领导人则倾向于 "用更简单的方法对付日本领导人：杀了他们。"

由于其广泛的证人证词和多样化的法官，这次审判帮助建立了一部虽不完整，但却更加丰富的亚洲战争史。法官们不是某个人的侄子，而是他们国家最优秀的法律人才。荷兰、法国和印度的法官们坚守法律原则，并提出异议，蔑视本国政府倾向的裁决。被告获得了 "某种形式的正当程序和法律程序"，巴斯写道，日本和美国的辩护律师具有 "强烈的专业意识"，"全力以赴地为他们的日本客户辩护"。日本人对本·布拉克尼（Ben Blakeney）--一位曾担任两名日本被告辩护律师的美国陆军少校律师提出质疑，因为对日本政府的起诉书声称在珍珠港杀害美军等同于谋杀。而布拉克尼认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 "我们需要知道那个在广岛投下原子弹的人的名字"。

巴斯认为，东京审判对世界和日本都起到了重要的教育作用。巴斯写道，审判 "使侵略中国和攻击美国等日本的灾难性决定受到了严厉的谴责"。当日本人民从目击者的证词中了解到 "南京和马尼拉惨遭屠杀 "以及日本军队 "大规模强奸平民妇女 "时，他们 "震惊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审判能更多地突出亚洲国家而不是其殖民者，并同时揭露盟军的暴力以及盟军的苦难，那么历史记录将会更加丰富。但通过揭露这些侵犯人权的行为，审判为历史记录做出了贡献，有助于诋毁日本军国主义外交政策，并使自由派学者和政治领袖有能力反击那些试图否认日本侵犯人权行为的人。

《东京的判断》的一个有趣的元素是它关注到偏离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做法也可能促进了战后的稳定。在裕仁逍遥法外的问题上，巴斯鼓励读者考虑实用主义的优点。没有人知道审判裕仁是否会引发叛乱。但在战后，"几乎没有任何有组织抵抗的迹象"，巴斯写道；日本人自己监督了大规模的复员事业。日本后来实现了惊人的经济增长，跻身世界最繁荣国家的行列。

回到未来

巴斯写道，他的书"旨在让读者自己去思考审判是如何进行的以及它意味着什么"。 他太谦虚了。他的贡献远远超出了20世纪40年代的东京这一范围，为有关自由主义和国际政治的持久争论提供了线索。

正如盟国在东京审判期间所做的那样，美国领导人及其盟友和伙伴今天经常将其外交政策描述为旨在维护一套能够促进世界和平的客观规律，而不是植根于自身利益。例如2022 年，德国总理奥拉夫·肖尔茨 (Olaf Scholz) 在一篇文章中宣称，西方政府只想维持“将权力与规则结合起来并对抗修正主义行为的全球秩序”。同年，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将自由国际秩序描述为"世界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共同建立的秩序，以管理国家间关系、防止冲突、维护所有人的权利"。

巴斯写道，二战后许多日本人认为 "所有关于法律的花言巧语都是障眼法"。如今世界各地的批评者也对那番自由主义的言论嗤之以鼻。在美国入侵伊拉克20周年之际，有外交发言人称美国领导的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比 "丛林法则 "好不了多少。2022年10月，俄罗斯总统普京抱怨说，"我们听到的都是西方在坚持基于规则的秩序"，并补充说，"这到底从何而来？谁见过这些规则？谁同意或批准了它们？普京还认为，"只有在决定得到联合国批准的情况下，使用武力才能被认为是合法的"，他在2007年时也是这么说的。

纪念日本战争死难者

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些领导人的立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得到了一些国家的默许，当然也没有得到联合国的授权。然而他们的批评在当今世界引起了共鸣，根据塔夫茨大学弗莱彻学院正在进行的一项研究，美国自1990以来已使用武力超过100次，而且往往未经联合国授权。尽管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忽视了主权原则，但却在乌克兰大肆宣扬主权原则，这引起了人们的共鸣。当华盛顿一边吹嘘自己遵守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贸易秩序，一边却利用自己在这一秩序中的影响力打压伊朗和俄罗斯的经济，将某些国家从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剔除，并对特定国家的产品征收世界贸易组织认为不合法的关税时，这些批评也会产生共鸣。

自由主义下的国际秩序支持者认为，它的矛盾和虚伪实际上是希望的基础。正如学者马蒂亚斯·斯佩克托今年早些时候在《外交事务》中所写的那样，"西方的虚伪可能是有益的"，因为它 "要求西方各国的政策制定者在面对自己未能履行道德承诺时做出正确的回应"。因此斯佩克托认为，“西方国际秩序能够学习、适应和发展。” 在这种 "疑罪从无 "的呼声中，人们想到了东京法院，它曾向全世界保证，其管辖权将在以后得到解释。尽管审判出现了惊人的挫败，审判还是继续进行，但在当今世界，美国不再掌管国际法庭。

作者简介：詹妮弗·林德 (JENNIFER LIND) 是达特茅斯学院政府学副教授，也是哈佛大学赖肖尔日本研究所的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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