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拉•阿尔沙米是英裔叙利亚作家和活动家。她致力于叙利亚保护人权的事业，参加跨国的人权团结运动，并与罗宾•亚辛•卡萨比合著了《燃烧国度：战火与革命中的叙利亚》一书。她同样以对西方左翼“反帝傻瓜”这一批评而闻名。

对绝大多数乌克兰人来说，2011年以前的叙利亚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阿拉伯国家；但当叙利亚战争爆发后，这个国家便成为了我们不想看到乌克兰重蹈其覆辙的一个象征。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和北非其他（在阿拉伯之春中被推翻的）类似政权有什么不同呢？

历史上，阿萨德政权对任何异议的回应永远是暴力镇压。上世纪70年代，叙利亚爆发了反对哈菲兹•艾尔•阿萨德（现任叙利亚总统的父亲）的运动。这场运动一开始是多元的，但穆斯林兄弟会在反对者被迫聚集于哈马城后领导了这场运动。阿萨德政权下令动员空军力量彻底摧毁这座城市。有2万到4万的市民被杀，还有数千人在监狱中从此消失。

2011年，反对叙利亚当局运动大规模爆发。许多叙利亚人对时局十分乐观，认为总统巴沙尔•艾尔•阿萨德会推行改革。他已经掌权了十年之久，许多人巴沙尔他不同于他的父亲，是一个更具有全球视野的改革家。在巴沙尔初执政时，他声称要开展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主要聚焦于经济领域而非政治领域。但到最后，巴萨尔对人民诉求的回应仍沿用了老路子，也就是威胁人民向当局屈服。

在巴沙尔掌权的第一个十年，我便和叙利亚的政治犯们一同致力于推动人权的工作，因此在那时我便认为当局会对2011年的革命进行镇压。但我没有预料到恐怖主义势力在叙利亚的快速蔓延，以及我对阿萨德会如突尼斯和埃及的专制统治者快速倒台太过乐观。

在埃及，军方控制着政权，穆巴拉克只是他们的门面。所以对军方而言牺牲穆巴拉克以维护军政府地位不是一件难事。突尼斯的情况与埃及十分类似，本•阿里成为了军方的牺牲品。尽管国家向民主制度转型，但过去的统治阶层时刻等待着重掌大权。叙利亚的情况有所不同，在叙利亚，国家元首即为国家的实际掌权者。权力被牢牢掌握在阿萨德家族的手中。此外，当局还大打“宗教牌”—他们主要由占少数的阿拉维派组成，因此他们能得到其他少数教派的支持以抑制占绝对多数的逊尼派势力，而多数派时刻面临着被屠杀。当局也得到了俄罗斯和伊朗的支持，这两个国家随时会干预叙利亚局势以存续阿萨德政权。

普京与巴沙尔·阿萨德于2021年9月13日在克里姆林宫开展会谈。图源：迈克尔·克里门提夫，法新社

在阿萨德的艰难关头，俄罗斯的支持是否对支持阿萨德发挥了重要作用？

俄罗斯和伊朗都会在阿萨德政权行将倒台以及革命行将成功之时干预叙利亚局势，以支撑阿萨德政权。伊朗为叙利亚提供了大量经济和财政上的支持，并向叙利亚派遣了大量民兵。这使得叙利亚的冲突上升到了宗教层面，因为这些由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民兵在同占叙利亚大多数的逊尼派作战。2013年伊朗更是直接下场，使得叙利亚当局在同反政府力量的作战中取得重大胜利。

俄罗斯为叙利亚提供的大量飞机和炸弹武器，并在国际重要会议场合中为叙利亚当局提供了巨大的政治支持。俄罗斯在2015年对叙利亚局势进行了直接的军事干预，轰炸了该国的多个地区。

如果俄罗斯和伊朗没有进行干预，阿萨德早就会被赶下台了。外国的支持和炸弹与叙利亚绝大多数人的意志为敌，维系着这个政权。

我在阅读您的著作《燃烧国度：战火与革命中的叙利亚》时，我不敢相信会有如此骇人听闻的悲剧发生。在目睹乌克兰人的悲剧后，叙利亚人民面临的暴行对我们来说更加能被感知，因此我十分关切叙利亚人民的命运。

是的，这是骇人听闻的。但这场悲剧的起点是希望和人民对于革命的信仰，因此这更是不可接受的。那场革命近乎成功。我们看到在全国范围内，人民实现自我组织、自我管理。他们组建了独立的居民委员会并亲身选举委员会成员—这是他们在数十年来首次经历民主议程。人们独立管理着学校、供水设施、卫生设施以及医院。他们创建了不受管制的报纸和电台。为鼓励妇女在革命和公共生活扮演积极角色，许多妇女中心得以建立。这些在阿萨德的极权统治之下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公民社会处处受限。公民社会对于当局而言永远是最大的威胁，因为它展现了以民主方式更迭政权是可行的。这也是革命遭遇野蛮镇压的原因。

您能讲述一下2011年以前叙利亚当局的对外政策吗？冷战期间它与苏联的关系如何？这对于叙利亚当局又有何影响？

冷战期间叙利亚当局与苏联关系亲密，即便阿萨德曾血腥残杀共产主义者。苏联支持哈菲兹•艾尔•阿萨德的统治，通过这种方式扩张其在中东的影响力以同西方阵营抗衡。苏联还为叙利亚军队提供了武器、军事训练以及情报支持。在那时有许多叙利亚人前往苏联留学。

苏联通过文化交流的策略为盟国民众灌输其意识形态。最近我和来自西非的活动家有个交流，他们也提到苏联通过类似的手段支持他们国家的学生去苏联学习。这一代的非洲人大多支持普京在非洲的军事介入，因为他们把俄罗斯视为对抗西方和法帝国主义的堡垒。所以这个策略是奏效的。

苏联解体后，哈菲兹•艾尔•阿萨德很快便转向海湾国家，并通过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以吸引海湾国家的投资者。但叙利亚与俄罗斯的良好关系得以维系。普京上台后，他想要重现俄国在中东的势力范围，并把中东视为对抗西方的重要地缘筹码。

我并不认为俄罗斯和叙利亚当局有什么意识形态方面的关联，也不认为叙利亚是俄罗斯的亲密伙伴。我认为俄罗斯把支持叙利亚视为对抗西方影响力的手段，并且在当今的叙利亚俄罗斯比西方国家更有影响力。

母亲和孩子在被炸毁的学校中避难。他们没能在附近的联合国难民营中得到居住的帐篷。图片摄于2020年4月的宾尼什镇。图源：穆罕默德·扎耶特

我认为俄罗斯通过其“全球南方计划”散播其意识形态。我在维也纳的一个医生是叙利亚人，他会特别接纳来自乌克兰的病人，因为他自己会说俄语。我和这位医生进行了一场政治对话并互相交流了共识。但有件事情很有趣：他曾在俄国学习，并在那里掌握了俄语。但在这之后他的祖国经历了来自俄罗斯的军事干预和轰炸。因此我在想，现在的叙利亚人是怎样看待俄罗斯的？

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你的提问对象。叙利亚的建制派会视俄罗斯为盟友，但即便在这一阵营内部也有人在担心外部干涉可能带来的后果，不管这一干涉来自俄罗斯还是伊朗。

但对剩下的叙利亚民众而言，俄罗斯是一股帝国主义势力。俄罗斯对法西斯专制当局的支持助长了针对叙利亚人民的种族灭绝。俄罗斯的空袭摧毁了叙利亚的大片地区，尤其是反对派占领地区的民用基础设施，如医院。俄罗斯也从中赚取了大量回报，比如石油和天然气的合同。克里姆林宫的寡头企业“天然气建筑与输送公司”被准许在接下来的50年内攫取该国磷酸盐产业70%的营收额，因为叙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磷酸盐储存国之一。俄罗斯在叙利亚建立了军事基地，而现在俄罗斯的国庆节在叙利亚同样成为了节日。

除了军事支持外，俄罗斯还向叙利亚当局提供政治支持。在国际舞台上，俄罗斯与叙利亚的关系如同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安理会任何对叙利亚当局不利的决议都会被俄罗斯一票否决。俄罗斯对叙利亚的政治保护阻碍了国际社会介入与政府自身安全以外的和平实现的可能性。俄罗斯对“和平条款”的落实十分积极，但这些并不是真的和平条款。这些条款想强迫叙利亚人民屈服于强权。

你刚刚提到不同的叙利亚人有不同的观点。现在叙利亚在很大程度上与伊斯兰圣战主义和宗教冲突相关联。但叙利亚革命最初作为大规模的民主示威实际上团结了来自不同民族与宗教信仰背景的市民。所以在不同程度上叙利亚当今的国家碎片化和宗教冲突应归咎于谁？当局“分而治之”的政策？圣战分子？反对派在组建一个超越偏见和狭隘私利的团结阵线上的无能为力？

我需要澄清一下叙利亚高层的政治结构：阿萨德家族来自阿拉维派，这是叙利亚的少数派。叙利亚人口的绝大多数有逊尼派穆斯林组成，但叙利亚同样有什叶派、基督徒、德鲁兹派等等。起义开始时是一场非常多元的政治运动。它囊括了来自不同性别、所有社会阶层、不同宗教团体和民族的人。很多人尝试不让起义陷入宗教漩涡。抗议者们呼吁着全体叙利亚人的团结，挥舞着抗议标识和旗帜以吸引少数群体的加入，等等。

2011年3月25日，德拉、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的抗议者上街要求政治改革与释放政治犯。之后他们遭遇了政府残酷的迫害与镇压。图源：阿里·哈吉·苏莱曼，半岛电视台

显然，一场民主化、世俗化的政治运动对于阿萨德政权来说是巨大的威胁，因为运动会获得国际支持。因此阿萨德政权不得不把政治冲突宗教化、伊斯兰化。这是一场蓄意策划的“宗教工程”。例如，2011年至2012年间，当局抓捕和拘押了大量和平民主的示威者，同时又从监狱中释放了许多伊斯兰极端分子。许多被释放者后来成为了一些宗教旅的头目。例如，被释放者中包括哈桑•阿布德，“沙姆解放组织”的创建者之一。还包括扎赫兰•阿卢什，他是“伊斯兰救世军”的一位领导人。其他被释放者则不乏后来成为努斯拉阵线（基地组织的附属组织）和“伊斯兰国”头目者。

当局这样做的目的是同时向国内和国外发出政治信号。对外当局可以宣称：看，这是反恐战争的一部分，我们在同伊斯兰极端分子作战。你可能不喜欢我，但那些人比我们糟糕十倍。对内，当局对诸如阿拉维派和基督徒等少数群体可以同样宣称：你可能不喜欢我，但我的对手更加可怕。如果这些伊斯兰极端分子掌权，少数群体将不再安全。

所以这个策略在国内外都十分奏效。当局还向逊尼派社区派出阿拉维派军事组织“沙比哈”并开展屠杀，从而激化宗教冲突。这使得逊尼派信徒占领阿拉维社区和什叶派社区并开展同样的屠杀。这个策略在机缘巧合下也奏效了—报复行动无处不在。

但正如你所说的，这是一种“分而治之”的手段。悲剧的是，现在许多少数群体虽然事实上不支持当局，但认为在当局统治下比被反对派统治要更安全。随着时间流逝，尤其是在伊朗的干涉下，这场冲突的宗教色彩日益浓厚。

革命军事化对革命有何影响？革命有没有别的出路？

首先，我必须承认革命的军事化是不可避免的。当局动用暴力手段镇压反对派，人民不得不拿起武器保卫自己和社区。这是一场关乎生存的斗争。如果当局试图对市民展开屠杀，那么和平抗争是远远不够的。

2012年8月17日，一名叙利亚自由军战士在阿勒颇中心的萨拉赫丁街区寻找掩体，此时坦克正在炮击街边的建筑物。图源：戈兰·托马舍维奇，路透社

但革命的军事化也会带来一系列问题。这会使得原先革命的基石—社区工作者和城市活动家被边缘化。军事化还会增强军阀和威权组织的势力，并使得境外势力通过提供武器干涉运动成为可能。这些人以个人私利而非整体革命队伍的利益为中心。

因此除了军事化外，我们还有别的出路。那就是向顶着轰炸仍在重建社区的民主反对派们提供支持。如果这些人得到了他们应得的帮助，那么军事组织便不会那么地占上风，市民抵抗力量也会有更强的力量。

左翼势力在叙利亚革命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我知道叙利亚有许多知名的左翼活动家，如亚辛•艾尔•哈吉•萨利赫、里亚德•阿尔图克、奥马尔•阿齐兹等。你能谈谈左翼的情况吗？

叙利亚不存在规模化和组织化的独立左翼团体。原因有二：首先，阿萨德政权镇压了所有独立左翼分子，这些人不是被投入监狱就是被迫流亡。然后当局拉拢了以叙利亚共产党为代表的传统左翼力量加入了全国进步阵线。这是一个政党联盟，但总体上这不过是没有任何政治参与的橡皮图章。一切政治都在总统和复兴党的掌控之下。其次，叙利亚以小型商业活动为主的经济结构导致了工人阶级力量的薄弱，因此工人文化和工人政党在叙利亚政治生态中是缺位的。

所以叙利亚的确没有成规模组织的独立左翼团体形成的条件，除了由里亚德•阿尔图克领导的从叙利亚共产党中分裂出来的小型政党，以及一些饱受迫害的库尔德政党。革命爆发时，许多年轻的左翼人士退出了叙利亚共产党，加入了革命队伍。他们直言道左翼同志们（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背叛了叙利亚人民。由此形成了许多小的革命团体以及一些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如亚辛•艾尔•哈吉•萨利赫以及奥马尔•阿齐兹，而正是这些知识分子提出了反对派应建立居委会以实现自我管理的构想。阿齐兹最后被逮捕并死在了监狱中，而萨利赫则逃离了叙利亚，至今仍在流亡之中。

你认为叙利亚左翼未成组织的现状构成叙利亚革命缺乏团结和欧美左翼支持的原因吗？

这是一个原因。但欧美左翼简单的无知也是一个原因。例如，几年前来自世界各地的工会成员和“左翼人士”一同来到叙利亚用行动支持叙利亚当局。他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独立的左翼活动家在叙利亚被打压，而叙利亚的独立工会根本不存在！

西方左翼总体上并没能支持叙利亚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些西方左翼有很强的“阵营主义”观念。这些所谓的反帝国主义者认为只有美国和西方是帝国主义势力，他们并没有看到诸如俄罗斯和伊朗等其他帝国主义势力的存在。他们把叙利亚当局错误地视为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堡垒，因此去支持它。他们并没有听到叙利亚底层人民的声音，传播了许多关于当前局势的错误信息，甚至否认了当局执行的化学武器屠杀，撇清了当局的一切责任。

2014年1月31日，流离失所的叙利亚难民在大马士革南部拥挤的雅尔矛克难民营等着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发放食物。图源：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路透社

这似乎同乌克兰的剧本十分相似。叙利亚革命的支持者大多表达了对巴勒斯坦人的支持，你也参署了一封对加沙人民表达支持的联名信。请问叙利亚民主派与巴勒斯坦人的关系是怎样，特别考虑到巴勒斯坦左翼具有这种阵营主义的思想？

自从2023年10月7日以来，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叙利亚人站出来表示同巴勒斯坦人站在一起。这不仅是口头上的支持，在每周五主麻日同时也是反对当局的集会中，人们挥舞着巴勒斯坦国旗，并在墙上涂上支持巴勒斯坦的涂鸦。在伊德利卜，人们把中央广场命名为加沙广场，并涂上巴勒斯坦国旗图案。

叙利亚人认为自己的命运同巴勒斯坦人息息相关。我们在历史上便一衣带水，巴勒斯坦、叙利亚、约旦和黎巴嫩在沙姆地区都是相连的。我们的文化是相似的。此外，对巴勒斯坦人生存空间的挤压是穆斯林和阿拉伯世界的重要议题，因为巴勒斯坦人所遭遇的如此的不公，而叙利亚当局也通过支持巴勒斯坦提升了在本国人民中的支持度。

巴勒斯坦人自叙利亚革命爆发后也同我们站在一起—这是我在加沙的亲眼所见。但也有许多巴勒斯坦人掉入了阵营主义政治的陷阱。许多巴勒斯坦人，尤其是西方的巴勒斯坦支持者，都在诽谤和贬损叙利亚革命并支持当局。现在美国校园支持巴勒斯坦的游行中便有人挥舞着由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旗帜，将它视为抵抗以色列的一份子。真主党曾积极参与对叙利亚人的屠杀，包围反对派控制地区以制造饥荒，这和以色列现在在加沙的所作所为是一致的。这些势力都不能解放的同盟者。

我们的统一战线必须基于普世价值而不是地缘冲突，也必须基于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和社会正义，否则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就像先前你所提到的叙利亚民主革命者关于声援巴勒斯坦的声明中所说的：“共同和多元的统一战线是必要的，我们的斗争是合一的，我们每个人的自由都建立在其他人的自由之上。”

2017年6月20日叙利亚的多玛城，女孩们在NGO的帮助下在一栋废弃建筑吃上了开斋饭。图源：巴萨姆·卡比赫

你能告诉我们更多关于阿拉伯世界左翼阵营的情况吗？

一般情况下，阿拉伯政治势力可划分为三类：伊斯兰主义，阿拉伯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左翼势力。许多无法诉诸伊斯兰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维护自身权益者（如叙利亚的少数民族）会成为左翼人士。

全球范围内的左翼也可以进行类似的划分。传统的阿拉伯左翼陷入了阵营主义二分法的陷阱，认为美帝国主义和以色列是他们的最终敌人。许多人因此支持阿萨德独裁政权，并把阿萨德政权视为“抵抗之弧”的一部分。当然，这些人中也有反对威权的例外，比如我们先前提到的阿尔图克，以及其他为自由民主而战的斗士。但从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对局势有着更加完备和贴合实际的看法。他们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同一切压迫者为敌，并同一切为尊严而战之人站在一起。即便我们面临着强大的反革命暴力势力，以及我们目前为止是失败的、无组织的和受创伤的，我们对新一代仍怀有莫大期许。

俄乌战争是如何影响到叙利亚的？

有很多叙利亚人前去支援乌克兰人民。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我认为在很多方面两个人民的斗争是同一的。我们在俄罗斯都有共同的敌人，在军事冲突前我们都曾经历过人民起义，并且我们都得应对我提到的阵营主义问题—我们的抗争遭遇贬损，我们的敌人得到了舆论支持。正是我们共同的创伤将我们结为统一战线。许多叙利亚人都前往乌克兰参加军事行动，并在战争之初为乌克兰人带去了许多实用的建议，例如如何在俄罗斯的“双重袭击”中保护自己—这是俄国人十分喜欢的屠杀占领地区平民的战术，也即一轮轰炸过后，待救援人员进入后立即开展二轮轰炸。并且我也知道许多乌克兰人同叙利亚人结为一体。当曾在叙利亚犯下战争罪行的俄罗斯将军被乌克兰军人杀死后，叙利亚人欢欣鼓舞—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复仇的滋味。我们希望乌克兰终有一天会从俄帝国主义获得光复，我们也希望叙利亚终有一天也会得到解放。

但从更大的视域来看，俄乌战争并没能深刻影响叙利亚。俄罗斯的确从叙利亚调动一部分兵力前往乌克兰，但这从长远来看并未带来多大改变，因为叙利亚大部分大规模战役已经结束了。

俄罗斯军队在叙利亚。图源：塔斯社

我们试图向全世界说明击败俄罗斯的重要性，尤其因为乌克兰并不是俄罗斯首个袭击目标。在乌克兰之前还有叙利亚、格鲁吉亚和车臣。而这些战争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因此我们应订立反对帝国主义的团结声明，这份声明应使得乌克兰战士愿意为保卫叙利亚而战，反之亦然。你认为这有可能发生吗？

我们必须推动这发生。不论是历史上还是今日，对俄罗斯帝国主义性质的认识一直是缺位的。很多西方人对俄罗斯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认识不足：你只需要看看地图上俄罗斯的版图，你就会明白这个国家建立在殖民征服之上。我们必须挑战人们西方中心论的世界观，否则我们无法解决我们当今遭遇的全球性问题。

对外部世界来说，叙利亚革命似乎是失败的。但去年8月，叙利亚南部掀起了新的抗议浪潮。您如何评估当今的叙利亚局势，以及阿萨德最终倒台的希望如何？

在诸如伊德利卜省和一些叙利亚南部地区等未被阿萨德政府控制的地区，以周为单位的反政府游行仍在延续直至今日。这表明人民并没有放弃革命的价值和诉求。

自八月来，南部的苏韦达省爆发了起义。这十分有趣，因为该省主要由德鲁兹人组成，而这些人在革命开始时选择了中立。他们没有参与革命，他们也没有支持当局。但过去的这些年来经济形势剧变、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因此人们走上街头抗议。现在他们明确呼吁政权倒台，并同其他地区的人民一同争取自由—他们和伊德利卜的人们站在了一起，因此他们遭到了复兴党和其他政府官员的攻击。德鲁兹人是少数群体，因此当局并没有像对待逊尼派地区的人们一样开展大规模屠杀和抓捕。原因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当局想要将自己标榜为“少数民族的保护者”，因此抗议得以延续至今。

叙利亚北部最近爆发了反对沙姆解放组织（前身是努斯拉阵线）的起义，沙姆解放组织是一个拥有强大力量的伊斯兰极权军事组织，他们控制了叙利亚的西北部。很明显叙利亚人民拒绝一切形式的极权主义—不管是当局还是其他团体。我们仍在为自由民主而抗争。

这是基地组织分支努斯拉阵线表示胜利攻占村镇的手势，此时他们已经控制了伊德利卜南部农村的反叛地区。图源：塔希尔·阿沙维，路透社

你曾写到叙利亚革命爆发多年，希望愈发渺茫。当我阅读你的书时，我感到心痛，因为似乎没有什么事情是做得到的，叙利亚也无法得到如巴勒斯坦一般多的国际支持。你这些年是如何从阴霾中度过的？我认为对于乌克兰人而言，您的视角尤为关键。

过去这些年对叙利亚人来说是一种创伤。我们的家园被摧毁，我们心爱之人被拘捕、杀害或流亡。那些流亡者面临着敌意、暴力乃至遭遇当局武力威胁回国。现在国际世界试图洗白这些给人民造成痛苦的暴君。很多时候坚持抗争是很困难的，但我们又能做什么呢？现状不改变，我们便不能停止抗争。

国内的叙利亚人没有放弃抗争。我们这些国外的人也应当继续支持他们，唤醒国际社会对叙利亚现状的认识。我们有在遥远的国度自由呼吸的特权。更重要的是，我们有能力组织并与其他地区的抗争者建立联系—正如我们试图在这场对话中所做的一样。

过去的十五年间，我和世界上的许多人都建立了联系。许多人出于我们先前所谈到的原因，感觉自己被主流的左翼话语体系所排斥。这也激励我继续同这些人联络，继续同志同道合的人在社群里开展工作，尝试构建国际主义新的图景。这些人来自边缘群体，他们关注个体而非宏大叙事，反对一切形式的极权主义和帝国主义。希望在未来我们能一同参与新的运动。

受访者：玛利亚·申卡连科

采访者：卡捷琳娜·格里塞塔瓦

译者简介：沈瑾阳，国政专业在读，不知名服务业从业者

文章信源：下议院（Commons）

信源简介：《Commons》社会批评杂志是一家涉及经济、政治、历史和文化题材的乌克兰左翼媒体，成立于2009年。与其他乌克兰媒体的区别在于对社会问题的结构性原因和唯物主义观点的关注。其编辑部持有平等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观点。这就是为什么该媒体经常讨论如何改变社会，使剥削、不平等和歧视不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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