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D.万斯被选为唐纳德·特朗普的竞选搭档，这让许多民主党人感到不安。他与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的“2025计划”的策划者关系密切，该计划旨在清除大批公务员。他与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伊隆·马斯克（Elon Musk）和亚历克斯·琼斯（Alex Jones）关系友好，并警告说出生率下降和移民增加。考虑到万斯在2016年凭借《乡下人的悲歌》一书成为建制自由派的宠儿，并因对唐纳德·特朗普对白人工人阶级的吸引力做出了权威解释而广受赞誉，这一切都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事实上，万斯在2016年是一位著名的“永不特朗普”人士，他告诉他的前室友，唐纳德·特朗普是“美国的希特勒”，并公开宣布他将投票给第三方。

2016年，自由派最喜欢的保守派现在却与极右翼结盟，这说明了什么？

万斯从自由派宠儿到反动的新法西斯分子的政治转变（如果这真的算转变的话）很容易被简单地归结为不受约束的政治野心和对权力的渴望。更大的问题是，2016年自由派最宠爱的保守派现在与强硬右翼结盟，这揭示了美国政治更深层次的病态——最重要的是，自由派梦想找到一个“负责任的保守派”与之交锋，以使美国民主稳定，免受党派极端主义的影响。

与大多数政治类别一样，这个术语的含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变化，但总的来说，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负责任的保守派”就是自由主义者认为是美国政治秩序中合法组成部分的右翼人士。从这个意义上说，负责任的保守主义从根本上说是自由主义政治想象力的产物。“负责任的保守主义者”既不是法西斯主义者，也不是反动派，而是对美国自由主义，尤其是左翼的过度行为提出深思熟虑的批评的人。

这一类别是流动的，反映了人们对正式可接受的政治观念不断变化的自由主义观点。在20世纪50年代，自由主义者认为小威廉·F·巴克利是一个危险的反动分子；到了1970年，尽管他有着大致相同的实质性政治承诺，但他却被自由派机构视为一个负责任的保守派，他们害怕新左派的挑战。罗纳德·里根在1960年代被贴上危险极端分子的标签，却在1980年代被那些在1950年代谴责巴克利的知识分子奉为负责任的保守派，其中大部分人在这期间成为了新保守主义者。

但与精英阶层和脱离现实的自由派不同，“负责任的保守派”即使出身于耶鲁俱乐部，也了解美国政治的深层真相。毕竟，没有什么比持续赢得选举更负责任的了。

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负责任的保守派”几乎是一个同义反复的词。保守派气质就是冷静、负责和资产阶级。1918年，佛罗里达州一家银行在广告中称自己是“负责任、保守和进步”的机构，大概意思是说，它是一个务实且规避风险的组织，同时密切关注市场的动态。

在自由派的想象中，“负责任的保守派”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而是对左翼的过激行为提出深思熟虑的批评。

但作为一个独特的政治类别，这种类型只是在20世纪30年代才开始出现，以区分保守派和法西斯主义者。1930年7月，《纽约先驱论坛报》将保罗·冯·兴登堡及其支持者称为“清醒且负责任的保守派”，以区别于纳粹及其盟友。到了20世纪40年代，“负责任的保守派”（或更少见的“可敬的保守派”）在美国政治话语中简称为“右翼但非纳粹”。这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完全分离——1941年，《纽约时报》的一位读者哀叹道，美国纳粹“躲在更受人尊敬的保守派背后”——但“负责任的保守派”是自由民主的合法组成部分，不应背负与纳粹主义同样的政治污名。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以及1946年新政联盟的首次全面失败促使自由派进行了一系列反思，即是否需要负责任的保守主义来缓和美国自由主义者的改革议程，同时又不削弱新政。也许没有比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和政治评论家小阿瑟·J·施莱辛格更坚定地拥护这一观点的人了，他是自由派反共团体“美国民主行动”（ADA）的创始人之一。他1949年的著作《生命中心》实际上就是ADA的宣言，书中重点阐述了共产主义带来的“极权主义”挑战的危险，以及需要一种强大、有力和激进的自由主义来对抗这种威胁，特别是在海外。施莱辛格还感叹道，美国保守主义缺乏丘吉尔式的领袖——一位具有远见卓识、老练睿智、能够认清共产主义威胁的老派领袖。施莱辛格认为，美国保守派只是“商人”，只关注短期利益，而非长期社会稳定。虽然他承认资本主义是积极有益的，但他不相信商业阶层有能力捍卫资本主义。

施莱辛格并不认为负责任的保守主义能够取代自由主义霸权——因为保守主义之所以负责任，是因为它接受自1933年以来美国社会的变化，只是试图减缓改革的步伐。他在1950年《纽约时报》上写道：“保守派与反动派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真正的保守派认为，变革的过程是渐进和有机的。……但他深知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变革终将发生，而承认变革的必要性是防止其扰乱社会的最佳方式。” 施莱辛格认为，“负责任的自由主义者”宁愿看到一个强大的“负责任的保守派”政党时不时地赢得选举——这是两党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不愿看到这样的政党分崩离析，其追随者被法西斯煽动者拉拢。

与巴克利或里根不同，他们最初是“激进分子”，后来转变为“负责任的保守派”，而万斯则走了相反的道路。

施莱辛格对“负责任保守主义”的政策定义与当代自由主义并无二致。他写道，负责任保守派应该反对关税和贸易保护主义，因为提高国内生产“只会以牺牲世界经济稳定为代价”。负责任保守派应该效仿俾斯麦，支持社会福利，哪怕只是为了“收买群众，使其忠于”资本主义。施莱辛格甚至认为，负责任的保守派“必须要求迅速承认黑人的平等权利”。他承认，他本质上是在说，他的负责任保守主义方案是一种“随大流主义”——即美国保守主义应该成为美国自由主义的一种更轻松、更分散、更符合技术官僚能力的版本——但他坚持认为，这只是对二十世纪中叶的社会、政治和技术条件的理性回应。

此外，共和党中已经有政治家代表了负责任保守主义的未来，例如韦恩·莫尔斯、亨利·卡博特·洛奇和雅各布·贾维茨，他们如今被人们铭记，但更多时候，人们将他们视为自由共和党主义的化身。施莱辛格总结道，保守派必须追随这些领导人，而不是[卡尔]·芒特和[理查德]·尼克松。

在这种自负中，负责任的保守主义也意味着对冷战时期美国在全球反共行动中的热忱支持。在1951年全国大会上通过的一项决议中，美国民主党谴责俄亥俄州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Taft）与臭名昭著的威斯康星州煽动家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以及其他共和党领导人之间的“塔夫脱-麦卡锡联盟”，称他们“抛弃了负责任保守主义的角色，以变相的孤立主义和玩世不恭的煽动为基础，结成了[这个]联盟……牺牲了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然而，美国民主党的观点并不具有普遍性——一些“负责任保守主义”的支持者，如新闻记者马奎斯·查尔兹（Marquis Childs），称塔夫脱“是我们政治体系下最接近负责任保守主义的人”，尽管他反对北约和联合国。《记者》（The Reporter）是一本鹰派反共自由派杂志，它宣称尼克松是“负责任且比麦卡锡参议员更有效的选择”。

简而言之，“负责任的保守主义”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目标——保守派可以根据政治时刻的具体需求来决定是否加入这一阵营。虽然麦卡锡仍会被自由派普遍视为“不负责任”，但那些具有相同实质性政治承诺的人——尽管没有麦卡锡粗俗的美学——可能会受到尊重。

这一点在巴克利的政治转变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新右派的“坏孩子”在20世纪50年代初崭露头角时，几乎遭到了自由派乃至许多负责任的保守派的普遍鄙视。彼得·维里克（Peter Viereck）和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两人都在施莱辛格的“负责任的保守派”名单上——毫不留情地批评巴克利，前者称巴克利宣扬“最无用的老派共和党主义，比塔夫特还要右”，后者写道：“我发现这本书在事实使用上不诚实，在理论上是错误的，是对作者的侮辱。” 西摩·利普塞特（Seymour Lipset）在1955年编辑的《新美国右派》（The New American Right）一书中谴责巴克利是“麦卡锡的年轻知识分子代言人”——巴克利刚刚写了一本长达一本书的麦卡锡辩护书——并感叹道，虽然巴克利和其他新兴的保守派知识分子（如詹姆斯·伯纳姆）宣扬自由市场自由主义，但巴克利本人在《耶鲁的上帝与人》（1951）中呼吁对美国大学进行清理。

自MAGA运动兴起以来，美国自由派人士开始怀念过去那些文明、负责的言论。

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德（Richard Hofstadter）在书中并未直接提及巴克利，而是试图更广泛地理解他所称的来自右翼的“新异议”。霍夫斯塔德借用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在《权威人格》（1950）中提出的“伪保守主义”一词，试图描述和定义这十年间兴起的保守主义运动。他写道：“他们与古典意义上的温和、妥协的真正保守主义精神几乎没有共同之处。”虽然说“新的伪保守主义不过是旧的极端保守主义和旧的孤立主义”过于简单化，但也不算不准确，尽管霍夫斯塔德还特意强调，伪保守主义并非“纯粹的法西斯主义或极权主义”。

但他确实认为伪保守派是激进分子，该书的其他撰稿人，包括利普塞特、丹尼尔·贝尔和内森·格拉泽也持相同观点。 1962年，在约翰·伯奇协会崛起的推动下，该书出版了修订版和增订版，其中《国家评论》被列为极右翼出版物。反诽谤联盟主席阿诺德·福斯特（Arnold Forster）和本杰明·R·爱泼斯坦（Benjamin R. Epstein）在1964年出版的《右翼危险》（Danger on the Right）一书中将巴克利称为“极端保守派”，称他为激进右翼和负责任保守派之间的“意识形态桥梁”。

但大西洋中部口音带来的影响有多大！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巴克利已经巧妙地将自己定位为“负责任的保守派”，自由派人士可以与他就当今问题展开友好辩论。就连福斯特和爱泼斯坦也不得不承认巴克利的“吸引力、博学、魅力、智慧和机智”。尽管巴克利持续且直言不讳地支持麦卡锡，呼吁清除常春藤盟校，但他与包括施莱辛格和电视节目主持人史蒂夫·艾伦在内的主要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名人保持着友好关系，并经常与他们一起参加公开辩论。

（公平地说，巴克利在1965年还与詹姆斯·鲍德温进行了辩论，但鲍德温坚决不认为巴克利是他的朋友。巴克利的电视节目《火线》也为其赢得了机智、优雅、负责任的保守派的名声，自由派人士愿意与之对话，这是对自由派野心和自大的一种必要制衡。在新左派的反叛挑战之后，这一形象更具吸引力。史蒂夫·艾伦（Steve Allen）在1965年出版的《致保守派的一封信》（Letter to a Conservative）中强调，必须开展一场强大的保守主义运动，以恢复“美国政治对话的理性”，他还警告说，左派势力正在崛起，负责任的保守派是理智的自由派的重要盟友。

事实上，“负责任的保守派”作为一个政治术语，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失去了许多勇气，因为许多自由派人士开始向右翼靠拢，以应对新左派的叛乱。到20世纪70年代末，《新美国右翼》的大多数撰稿人都是坚定的新保守派。（霍夫斯塔德是明显的例外，他的政治倾向因1970年突然去世而中断。）保守主义运动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使得负责任保守主义的“奥弗顿窗口”发生了显著变化，巴里·戈德华特和罗纳德·里根在六十年代被谴责为危险的激进分子，如今却完全融入了美国政治的主流。

此外，自由派人士再也不能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保守派人士了。巴克利已经成长为一个不简单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对手——他凭借自身实力成为了一个强大的政治人物，特别是他与里根的密切关系。里根在1980年代多次击败民主党，取得了压倒性的政治胜利，这加剧了自由派的焦虑。讽刺的是，1986年，施莱辛格写道：“民主党人认为里根总统知道一个秘密，如果他们能知道这个秘密，他们就能像他一样受欢迎。”

施莱辛格警告民主党人不要被诱惑，不要“削减社会福利、放松管制、抛弃少数族裔、将[新政和大社会计划]丢进历史的垃圾堆，以及崇拜自由市场”。当然，民主党人并没有听从施莱辛格的建议。相反，阿尔·弗罗姆（Al From）的民主党领导委员会和克林顿政府的“第三条道路”意识形态完全接受了里根主义者的“亦步亦趋”做法——本质上，在保守派霸权时期成为“负责任的自由派”。

特朗普的崛起——尤其是在民主党本应吸取里根主义教训的时代之后——引发了自由派的又一次信任危机。自“让美国再次伟大”主义登上政治舞台以来，美国自由派中出现了明显的怀旧倾向，他们怀念过去那种文明而负责的讨论，怀念两党合作统治国会山、极左和极右都只是边缘力量的时代。本质上，这与美国民主协会在 20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阐述的观点相同——但即使美国民主协会也没有向后看。它认为这种状况是一个有待建设的政治项目。

2016年后的自由主义怀旧的陷阱让我们回到了万斯身上。当他带着《乡下人的悲歌》一炮而红时，他已经是负责任保守派的完美典范。首先，他拥有正确的资历：退伍军人、耶鲁法学院毕业生、企业律师，成功游走于（据称）硅谷的极左翼世界。与百万富翁之子、耶鲁校友巴克利不同，万斯确实出身于贫困家庭。自由派人士甚至认为他的故事证明了美国政治和经济体系从根本上是有效的。万斯认为，白人农村贫困源于懒惰和依赖福利的文化，这不过是将关于黑人和棕色人种的老生常谈套用在贫困的白人身上。尽管建制派人士纷纷声称《乡下人的悲歌》解释了特朗普主义，但万斯提出的观点基本上是标准的共和党主义，并完全被自由派精英所接受。就连巴克利都没有一部罗恩·霍华德的电影。

万斯可能再次被塑造成一个负责任的人。毕竟，没有什么比持续赢得选举更负责任的了。

至少到目前为止，万斯政治生涯的新颖之处在于，他不像巴克利或里根那样，起初是“激进分子”，后来才转变为自由派眼中的“负责任的保守派”。他本可以以温和派共和党人甚至保守派民主党人的身份（千禧一代的乔·曼钦）赢得政治声誉。但如今，无论是温和派共和党人还是保守派民主党人，在国家政治中都没有什么前途。

事实上，万斯从未远离极右翼。他在硅谷的导师是彼得·泰尔，后者是当今美国政坛最具影响力的右翼权力经纪人之一。在他成为亿万富翁之前，泰尔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斯坦福大学的多元神话：多元文化与不宽容的政治》，2009年，也就是万斯加入他的阵营之前，他写道，他不再相信“自由与民主是兼容的”。至于万斯在7月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民粹主义言论，一些评论家将其解读为共和党向亲工人派转变的信号，但事实是，这更像极右翼约翰·伯奇协会和自由游说团在20世纪70年代的反垄断言论。 就此而言，生产者与寄生虫的言论完全符合《乡下人的悲歌》的论点。

万斯敏锐地意识到，至少在自由派的叙事中，国家政治霸权再次发生了转变。不再是里根的时代，而是特朗普的时代。尽管万斯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讲充满危险和不自由的气息——特别是在出生率和移民问题上——但只要你能用政治胜利来支持它，从长远来看，为树立“负责任”的形象付出的政治代价微乎其微。如果万斯能够再次说服自由派人士，让他们相信他掌握了一个秘密——如果他们能够再次从他那里得知这个秘密，他们也能像他一样受欢迎——那么就没有理由认为他不能再次被塑造成一个“负责任的保守派”。因为最终决定权还是在自由派人士手中。

作者简介：大卫·奥斯汀·沃尔什（David Austin Walsh）是耶鲁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员，著有《夺回美国：保守主义运动与极右翼》。

文章信源：波士顿评论Boston Review

媒体介绍：《波士顿评论》于1975年由胡安·阿隆索、理查德·布尔金和安妮塔·西尔维创立，当时名为《新波士顿评论》。波士顿评论是一个政治和文学论坛——一个讨论思想和文化的公共空间。独立且非营利，充满希望并致力于平等，其相信集体推理和想象力的力量可以创造一个更加公正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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